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Work破产，共享办公一地鸡毛

曾经的独角兽企业、“共享办公”的鼻祖WeWork，终于没能扛过新冠疫情的冲击，迎来了破产的结局。

11月6日，WeWork向美国新泽西州的联邦法院申请破产保护，寻求退出在北美各地的60多份办公室租赁合约。WeWork表示，这是公司“全面重组”的一部分，约92%的债权人已经同意将债权转换为股权，进而削减约30亿美元的债务，以此稳定公司的财务状况。

曾经，在热钱汹涌的年代，WeWork乘着“共享经济”的东风，迅速崛起为全球性巨头，直至在150个城市拥有850多家门店和超过100万个的工位—尽管从未真正盈利，但在风险投资的不断输血下，WeWork的估值还是屡创新高，一度高达470亿美元。

WeWork首页

然而，新冠疫情以及随之而来的办公方式的改变，对这家“共享办公”巨头造成了深刻冲击。彼时，风险投资的热潮已过，缺少盈利手段的WeWork在失去风投的输血后，很快被沉重的债务拖垮，最终走向破产重组。

WeWork的破产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它不仅是一个投资狂热时代的失败案例，而且也意味着“共享办公”，这个秉持着开放与分享精神的商业模式，来到了一个需要重估与反思的时刻。

一场泡沫

尽管WeWork是“共享办公”行业中最为耀眼的一家企业，但“WeWork的商业模式称得上共享办公吗？”这一问题，却一直伴随着WeWork从崛起、兴盛到最后衰败的全过程。

“共享经济”这一商业模式的核心，在于对闲置资源进行充分整合，然而，以“共享办公”先驱者面貌出现的WeWork，一直饱受商业模式上的质疑，与其说它是“共享办公”，不如说更像是“二房东”。

早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WeWork创始人亚当·诺伊曼趁着美国房地产市场的低迷，在纽约包下了一些闲置写字楼，对其进行简单隔断后，出租给一些小公司，赚取差价，这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二房东”生意。

后来的WeWork在商业模式上与其相比，并没有根本的变化，仍然是向写字楼租赁楼层，改造成共享办公空间后，转租给企业或个人，只不过在这个基础上，增加了时尚装潢、免费啤酒等看起来很“酷”的元素。

但是，当这个分租的生意，披上了“共享经济”的外壳后，看起来很新潮的共享办公室，便在资本层面拥有了一个好的故事，在此前风投兴盛、遍地热钱的时代，引来了众多风投涌入。

当中，孙正义的软银集团是其最大的投资者。据说，孙正义仅在与诺伊曼同乘一辆车的12分钟内，就敲定了对WeWork超过40亿美元的投资，他还为WeWork定下了比诺伊曼的“千亿”规划更为宏伟的蓝图—成为万亿市值的巨无霸。彼时资本的狂热可见一斑。

得到巨额融资之后，WeWork开启了狂飙猛进的扩张之路，一度签订了数百份长期办公室租约。然而，高速扩张之下，WeWork从未盈利，一直靠风投输血维系经营。成立以来，风投对WeWork的累计投资额高达120亿美元。

但是，当经济进入下行周期，风投们开始揣紧兜里的钱袋，才发现WeWork这个本质上是“二房东”的生意，想要实现“万亿市值”是多么不切实际。再加上公司本身经营不善、巨额亏损，以及创始人乖张的管理风格等现实因素，风投们终于抛弃了WeWork。

就连WeWork最大的支持者孙正义，也把对WeWork的投资从起初敲定的700亿美元，削减至200亿美元，到最后连30亿美元的“保证金”也不予交付，并坦言自己对WeWork的投资“非常愚蠢”。

孙正义

2019年，WeWork试图通过上市挽救局面，但严重的亏损加上烧钱的商业模式并不被市场看好，最终未能成功上市。

随后，新冠疫情带来的全球性的“封闭”，令市场对办公空间的需求骤减，造成大量WeWork的工位闲置。但彼时，WeWork仍需向各房东支付共计数十亿美元的租金，对于本就缺少盈利能力的WeWork来说，这是致命的一击，高额的租金迅速耗光了WeWork从风投那儿筹来的资金。

2016年至2023上半年，WeWork累计亏损了156.56亿美元。最终，无计可施的WeWork只能申请破产保护，迎来自己的黯淡结局。

不是共享办公的失败

WeWork的破产，引发了市场对于“共享办公”这一商业模式的反思和质疑。“共享办公”作为对传统办公写字楼的迭代优化，旨在通过对闲置办公室资源进行整合，为市场提供灵活、低廉的办公空间。

