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莫测的冠状病毒知多少? 疫情新常态下, 这些传染病常识你需要知道...|新冠肺炎_新浪财经

评论赠书：从SARS到MERS再到新冠肺炎，我们有了哪些进步？为何新冠疫情能在中国得到较快的控制？我们将会选10位留言质量较高的用户，免费赠送《张文宏说传染》。（互动平台：“第一财经资讯”微信公众号）

“我们和传染病之间，可能只有一个航班的距离。科学防控传染病，已成为一种生活新常态。”

自从新冠疫情来到这个世界以后，作为一个专业的感染科医生，我也非常迷惑。这场传染病跟我接触到的其他的传染病都完全不一样。我从2003年参加非典的斗争，2009年参加H1N1流感爆发的处理，也参加2013年H7N9的处理，但是每一次传染病都让我感觉到这次新冠疫情来得特别的难处理，而且至今我们也知道，全世界还在蔓延。因此我想到所有的民众可能也会一样的疑惑，而且对这场传染病的未来心理都怀着非常强烈的疑惑和担忧。

我们已经看到，境外的新冠肺炎还没有被控制住，文明与病毒、细菌之间只隔了一趟航班的距离，传染病对人类的杀伤力已经成千上万倍被放大了。

人类从自然界中来，最终人类日益强大，不断侵犯自然，自然界中孕育的动植物与微生物不断调整其与人类的关系，制约人类不断扩张的野心。历史上每次传染病的暴发都对人类的繁衍与扩张造成极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只有回顾历史，在历史中寻找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才能看清未来的道路，依靠科学战胜疫病，与自然和谐相处，这也是我们撰写本书的初衷。

我们怎样才能在这一场疫情当中摆好自己的心态？唯一的办法就是认识它。认识一个目前仍然在蔓延的新发的传染病，唯一的知识是来自历史，以及来自和它差不多的传染病。我们历史上所有的传染病，从产生到灭亡其实都有故事，而且这些故事都发生在我们身边，都是从日常生活当中出现一次又一次的爆发，但是人类最终都是依靠自己的能力控制住了这场传染病。

其实，只要每个人在平日生活中注意防护，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自己，就能让我们的城市免于再次发生病毒播散。但前提是，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能科学而理性地认知“传染”这件事，知道不同传染病的不同特性，知道如何预防、如何做自我诊断。

如果了解这些信息你一定会更加明白传染病是什么样子，我们应该怎样和它相处，这就是我写这本书的初衷。我相信当你了解了这么多和新冠差不多的传染病，不过有些它表现为是呼吸道的，还有一些可能是消化道的，学到了这些知识我相信你会更有能力对付我们身边的种种自然界当中有可能危害到我们的病毒或者细菌，从而可以保护自己和家人，让自己过上健康的生活。

“疫情新常态下，每个人最好都懂一点儿传染病常识，以更好地保护自己和家人。”

新冠肺炎的暴发与大流行

事实上在今年的新冠疫情来临之前，从来没有人认为自己要去了解传染这个事，大家会更加去关注肿瘤的发生，我们哪些行为跟肿瘤、糖尿病有关系，因为确实糖尿病和肿瘤这些慢性的非传染病的疾病引起了我们很多人过早的死亡。但这次新冠的到来让我们再次把目光投向了传染病这个令人发怵的疾病的名字。

2019 年 12 月，湖北省武汉市的部分医疗机构接诊到多例不明原因的肺炎病例，影像学上多表现为双肺浸润性病灶。其中部分病例报告都和市内的一个海鲜批发市场有关联，这个海鲜市场长期出售果子狸、竹鼠、蛇等野生动物。

随着病原鉴定、病毒溯源等工作的迅速展开，这部分不明原因肺炎患者后被证实为感染了一种新的冠状病毒。2020年1月9日，国家卫生健康委专家评估组对外发布武汉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病原信息，病原体初步判断为新型冠状病毒。1月12日，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在情况通报中首次将“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更名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同日，中国疾控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作为国家卫生健康委指定机构，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交新型冠状病毒基因组序列信息，并在全球流感共享数据库（GISAID）发布，全球共享。

