孙明春等：数字平台对就业的促进作用及面临的挑战|孙明春_新浪财经

转自：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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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数字平台的快速发展，创造和带动了数以亿计的就业机会，不只是推动中国经济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力量，也在稳增长、促就业、惠民生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经济增速下行、市场需求不足的宏观背景下，大量劳动力涌入平台经济就业领域，也带来了一定程度的非充分就业或就业不足问题。同时，灵活就业者的失业救济和其他社会保障不足等问题仍待解决。本文建议：

（1）加大逆周期宏观调控政策的力度，推动经济实现全面可持续复苏，从总体上提升劳动力需求，从根本上缓解就业压力。

（2）完善对灵活就业者的社会保障机制，建立更加普惠的失业救助体系。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健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社保制度，扩大失业、工伤、生育保险覆盖面”，显示了中央对上述问题的高度重视，有必要抓紧贯彻落实。

（3）倡导ESG理念，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孙明春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成员、香港中国金融协会副主席；陈维宣，腾讯研究院研究员；陈亦新，腾讯集团商业分析经理

*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CF40及作者所在机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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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平台对就业的促进

作用及面临的挑战

文 | 孙明春陈维宣陈亦新

在当前的宏观经济背景下，数字平台不仅创造了数以亿计的灵活就业机会，而且极具包容性，成为稳增长、促就业、惠民生的重要抓手。不过，在经济增速下行、劳动力需求疲弱的情况下，大量灵活就业者涌入就业门槛较低的特定行业或领域，也会导致就业不足(“非充分就业”)和过度竞争（“内卷”）等问题。因此，要从根本上缓解就业压力，需要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平台企业上下配合，多管齐下，共同推动中国经济与劳动力市场的可持续复苏。

11月2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要“指导平台企业依法规范用工，更好发挥平台经济对促进就业的重要作用”。当前，数字平台不只是推动中国经济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力量，也成为稳增长、促就业、惠民生的重要抓手。

一方面，依托其平台网络和生态体系，数字平台直接创造和间接带动了数以亿计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利用先进的科技手段，数字平台给创业者和劳动者赋能，降低了创业难度和就业门槛，催生了诸多以灵活就业为特征的新就业形态，拓宽了就业渠道，增加了收入来源，对推动共同富裕和包容性发展做出了贡献。

一、数字平台直接创造和间接带动了数以亿计的就业

与传统企业不同，数字平台创造就业并不局限于平台企业自身，而是从三个层面直接创造和间接带动了更广泛的就业。这三个层面是：平台企业自身、平台上的商户以及平台生态体系的参与者。表1列举了国内具有代表性的十个数字平台，展示了它们在这三个层面直接创造和间接带动的各种就业岗位。

表1. 数字平台创造就业的三个层面：代表性平台示例

经过多年发展，许多数字平台已吸引了数以百万计（甚至上亿）的商户，并通过这些商户的上下游产业链形成了更为庞大的生态体系，创造和带动了数以亿计的就业机会。以电商平台为例，根据商务部发布的《中国电子商务报告2022》，2022年，全国电商领域就业达6937万人，比2014年增长了1.6倍（表2）。另据测算，2022年，仅微信生态创造和带动的就业机会就达5017万个，阿里巴巴数字生态体系所创造和带动的就业机会达7309万个；2023年，快手平台创造和带动的就业机会达4022万个（表2）。

表2列举了10家研究机构对数字平台创造就业的测算，其结果在1500万至2亿之间。由于研究的角度、范围、方法各不相同，这些测算的结果并不可比，也不一定准确，更不能简单加总。但保守估计，数字平台所创造和带动的就业总数至少在1亿人以上。

表2. 数字平台创造就业的规模估算

二、数字平台推广了灵活就业模式，缓解了失业压力

依托自身庞大的用户基础和网络效应、以及移动通信、卫星定位等技术手段，数字平台催生了众多“新商业模式”，令共享经济、零工经济、粉丝经济等“新经济形态”成为可能，也创造了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代驾司机、短视频/直播主播等“新就业形态”，既增加了灵活就业及兼职工作机会，也为失业群体再就业拓宽了渠道。

