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四点放学，四点零二分她就在家吃猕猴桃了。”
“考这成绩，必须得找老师谈谈，看是不是在学校晚恋了。”
“上课打架的、薅假发的、抠假牙的、搓脚心的，来办公室找教导主任。”
作者 | 花淇心
编辑 | 苏炜
题图 | 《小日子》
送父母上老年大学，观察他们的行踪，一种倒置的家庭关系，正在互联网上半开玩笑半认真地悄悄长成——年轻网友们调侃要为父母开“家崽会”，而六七十岁了仍然“卖力”上学，也是这些高龄学生们摆脱空巢处境最便宜、最快捷的办法之一。
一门课学三年，半年只花300元，甚至有98元的白菜价，有同桌、有八卦、有个人的志趣，老年大学一次次引发年轻人的广泛羡慕。
但如果说老年大学突然火爆，其实失之偏颇，对它的需求由来已久。
1983年，中国第一所老年大学在山东成立，谁也没想到，截至2023年，这个数字已经飙升到7.6万所，老人的旷野不在别处，竟在街口的老年大学。选择上学的理由五花八门，有老人坦言“起码睁眼有事儿做了”，也有送爸妈上学的网友说，“（父母）不用再是那个病房里的某某家属了”。
卷父母上学的玩笑流行背后，是越来越多子女和父母，正将老年大学作为一场晚年的必修课、一种晚年问题的解法。
“上大学”是一场老后必修课
你知道吗，老年大学也会留级。只不过对这群高龄学生来说，留级一点都不丢脸，他们中许多人更愿意永远别毕业。
事实上，有学历情结的老人不在少数。
他们中的一部分，曾凭借高考、分配、函授、自考，切切实实地改变命运，收拾包袱“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而另一部分，则习惯将“吃了学历的亏”挂在嘴边，久而久之，学历二字代表了人生的某种遗憾、某种希望、某种可能性。
于是，一个中国老人对知识的渴望，通常既朴素又功利，他们骨子里觉得，“学习”这件事使人踏实。即便来到晚年，人生的预期逐渐收窄，追求“进步”的意义也一点点降低，保持学习，还是能够提供充实感。
由此，老年学生们得以真正学无止境——
大几十项课程全都轮一遍，太极学三年，国画再三年，三年又三年，没毕业的名字还赫然在册，付费学习的冲动熊熊燃烧，盘算着课程表，盘算着班级活动，盘算着课后作业，忙碌了一辈子，宇宙的尽头还是上学。
留校生堆积，成了很多老年大学的共同问题，一个萝卜一个坑，除非扩招，否则新生报名入学就成了难题，这一现象甚至登上社交媒体的热搜。
2015年，山东老年大学火爆的报名现场。（图/视觉中国）
比如5万人抢6000个名额，头天晚上11点就占位，在相关媒体报道里，南京市金陵老年大学的教室里，曾挤满了订不到宾馆又舍不得名额的老人们，暴涨的报名人数，即使有320个班级也消化不完。
学点什么，有时很重要，学怎么操作安卓系统，怎么打字，或者学传统的书法、竹笛、声乐、二胡、国标舞，坐进教室，把当年无法好好培养的兴趣，迟来地弥补一番；也有时候，学什么倒也没那么关键，“太寂寞了”，和如此多的同龄人坐在一起，就够了。
中国老年大学协会曾公布这样一组数据，在7.6万所老年大学里，有超过2000万名在读学生。听起来似乎数字庞大，但是，如果拿2019年经济普查数据里，2.5亿名60岁以上老人做分母的话，入学率只有8%左右，老年大学抢课的新闻或许就不会再让我们那么震惊。作为对照，这一年龄段的老人，独居、孤寡、空巢的比例也许在一半以上。
“一座难求”，这几乎是老年大学的常态，招生时节，老人们不得不挤进独木桥中，做优绩主义里拼速度的头几千号人物，比如在央视财经的报道中，北京市东城老年大学，幸运成为新生的老人只占在校生的不到10%。
年轻时推着儿女向前奔跑的老年人，有朝一日也站在了独木桥边上，有点好玩，也有点无奈。
老年大学里，也有隐形的墙
20世纪70年代，法国人有了“第三阶段大学”这个概念，特指专门给老人入读的学校。“第三阶段”的叫法具有无数可能，让老年人得以摆脱一种重复的晚年，不必“总是想同样的事，说同样的事，做同样的事”。
在中国，老年大学的兴办，最早是和离退休制度规范化相伴而生的。
上世纪80年代初，“发挥余热”是退休者常挂在嘴边的词语，这是岗位培养的高觉悟，也是常年工作的惯性，像《我爱我家》里的老爷子傅明一样，“以前虽然事情多，但是很充实，现在睁开眼就发愁今天怎么过”，于是，针对无事可做的他们，第一批老年大学出现。
