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时间，“数字游民”这个新词搞得打工人红眼病要犯了。
社交媒体的图片上，MacBook的背后是阳光、沙滩、泳池、夕阳和稻田构成的移动工位，对比自己一年365天不变的工位风光，让本就没意思的班，上得更像是一滩死水了。
再配上文案“只工作，不上班”、“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的鼓动，你裸辞的心蠢蠢欲动，恨不得把“漂亮宝贝不干了”的消息甩到老板面前，买了机票直奔世外桃源。
停停停，我劝你最好还是冷静一下！数字游民，真没那么好当。
数字游民，
真不是谁都能当的
在冲动裸辞，奔赴旷野之前，你需要先掂量掂量自己到底适不适合当数字游民。
拦在你面前的第一道坎，很可能是你的工作。
美国咨询机构MBO Partners 2022年发布的一项调研报告指出，数字游民主要从事的工作主要包括信息技术（21%）、创意服务（12%）和教育培训（11%）[1]。
相似地，你在小红书上刷到在大理、巴厘岛等地“自由还赚钱”的数字游民，干的往往也是编程、文案撰稿、设计、自媒体博主这类活儿。
这些工作的共性是适宜远程办公：不依赖公司提供的工作设施；不需要和工作人群有必要接触，工作中的沟通线上就足以解决；且工作的产出可以被明确量化衡量[2]。
一个撰稿人，只要有码字的工具，和编辑能就改稿保持基础的交流，就能完成工作任务，工作的产出大都参考写作字数、流量数据，都是可被量化的，不存在结算薪酬上的争议。所以无论他是在北京的工位上不见天日地码字，还是在大理的咖啡店伴着夕阳写作，都没差。
相反，假如你一直以来从事的是采购、销售等职业，对内需要和各部门密切对接，对外沟通、考察、谈判不可或缺，这种强沟通的工作属性决定了你很难仅通过线上完成，也就无从开启所谓的数字游民生活。
并且，数字游民生活看似自由的环境，实际上对人的自律性要求更高。
根据你我的日常经验，拖延症简直是家常便饭。有学者对不同国家成年人的研究显示，约13-20%的人为慢性拖延者，频繁推迟开始或完成任务的倾向，在人群中普遍存在[3][4]。
拖延行为，很大程度上与人的自律性特质相关。自律性低的人需要得到更多的社会支持，来减少拖延现象；而对于自律性高的人，无论社会支持高或低，他们的拖延现象都要少于自律性低的人[5]。
在没有了朝九晚六的坐班束缚的情况下，拖延症将更容易发作。一项发表在《职业与环境医学期刊》的研究，比较了居家办公和坐班办公的员工在拖延程度上的差异，发现居家办公组的拖延程度更高[6]。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成为数字游民后要想自由与自律兼得，就得为自己创造一个更容易自律起来的环境。
伦敦大学的一名学者针对在泰国的数字游民，进行了为期四年的民族志研究，发现数字游民需要为提升自己的自律性花费心思，比如去共享办公空间，而不是在民宿里工作[7]。根据社会促进效应，相较于独自完成任务，他人的在场，会激发个体的“表演欲”，从而提高工作效率[8]。
就好比对于不自觉的人而言，独自一人在家备考简直是在给自己上难度，学着学着就到床上去了；出门去图书馆、咖啡店，甚至是开个学习直播，多几双无形的目光在周围“监督”着，人才能专注些。
即使你的工作属性完美契合，对于自己的自律性也十分有信心，荷包里没有多少金钱兜底的话，同样也难以成为数字游民。是的，你没听错，追求自由更需要兜里有钱。
根据巴厘岛某共享办公空间的官网信息[9]，基础的一日通票售价14美元，约合人民币100块，所包含的服务仅包括24小时的访问权，和全天的WiFi连接。
想要寄存个包，打印个文件？不好意思，这是另外的价格。
即使不去国外，社交媒体上所谓“月薪一万，月租700”的地理套利神话也难以实现。
以当下国内的数字游民圣地——大理为例，住在数字游民社区的话，月租价格基本在2000以上，这个价格和大城市的租房市价比起来，也算不上多便宜。
一不小心，
数字游民变无业游民
“利用地理套利，实现财富自由”、“只工作不上班”、“逃离北上广，摆脱内卷”......