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所做的《第九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2022年，全国从事“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已达8400万人（表2），占全国职工总数的21%、全国就业人口的11%。另据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灵活用工发展报告》，2021年，全国灵活就业者已达2亿人。虽然并非所有的灵活就业机会都是数字平台创造的，但许多劳动者都是通过用工企业自身的数字平台（如外卖、网约车平台等）或第三方服务商的数字平台（如招聘、外包平台等）寻找和匹配到相关就业机会的。

2020年来，受疫情冲击、房地产市场下跌等因素影响，中国经济增速下滑，失业压力上升。在此背景下，数字平台所创造和带动的各类灵活就业形式，给失业者提供了低门槛的再就业机会，拓宽了收入来源，大大减轻了此类人群的生活压力。

以网约车司机为例，截至2024年9月，交通运输部已累计颁发网约车驾驶员证740万本、网约车车辆运输证317万本，分别是2020年12月的2.6倍和2.8倍（图1）。这表明，大量劳动者以全职或兼职方式进入网约车行业，增加了就业机会和收入来源。许多网约车司机是下岗再就业者。例如，在滴滴平台上，“有20.4%的专职司机是由于下岗、失业等原因从事网约车工作。同时，还有19.9%的司机属于短期失业者，他们通过从事网约车行业平稳度过了就业转换期。”[1]

灵活就业机会的大量涌现不但减少了失业，也缩短了失业者的失业时长。根据暨南大学与智联招聘联合发布的《2023中国新型灵活就业报告》，近一半（49.6%）的新型灵活就业求职者可在20天内找到工作，与传统就业形态的求职者相比，该比例高出9个百分点[2]。

另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2年，84%的城镇失业人员失业时长不超过半年，而这一比例在10年前只有32%（图2）；其中，30%的失业者的失业时长在1个月以内，该比例也显著高于10年前的4.6%。失业时长大幅度下降，很大程度上受益于数字平台创造的大量灵活就业机会，这也从宏观数据层面佐证了暨南大学的研究发现。

图1. 交通运输部颁发的网约车驾驶员证

和车辆运输证数量

数据来源：交通运输部

图2. 城镇失业人员失业持续时间分布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10-2023年）

此外，数字平台提供的灵活就业机会也令兼职工作成为可能（或更为便利）。以外卖骑手为例，在美团平台上，35%的骑手除配送收入外，还有其他收入来源（如企事业单位、个体经营等）[3]；在饿了么的骑手端平台“蜂鸟”上，“56%的骑手拥有第二职业，其中26%是小微创业者、21%为技术工人”[4]。在饿了么平台上，37%的骑手有外卖之外的本职工作[5]。

以上数据显示，在经济下行周期，数字平台通过创造大量灵活就业和兼职岗位，对缓解就业压力、缩短失业时长、拓宽收入渠道、改善劳动者福利做出了贡献，成为维护经济与社会稳定的重要“稳定器”。

三、数字平台提升了就业的公平性和包容性

数字平台不但创造和带动了大量就业，也提升了就业的公平性和包容性。具体来说，这体现在三个方面。

3.1 数字平台拓宽了求职渠道，提升了就业的公平性

作为一个“双边网络”或“多边网络”，数字平台为劳动者提供了一站式的、高度透明的招聘信息平台，大幅提升了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匹配效率。有些数字平台本身就是招聘机构（如前程无忧、智联招聘、BOSS直聘等），是求职者与雇主聚集的“双边网络”平台，不但显著降低了劳动者获取就业信息的成本，也提高了求职和就业的公平性。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9年，48.2%的城镇劳动者委托亲友介绍工作，仅有18.5%的劳动者通过招聘网站/广告来求职（图3）。到2022年，前者比例已下降到41.9%，后者的比例则上升到26.1%。相对于委托亲友介绍工作，通过招聘网站/广告求职不但效率更高、机会更广，也更加公平。这一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数字平台的快速发展。