它之所以对资本有着别样的吸引力，还在于“共享办公”是“硅谷精神”的某种具现：在“改变世界”“极客精神”等价值和理念高举的时代，“共享办公”承载了与之相同的开放与分享的精神，通过共享空间的方式，为创业者的交流互通创造条件，进而激发商业创新与活力。

这股锐意进取、追求革新与变化的精气神，在当时非常受资本们的追捧。所以，WeWork一直称自己是一家科技公司，而不是房地产公司—后者看起来“自私”且“保守”，充满了陈旧气息。

但究其本质，WeWork的商业模式与闲置资源的利用并无关系，只是为分租模式套上了一个很酷、很新潮的外衣。它之所以能够凭借“共享办公”的名义在资本市场叱咤风云，很大程度上是一场资本非理性的迷梦。

事实上，一些与WeWork有着类似经营模式的企业，表现出了不错的发展态势。相较于WeWork的大肆扩张，拥有更久远历史的IWG的经营策略更为稳健：它选择与房东合作，而非转租的方式提供共享办公服务，避免了沉重的资金负担；而且更加注重为共享办公空间的企业和员工提供优质的服务支持，多年来一直保持着盈利状态。

此外，诸如Knotel、Industrious、Convene等企业，在稳健的经营策略下，同样有着不错的经营状况，没有像WeWork一样，遭遇断崖式的失败。甚至，WeWork在中国地区的经营也同样稳定，并没有受到北美地区破产的影响。

此外，在WeWork之外，有一些公司在探索真正秉持着“共享精神”的商业模式。例如Spacious和WorkChew，通过将一些餐厅的非高峰时段改为办公空间进行出租，为企业或个人提供较为廉价的办公环境，同时又能为餐厅提供一笔额外的收入。

尽管这一模式面临着许多经营上的难题，例如餐厅与办公空间如何及时转换、食客对餐厅改为办公空间的负面印象等，但相较于WeWork的“二房东”生意来讲，这种商业模式更贴近“共享经济”充分利用闲置资源的理念。

从这个角度来讲，WeWork的失败，并不意味着“共享办公”的失败，而是资本狂飙、泡沫破灭后的一地鸡毛。

危与机：灵活办公提供需求

任何对“共享办公”的探索，都建立在一个前提之下，那就是公司和员工们都需要一个办公空间。

但在后疫情时代，办公方式的深刻变革，为“共享办公”的商业前景增添了诸多不确定性。

新冠疫情之后，线上办公的飞速发展，使员工们意识到，在家里、咖啡厅或户外，也能很好地完成工作。人们对于“坐班”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彻底的现场办公模式，失去了必要性与合理性。

工作方式调研机构WFH Research的研究显示，虽然企业希望员工在疫情结束后能够重新回到办公室上班，但只有49%的员工愿意每周五天到公司坐班。不少企业也顺应这一趋势，采取混合办公的新模式，不再要求员工每周五天坐班，而是可以灵活选择上班的方式。

这在客观上缩减了企业和员工对于办公空间的刚性需求，办公室空置率也达到了几十年来的最高水平。对以提供办公空间为主营业务的“共享办公”企业来说，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潮流与挑战。

但是，这种变化趋势对于“共享办公”来说，未必全然是一场危机。“共享办公”的机遇表现在，远程办公存在适用边界，并无法完全替代线下办公。

推崇自由与灵活的硅谷大厂们，曾经发起了一场“远程办公”的实验，鼓励员工们居家办公。例如谷歌就允许员工申请永久远程办公，且批准了近8000名员工的申请；Facebook还推出了远程办公软件Horizon Workrooms，以顺应这一潮流。

但没多久，这些大厂们便发现，远程办公并不能完全满足企业精细运转的需要，很多工作最终还是要回到办公室这一空间才得以落地。

面对面的交流仍是企业进行管理、决策等活动效率最高的方式，成为“共享办公”这一商业模式的根本立足点。

当越来越多的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削减对办公空间的需求之后，继续维持厚重的办公场所这一固定资产，对企业来说显得很没有性价比。此时，通过“共享办公”的方式获取灵活、低廉的办公空间，反而更能适应当前这股“混合办公”的潮流，这为“共享办公”的企业们提供了新的机遇。

尽管“共享办公”的商业模式表现出了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曾经广泛流行的对于“共享办公”前景的夸张想象，显然并不符合实际。

灵活办公空间的需求永远存在，但是并不会像许多人预测的那样，在2030年占到全部办公空间的1/3，更遑论“改变世界”。就像线上办公存在适用边界那样，“共享办公”同样存在自身发展的边界。

尊重商业规律，永远是企业经营的不二法门。

文中配图部分来源于视觉中国，部分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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