不管这些有关数字游民的文案多么让人心驰神往，也掩盖不了数字游民本质上就是一种零工兼职，具有不稳定性，一不小心，数字游民就会变成无业游民。
一项对34篇关于零工经济论文的研究综述发现，平台控制和工作不安全感是零工经济中最为普遍的伤害[10]。
一方面，不管是行业还是企业来说，都有一个由盛到衰的发展周期，假使某行业或企业已经到了衰退阶段，很多业务线在战略调整中被优化或缩小[11]，连正职的工作都自身难保，岌岌可危，更不要提外包或者项目制的工作了。
由于外部环境冲击和内部增长压力，互联网行业的总体增长开始放缓，各大企业开始降本增效，聚焦主业增长[12]。身处远方的你的经济来源，保不齐哪一天就跟着某条业务线一起消失了。
无独有偶，房地产市场从1998年一路红火至2021年出现拐点，进入下行趋势[13]，当下行业的不景气很可能使室内设计师没活儿干、被拖欠设计费等问题出现的概率骤增。
另一方面，马萨诸塞大学的学者通过观察美国零工经济的发展过程发现，每次零工的增长都发生在宏观经济衰退时期，在横跨美国经济衰退的2005年至2013年期间，零工工作几乎占到了就业增长的85%[14]。
当越来越多的人自愿或非自愿地投入零工市场，数字游民所面临的竞争会更加激烈，这也加剧了接活儿的不稳定性。
工作来源之外，数字游民不稳定和不可预测的工作安排，还会对心理、睡眠、情绪造成负面影响，甚至比低工资所带来的影响还要大[15]。
以项目为基础，缺乏福利保障的数字游民，需要学会应对薪酬波动。为了尽可能拓展收入渠道，稳定收入来源，在日常工作之余，他们还得费工夫推销自己，把自己当作“品牌”来打造和推广。
不过，如果为赚钱需要做到这种程度的话，那可不比在职场轻松，内卷的风，终究还是吹到了大理。
其中，很大一部分人推销自己的方式，就是做自媒体博主，他们一边展示自己专业上的能力，希望以此获得更多的生意来源，一边贩卖自己数字游民的生活方式[16]，正所谓数字游民的尽头，是教别人怎么当数字游民。
数字游民博主们浪漫化的描述，吸引着新一批人怀着重启人生的期待，加入其中。
人生没能重启，
职场也是
当你最终还是把数字游民当成了“数字牛马”，才发现没有朝九晚六，没有固定工位，没有固定薪水，也意味着随时随地都可能受工作的苦，为堪比大城市的房租焦虑。
某一天，受够了这种朝不保夕的生活的你，想要离开自由的旷野，重回冰冷但有序的职场轨道，却发现，一切都变了。
几年的数字游民生活，相当于脱离了传统的职业发展轨道，确实会在一定程度上耽误职业发展。
如果你一毕业就去当了数字游民，很可能就此与同龄人拉开了一个长时间也无法弥补的差距。
一项针对荷兰应届生的研究发现，和签约入职的毕业生相比，从事灵活工作的毕业生，面临着每个月比前者少27%的工资损失和更差的工作匹配度[17]。
并且，相较于校招生，延迟进入职场的毕业生丧失了在岗培训和工作锻炼的机会，会阻碍适用性职业技能的积累。
假如你是工作几年后，再去GAP当数字游民的话，一些与职业生涯发展密切相关的资本，基本都得重新开始积累了。
中国人民大学学者所做的一项总结了76个实证研究，包含21570名员工样本的荟萃分析发现，中国员工的主客观职业成功，由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心理资本显著积极预测，简单来说，也就是与个人的能力、人际关系网和个体的积极心理资源有关[18]。
其中，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心理资本，还会通过组织赞助，即组织内更高地位人的支持和帮助，间接影响客观职业成功[18]。
由此可见，与上级和同事间的人际交流，在职业成功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在外度过的两三年的数字游民生活，基本谈不上什么新的人脉积累，原本职场中的人际关系也很可能因为距离变大，社交频率变少而减弱，甚至中断。
更让人头疼的是，在国内一生不能GAP的职场环境下，重新求职时，数字游民经历不管包装得多么充实、丰富、有价值，都极易被用人单位视为“没有干正事”，非常可能成为阻碍重返职场的“黑历史”。
另一方面，职业空档期的出现也意味着职业流动的增加。
一项基于2018年调查数据开展的研究显示，总体来看，职业流动对就业质量存在显著负面影响，只有那些自愿流动中工作经验丰富、流入管理技术岗的劳动者可以增加就业质量[20]。
脑子一热，跑去当数字游民，到头来，很可能是人生没能重启，职场想要重启，也变得困难了。
前路渺茫，后路难退，这样的数字游民之路，我劝你三思！
[1]MBO Partners.(2022). Working from the Road:The Aspirations and Reality for Digital Nomads.
[2]徐洪江,刘洪,林彦梅.(2019).基于扎根理论的工作远程适宜性研究.中国科技论坛,(02):150-159.
[3]Ferrari, J. R., Díaz-Morales, J. F., O’Callaghan, J., Díaz, K., & Argumedo, D. (2007). Frequent Behavioral Delay Tendencies By Adults: International Prevalence Rates of Chronic Procrastination.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38(4), 458-464.