对于缺乏工作经历（尤其是首次就业）的青年劳动力来说，委托亲友介绍工作令很多年轻人“输在起跑线上”，是就业不公平的一个重要表现。2019年，在20-24岁的青年劳动者中，委托亲友介绍工作的占23.3%，通过招聘网站/广告的求职者占27.1%（图4）；到2022年，前者已下降到15.3%，而后者则上升到36.1%，足见数字平台的发展和普及对促进平等就业所做的贡献。

图3. 城镇劳动力求职的主要渠道占比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19-2023年）

图4. 20-24岁城镇青年劳动力求职的主要渠道占比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19-2023年）

3.2 数字平台为创业者技术赋能，降低了创业门槛

有人担忧，数字平台会加剧不同群体之间在就业方面的数字鸿沟。但事实恰恰相反。平台企业雇佣了大量高学历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才，设计开发出简便易用的应用程序，化繁为简，化难为易，为平台上的商家和生态体系的参与者实现了技术赋能（如短视频制作“一键成片”工具等）[6]，降低了低学历人群的创业难度与就业门槛，对推动共同富裕与包容性发展做出了贡献。

例如，2022年，在微信的小程序、公众号和视频号等三个平台上，35岁及以下从业人员所占比例分别为73.4%、56.7%、50.0%，大学本科以下学历从业人群分别为41.4%、31.4%和62.6%[7]。在抖音电商的“三农带货达人”中，45%为90后，还有6%为18岁以上的00后人群[8]。显然，数字平台为缺乏营销和管理经验的创业者和经营者解除了后顾之忧，这对年轻和低学历的创业者尤其重要。

3.3 数字平台助力人才返乡创业，推动了城乡均衡发展

通过构建仓储、物流、移动支付等网络，数字平台还为农村和中西部偏远地区的商户解除了基础设施瓶颈，降低了运营成本和创业门槛，激励众多人才返乡创业、就业，推动了区域间的平衡发展。

近几年，数字平台企业纷纷推出助农计划，如阿里巴巴的“互联网+脱贫”实践、腾讯的“丰收好物计划”、抖音的“山货上头条”项目、拼多多的“新新农人”体系等，直接连接消费者与产品原产地，提高了销量，扩大了农民收入与农村就业。

受其影响及推动，近年来，我国返乡创业及就业人数快速增长，2021年达1120万人，其中一半以上涉及互联网技术[9]。对微信生态的调研数据也显示，2022年，通过视频号、公众号和小程序从业的人员中，分别有14.4%、18.9%和33.0%的工作地为县城、乡镇及农村[10]，对推动实现城乡均衡发展做出了贡献。

四、灵活就业者面临就业不足及社会保障缺失的挑战

毋庸讳言，许多劳动者虽然通过数字平台获得了难得的就业机会，但也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4.1就业不足（非充分就业）

数字平台虽然为失业下岗人员提供了大量的灵活就业机会，但在市场需求没有同步增长的情况下，大量劳动力涌入就业门槛较低的特定行业或领域，也会导致非充分就业或就业不足（underemployment）的问题，即劳动者在其选定的工作领域无法获得足够工作量和足够收入，因此不得不延长工作时间或兼职工作。

以网约车为例，近年来，在网约车乘车需求总量增长有限的情况下，网约车供应的大幅增加引发了就业不足的问题。根据交通运输部数据，截至2024年9月，网约车的人均订单数和车均订单数分别下降到每月134单/人和312单/车（相当于每天4.3单/人和10.1单/车），比2020年12月分别下降了52%和57%。对网约车司机而言，这意味着月收入大致减半。

图5. 网约车每月人均订单数和车均订单数

数据来源：交通运输部

除此之外，大量灵活就业者被“困在算法里”，工作时间长、强度大、负荷重，严重影响了就业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2024年11月12日，中央网信办等四部门开展了“清朗·网络平台算法典型问题治理”专项行动，主要任务之一就是防范平台盲目追求利润、侵害从事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的正当权益。