1月20日，国家卫生健康委组织高级别专家组召开记者会，组长钟南山代表专家组通报，明确有人传人现象。同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公告，将新冠肺炎纳入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乙类传染病并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防控措施；将新冠肺炎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规定的检疫传染病管理。

1月23日，武汉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宣布全市城市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运暂停运营，机场、火车站出行通道暂时关闭。随后一周内，湖北其他城市进入交通管制状态。在武汉发出出行限制前，进入其他省市的患者在 1 月 24—28 日逐渐由潜伏期进入症状期，发病人数达到第一个流行高峰。全国共计 32 642 例病例发病日期在1月31日之前，分布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310个区县，其中湖北占74.7%。

全国报告病例数在2月5日达到流行高峰，之后缓慢下降，湖北省外报告病例数在 2 月5日后持续下降。

2月18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17日内地单日新增确诊病例首次降至2000 例以内，湖北省外单日新增确诊病例首次降至100例以内，内地单日新增死亡病例首次降至100例以内。

3月15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通报，新增本土确诊病例均来自武汉。湖北除武汉外的地市已连续10日无新增本土确诊病例报告，湖北以外省份新增本土确诊病例数自2月27日以来均在个位数，已连续3日为零。

我们再来看一下中国以外的疫情。2020 年1月13日，一名武汉游客在泰国被确诊患有新冠肺炎，成为在中国境外确诊的首例病例。1月21日，美国确诊第一例新冠肺炎患者，成为亚洲外首例确诊病例。1月31日，世界卫生组织基于中国感染者数量增加、多个国家都出现疫情，宣布本次新冠肺炎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3月11日，除中国外，114个国家和地区累计确诊病例3.7万例，累计死亡病例超过 1100 例。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宣布，考虑到新冠病毒的传播及其严重性，以及对（一些国家）不作为的震惊，世界卫生组织评估新冠病毒疫情已具备“大流行”（pandemic）特征。

大流行确实就此开始。4 月 3 日，全球新冠肺炎确诊人数超过了100 万例4月16 日突破200 万例，5 月22 日突破500 万例。6 月29 日，全球 215 个国家和地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1000万，累计死亡病例超过50万。

从“非典”到“新冠”

2003 年 SARS 疫情和新冠肺炎疫情相比或许只能算是一次演习。

在这些数字面前，我们可以回过头来将新冠肺炎疫情和 2003 年SARS 疫情做一个比较。2003年的 SARS 疫情从 2002 年11月开始，到 2003 年 7 月末基本结束。9 个月内全球诊断的 SARS 病例数仅为8 096 例，死亡 774 例，涉及的国家和地区不到 30 个。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到现在仍在持续，因此到底最终的病例数是多少还难以预测，但截至 2020 年6月末，确诊的人数已经超过了 SARS 的1000倍，死亡人数超过了 SARS 的 700 倍。今天看来，2003年的 SARS 疫情从人数和规模上来与新冠肺炎疫情比较，或许只能算是一次实战演练。

再比较一下中国的病例数。2003年 SARS 疫情发生时，中国的确诊病例数（包括香港和台湾地区）占到全球的 90% 以上。2020 年的新冠疫情，2020年3月初，中国的确诊病例数占到全球的 90% 以上，而此后，中国的病例数绝大多数时间几乎都是以个位数增加，甚至有几天是零增长；而全球病例数却持续增长。截至 2020年6月下旬，中国的确诊病例数不到全球的百分之一。这说明，中国在疫情暴发后，通过将近两个月的努力，采取有效的措施控制了新冠肺炎在国内的传播。而这一切其实离不开 2003年 SARS 暴发后我国在传染病防控方面取得的进步。