[4]Harriott, J., & Ferrari, J. R. (1996). Prevalence of procrastination among samples of adults. Psychological Reports, 78(2), 611–616.
[5]Wang, B., Liu, Y., Qian, J., & Parker, S. K. (2021). Achieving Effective Remote Working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A Work Design Perspective. Applied psychology = Psychologie appliquee, 70(1), 16–59.
[6]Arenas, D. L., Viduani, A., Bassols, A. M. S., & Hauck, S. (2022). Work From Home or Bring Home the Work? Burnout and Procrastination in Brazilian Workers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and environmental medicine, 64(5), e333–e339.
[7]Cook, D.(2020). The freedom trap: digital nomads and the use of disciplining practices to manage work/leisure boundaries. Inf Technol Tourism 22, 355–390.
[8]Chib, V. S., Adachi, R., & O'Doherty, J. P. (2018). Neural substrates of social facilitation effects on incentive-based performance. Social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neuroscience, 13(4), 391–403.
[9]tropicalnomad.(2024).Cowork: A plan for everyones ne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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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夏志宏.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理论的企业管理制度研究[J].全国流通经济,2023,(17):116-119.
[12]李娟,陈肖玥,朱帅.2022年我国互联网行业发展简析与思考[J].互联网天地,2023,(04):48-51.
[13]黄振宇,马瑞华 & 黄少安.(2024).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周期演进、理论逻辑与政策构想——与1991年日本房地产危机的比较分析.财经问题研究(07),19-35.
[14]Friedman, Gerald. (2014). Workers without employers: Shadow corporations and the rise of the gig economy. Review of Keynesian Economics. 2. 171-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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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Bertrand-Cloodt, D., Cörvers, F., Kriechel, B. et al.(2012). Why Do Recent Graduates Enter into Flexible Jobs?. De Economist 160, 157–175.
[18]周文霞,谢宝国,辛迅,白光林 & 苗仁涛.(2015).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心理资本影响中国员工职业成功的元分析.心理学报(02),251-263.
[19]尤雨芳.(2023).职业流动对劳动者就业质量的影响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南京财经大学).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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