以上分析显示，虽然数字平台为失业者提供了再就业和兼职工作的机会，拓宽了收入渠道，缓解了家庭财务压力，但劳动者在体力和精神方面所面临的挑战也相应增加，劳动者之间的过度竞争（“内卷”）也有所加剧，对社会治安和稳定有可能产生不利影响。这些问题都值得正视和重视。

4.2 社会保障不足（或缺失）

由于工作时间碎片化，工作需求时有时无、断断续续，平台上的很多灵活就业者即便收入微薄，却不能被定义为失业人员。因此，即便他们因就业不足而面临严重的财务困境，也没有资格领取失业救济金。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及《失业保险条例》，在失业前，用人单位及劳动者本人必须已缴纳失业保险费满一年，失业者才有资格从失业保险基金中领取失业保险金。由于很多灵活就业者与平台之间并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雇佣关系，所以没有“用人单位”为其缴纳“五险一金”，因此，即便失业，他们也没有领取失业保险金的资格。此外，这些新就业形态人员在养老、医疗、工伤、生育保险等社会保障方面也面临类似困境。鉴于这些问题已有共识，在此不再赘述。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综上所述，近年来，数字平台的快速发展，创造和带动了数以亿计的就业机会，对稳增长、促就业、惠民生做出了巨大贡献。数字平台还拓宽了求职渠道、降低了创业门槛、消除了农村和中西部偏远地区的基础设施瓶颈，提升了就业的公平性，推动了区域间的平衡发展，对推动共同富裕和包容性发展做出了贡献。

不过，数字平台创造就业机会、吸纳下岗员工的容量不是无限的。在经济增速下行、市场需求疲弱的宏观背景下，大量劳动力涌入平台经济就业领域，也会带来非充分就业或就业不足的问题。这就引发出灵活就业者的失业救济及其他社会保障不足（乃至缺失）的问题。

为解决上述问题，我们建议：

（1）加大逆周期宏观调控政策的力度，从消费、投资、监管政策等多方面入手，多管齐下，全力以赴扩大内需，大力提振消费者、企业家与投资者信心，推动经济实现全面可持续复苏，从总体上提升劳动力需求，才能从根本上缓解就业压力。

（2）完善对灵活就业者的社会保障机制，建立更加普惠的失业救助体系，可以考虑：允许没有固定雇主的灵活就业者本人缴纳失业保险费；扩大失业救助的覆盖范围，给收入低于一定水平的非充分就业者提供最基本的生活救济金；研究利用“第三支柱”为灵活就业者建立低成本、可持续的商业性社会保障机制。令人欣慰的是，二十届三中全会讨论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要“健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社保制度，扩大失业、工伤、生育保险覆盖面”，显示了中央对上述问题的高度重视，有必要抓紧贯彻落实。

附注（向上滑动阅览）

[1] 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2020），《新就业形态脱颖而出（深度观察）》。

[2]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智联招聘，《2023中国新型灵活就业报告》。其中，新型灵活就业职位包括八类工种：平台电商、生活配送、生活服务、平台微商、知识服务、自媒体、平台直播、共享出行司机。申请过以上八类新型灵活就业工种（一种或多种）的求职者，被标记为新型灵活就业求职者。从未申请过新型灵活就业工种的求职者，被标记为传统就业求职者。

[3] 中国人民大学（2019），《生活服务平台就业生态体系与美团点评就业机会测算报告》。

[4] 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2020），《新就业形态脱颖而出（深度观察）》。

[5] 饿了么，《2022蓝骑士发展与保障报告》。

[6] 巨量引擎，《中小商家抖音生意宝典》。

[7] 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课题组，《2023数字生态青年就业创业发展报告》。

[8] 抖音电商、算数电商研究院、中国农业大学，《2022电商助农发展报告》。

[9] 农业农村部信息中心，《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报告（2022年）》。

[10] 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课题组，《2023数字生态青年就业创业发展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