和2003年相比，我们有了哪些进步

毫无疑问的是，我们对于未知病原体的检测能力明显增强了。发生 SARS 疫情时，从 2002 年 11 月疫情出现到 2003年4月病原体的明确，我们花费了5个多月。经过全球9个国家13个网络实验室的科学家在病毒形态学、分子生物学、血清学、动物实验等多方面研究，4月16日，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内瓦宣布，一种新的冠状病毒是 SARS 的病原，并将其命名为SARS冠状病毒（SARS–CoV）。到2003年6月，香港的科研人员通过实时聚合酶链反应开发了 SARS-CoV 的快速诊断测试。而此时，中国内地的病例多只是依靠流行病学和临床表现相结合的临床诊断标准。

反观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我们的反应速度和鉴定未知病原体的能力和2003年相比有了明显提高。2019年12月底，武汉市疾控中心监测发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例。2020 年1月2日，中国疾控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收到湖北省送检的第一批4例病例标本，开展病原鉴定。1月3日，国家卫生健康委组织中国疾控中心等4家科研单位对病例样本进行实验室平行检测，进一步开展病原鉴定。1月7日，中国疾控中心成功分离首株新冠病毒毒株。1月9日，我们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疫情信息，将武汉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疫情病原学鉴定取得的初步进展分享给世界卫生组织。1月10日，中国疾控中心将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引物探针序列信息通报世界卫生组织。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等专业机构初步研发出检测试剂盒。1月12 日，中国疾控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作为国家卫生健康委指定机构，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交新型冠状病毒基因组序列信息，在全球流感共享数据库（GISAID）发布，全球共享。1 月16 日，聚合酶链反应诊断试剂优化完成，武汉市主动对全部 69 所二级以上医院发热门诊就医和留观治疗的患者进行筛查。从上面的时间表可以看出，从发现病例，到怀疑新的病原体，分离鉴定，获取全基因组，再到开发并应用检测试剂盒，这个过程不到一个月。

为何新冠肺炎疫情能在中国得到较快的控制

通过前文比较，我们可以看到，新冠肺炎的传播性比 SARS 的更强。然而当 2020 年 1 月 23 日武汉市宣布机场、火车站出行通道暂时关闭，随后一周内湖北其他城市进入交通管制状态，以及之后湖北省外疫情随着各地限制人员流动、减少接触等预防手段的落实，新增病例数呈现总体下降趋势。全国报告病例数在 2 月 5 日达到流行高峰，之后缓慢下降，湖北省外报告病例数在 2 月 5 日后持续下降。可以说，中国除武汉外的疫情快速得到控制，得益于离汉通道的关闭，以及全国范围内的严防死守，减少出行，和发热门诊开设后对于疑似患者的及时检测和隔离。而武汉疫情的控制离不开整个武汉按下了暂停键，停止了一切不必要的活动，调集了全国的医疗人员和设备支援武汉，开设 16 家大规模的方舱医院，得以将所有有症状的患者，即便是轻症患者，收治入院隔离观察。这些措施使得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这几条传染病防控亘古不变的法则得以发挥重要作用。从世界范围来看，有些国家由于早期没有采取积极的病毒检测、病例追踪和隔离措施，导致社区传播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出现了较大范围的传播，短期内出现大量的患者导致医疗资源的短缺和人员死亡。

治疗药物和疫苗——我们的武器到底更新了多少

那么，有效的疫苗和药物什么时候能出现呢？虽然在世界范围内已经有上百种药物被拿到临床，检测其对于新冠肺炎病毒的抗病毒作用；虽然数种新冠疫苗已经进入不同阶段的临床研究，但是非常遗憾的是，截至 2020 年 5 月末，我们并没有找到安全有效的抗病毒治疗方案，也未研发出可以普遍推广接种的疫苗。和病原体的鉴定和检测相比，在药物和疫苗方面，我们似乎和 2003 年时相比没有太多进步，事实真是这样吗？

在 2003 年 SARS 暴发后，全球的研究人员开始使用三种方法来发现针对冠状病毒的潜在抗病毒药物。然而随着 2003 年 SARS 疫情的结束，对于冠状病毒抗病毒药物的研发也进入了“冬季”。2020 年，这三种研究开发新药的方法再次被使用。