最早的老年大学门槛很高，它们要么挂名在高校下面，只有退休教职工可以入读，要么则是有财力、有能力的单位自己开办，只向离退休职工们开放。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就曾挑选六所老年大学做了调研，结果显示，仍有79%的老人拥有高中、大学学历，教育背景、工作身份都非常集中，其中退休干部占90%，工人只占9%。
至于生活在农村的老人，超过一半根本不知道“老年大学”为何物。
这种身份的分隔有时是显性的，一些一二线城市中心区的老年大学会有户口要求；有时是隐形的，比如在招生时，就要求报名者“有功底”“有基础”，一张白纸的群体即被排除在外。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对动手能力本就很强的退休工人，和没有退休概念的个体户、农民来说，生活中本就充满了自我学习的机会。
所以，情理之外又意料之中地，老年大学也长出了鄙视链。
有网友分享观察，从老年大学回来的父母亲，平添几分神秘的快感或不悦，细问之下才知道，学摄影的瞧不起学钢琴的，学书法的、学声乐的、学烹饪的排在更后。“出去活动，一共开了7辆车，最差80多万”，课堂之外，较量延续。
毫无升学负担的老年大学，可比的事情反而更多，聊单位、小区、儿女、婚姻，万物皆是分数。
2018年，人们在争抢合肥老年大学的入学名额。（图/视觉中国）
和很多年前给子女挑学校一样，民办的通常比不上公办的，老人们的心气在择校阶段就得以体现。公办老年大学背靠主管单位，学费通常只有每个学期几百元，而民办老年大学扛着水电、房租、人力、师资的担子，不光学费较高，同学也更加纷乱多元。
这厢熙熙攘攘，那厢无人问津，这也就不难理解，上述扎堆报名的情况，大多发生在公办老年大学。
老年大学，不是唯一的答案
《呼兰河传》里，“祖父”是这样出场的：
“我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六十多岁了，我长到四五岁，祖父就快七十了。我还没有长到二十岁，祖父就八十了。”
作为家庭的背景板，在日复一日“身体好不好”的问候里，只有年龄一直滚动，这是过去很多老人的处境。当然，在生活问题还没有解决的时候，谈精神世界总归是奢侈的。
根据中国裁判文书网的搜索结果，在全国两万多件老年人赡养纠纷案例中，与精神关怀有关的只占0.52%。
常见的状况是，有衣食无忧的基本生活，却没有精神生活的热闹，长年游走于客厅、厨房、卧室三点之间，好像生来就是个老人，他们的欲望凝练为“夕阳红”“黄昏恋”一类描述，没有人再问他“打算做什么”，因为未来的可能性已经被压缩，和社会前进没太大关系了。
犹太裔哲学家让·埃默里观察到，某种程度上，社会禁止了老人做自我筹划：“它反而要求我们明白，我们已是精神的废铁，走在下坡路上。”
老人们接受着广泛的保护，但缺少想象未来的权利——你不会再变成什么侦探或者作家了，只会成为几几号床。
4月23日，上野千鹤子与洪晃展开了近一小时的对谈，提起老龄问题，“要是上了年纪，不用工作，需要的是有人照顾，而不是医疗服务”，换句话说，老人不等同于病人，关怀也不止于物质关怀和医疗关怀。
老年大学的投入，在每年的教育支出里只占很小的比例，招生简章里，基本有“年满50-80岁”的规定，对于老年问题，覆盖程度有限的老年大学，当然不是唯一的解答。
不能把学生扔给学校就什么都不管了——类似的话语，无奈地占据了人生的一头和一尾。
校对：邹蔚昀；运营：鹿子芮；排版：甘妙
[1]《新时代老年教育服务供给研究》，张鹤，2021.05
[2]《积极老龄化真的发生了吗？》，黄慧，2020.06.30
[3]《中日终身教育比较研究》，出头理子，2011.04.16
[4]《老年大学招生爆棚背后的“精神饥渴”》，半月谈，2014.05.07
[5]《老年大学：公立一支独大，民营境况尴尬》，神州养老研习社，2019.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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