第一种方法是测试已用于治疗其他病毒感染的广谱抗病毒药物。虽然这些药物易于获得，并且医生对它们的特性、副作用和给药方案都非常熟悉。但是目前没有发现这些药物具有抗冠状病毒的作用，还可能导致严重的不良反应。

第二种方法是筛选新的化合物。利用高通量的方法，可以快速筛选出许多化合物，然后再通过抗病毒测定对其进行评估。尽管人们已经筛选到许多已确定的药物在人体外均表现出抗冠状病毒活性，但其中大多数药物产生具有抗冠状病毒活性时的药物浓度明显超过了人体内的安全浓度，因此很难有实际应用价值。

第三种方法涉及基于对冠状病毒的基因组和分子结构的理解，从头开发新的特异性药物。由于这类药物是全新的，尽管从机理上讲它们都应该具有有效的抗病毒活性，但它们的药代动力学和药效学性质及副作用尚待在动物和人体试验中进行评估。

总结这三种方法：第一种属于老药新用，这些药物本身不是针对冠状病毒的，因此没有效果很正常，有效果属于“中大奖”，遗憾的是，这种小概率事件没有发生。对于第二种方法，从概率上讲，找到潜在药物的机会要比第一种的高，我们也筛选到类似氯喹这种原本不属于抗病毒药物的化合物，但就目前的临床研究结果来看，它的不良反应高且临床疗效不显著，因此还是难以成为针对冠状病毒的“神药”。对于第三种方法，我们可以确定的是，这种从头开始的策略，需要跨越整个新药的研发周期，没有 5~10 年是很难见到一个靠谱的候选药物的，因此，目前对于大众来说只能等待。

让我们再来看一下疫苗，对疫苗的研发和对药物的研发相比，难度丝毫没有降低。困难在于以下几点。

第一，作为一种需要全民（或者说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接种的特殊药品，疫苗对于安全性的要求比治疗药物的更高。对于一款针对致命病毒的全新的特效治疗药，只要有效，即使有 50% 的人会产生比较明显的副作用，只要不致命，也是可以接受的。而一款疫苗产生明显副作用的比例只要超过 10%，甚至 5%，就很可能无法通过审查。除了安全性，能够开发出一款保护性高的疫苗同样非常困难。目前没有一款现成的针对其他冠状病毒的疫苗可以利用，因此等于我们要从头开始。

第二，除了传统的疫苗，一些新的技术，例如 mRNA 疫苗、腺病毒载体疫苗等，其通用性较高，能够针对不同的病毒迅速开发出有针对性的疫苗，而目前已经进入临床研究的多是这一类疫苗，但问题是，它在人体内的有效性还待验证。目前来看，这类新技术尚未开发出在人类中能普遍使用的疫苗产品，因此对于此类疫苗，我们既要抱有信心，也不能过于乐观。

第三，疫情的形势决定疫苗的命运。一旦一种传染病在世界范围内通过防控措施得以控制，疫苗研发的价值也就随之降低，甚至研发会提前终止。我们知道，疫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最终需要在人体上验证。如果说对于研发治疗药物，全球数百例病例就能称为大规模临床研究的话，疫苗的临床研究可能需要数万例、甚至数十万例的受试易感人群，同时这些人必须被暴露在一定的感染风险下，研究人员才能确认疫苗的有效性。一旦疫情在一个地区的传播得到了很好的控制，疫苗的有效性就没法儿得到很好的确认，临床研究可能不得不提前终止。之前针对 SARS 疫苗的研究情况就是如此。

第四，对疫苗产能的顾虑和全球不同地区的接受程度。要通过疫苗接种达到所谓的“群体免疫”，整个易感人群的接种率至少要达到 80%，甚至是 90% 以上，而针对类似新冠病毒这种需要全体人群接种的疫苗，即使是 80% 的接种率，全球需要生产多少疫苗呢？我们的产能是否能在短期内迅速跟上呢？特别是全球经济不发达地区，在那些温饱都成问题的人中，疫苗接种的成本由谁来承担呢？还有令人担忧的全球部分地区，特别是某些发达国家部分人群中的反疫苗浪潮，同样会影响全球化的疫苗接种措施的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