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得主斯蒂格利兹:如何预防即将到来的主权债务危机

诺奖得主斯蒂格利兹:如何预防即将到来的主权债务危机
2020年08月06日 02:47 新浪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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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哈米德·拉希德(Hamid Rashid)

  纽约--COVID-19疫情肆虐,但100多个中低收入国家仍需要在今年偿付总共1300亿美元的债务维持成本----其中大约一半是私人债权人债务。大量经济活动陷入停滞,财政收入大幅下降,因此,许多国家将被迫违约。其他国家也将不得不拼凑宝贵资源偿付给债权人,削减急需的健康和社会支出。还有一些国家将求助于借新债,将问题放到日后解决。这样做在目前比较容易,因为全世界央行都在用流动性大水漫灌。

  从20世纪80年代拉丁美洲的失去的十年,到最近的希腊危机,历史充满了痛苦的例子提醒我们当国家无力偿还债务时会发生什么。全球债务危机将让数百万人失业,助长全世界动荡和暴力。许多人将去海外寻找工作,有可能让欧洲和北美边境控制和移民系统不堪重负。新的代价高昂的移民危机将把人们的关注点从最紧迫的气候变化问题上移开。这些人道主义紧急状况正在变成新常态。

  如果我们现在采取行动,这一噩梦情景是可以避免的。今天的债务危机的根源不难理解。拜量化宽松所赐,中低收入国家的公共债务(主要是主权债券)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增长了两倍多。主权债券要比向多边机构和发达国家援助机构借贷的“官方”债务风险更大,因为债权人可以对这些国家任意宰割,引发货币急剧贬值和其他影响深远的经济破坏。

  2013年6月,我们担心 “短视的金融市场在短视的政府的配合下”,正在“为下一场世界债务危机奠定基础。”如今,清算的日子已经到来。今年3月,联合国呼吁为全球最不发达国家减轻债务。一些G20国家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取消了今年的利息,并呼吁私人债权人也这么做。

  毫不奇怪,这些呼吁没有引起任何响应。比如,新成立的非洲私人债权人工作组已拒绝经给予穷国小规模但大范围的减债。因此,官方债权人减债的收益大部分乃至全部都将流入不愿减债的私人债权人的腰包。

  结果是债权国纳税人最终将再一次救助过度冒险和不审慎贷款的私人行动方。避免这一结果的唯一办法是包括私人债权人在内的全面债务中止。但如果债务合同当事国不拿出强力行动,私人债权人不可能接受这样的协议。因此,这些国家的政府必须祭出必要和不可抗力条款,强迫全面中至债务偿付。

  但中止债务偿付无法解决过度负债的系统性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急需深度债务重组。历史表明,对许多国家来说,规模太小、为时太晚的重组只能成为下一场危机的源头。阿根廷因为顽固、短视、精明、冷血的私人债权人而长期无法彻底重组其债务,这表明,为方便重组而制定的集体行动条款并不像人们希望的那样有效。

  更加常见的情况是,不充分的重组之后不到五年就会发生新的重组,债务国因此付出沉重的代价。而从长期看,哪怕是债权人也会蒙受损失。

  幸运的是,我们有没有使用的替代方案:自愿的主权债务回购。债务回购在公司领域司空见惯,不管是在20世纪90年代的拉丁美洲,还是在最近的希腊都非常有效。它们还有一个优点:可以避免债务互换通常所伴有的严酷条款。

  回购计划的主要目标是通过确保主权债券面值的大幅折价(“剃头”),以及高风险私人债权人敞口最小化来降低债务负担。但回购计划也可以用来推动健康和气候目标,要求受益人将原本必须用来偿付债务的意外收益用于创造公共品。

  我们在经济政策研究中心(Center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发表的最新文章中解释道,多边回购便利可由IMF负责管理,它可以利用现成资源,即其新借贷安排(New Arrangements to Borrow)功能,以及来自全球国家和多边机构联合体的补充资金。不需要动用全部特别提款权(SDR,IMF的记账单位)配额的国家可以捐赠或贷款给新的便利机制。新发型的SDR(显然有这个必要)可以提供更多的资源。为确保给定支出实现最大债务减少量,IMF可以采取拍卖模式,宣布其将只回购有限数量的债券。

  在长期,需要可预测的基于规则的债务重组机制,美国市政破产法(“第九章”)可以作为模式。这也符合2008年后联合国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改革专家委员会的建议

  这些方案的常见反对意见是它们会破坏国际资本市场。但经验表明并非如此。石头榨不出水来。重组终将到来----唯一的问题是它是否有序。我们的方案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从而强化资本市场。

  但最终,我们的关注点不应该是资本市场的健康,而是发展中和新兴市场国家人民的福祉。在疫情肆虐的当下,急需债务纾困。纾困必须是全面的----包括私人债权人----并且不能仅仅是债务停留。我们有实现这一点的工具。我们需要的只是政治意愿。

  本文只代表作者观点,不反映联合国及其成员国观点。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哥伦比亚大学大学教授,罗斯福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世界银行前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他最近著有《人民、权力和利润》(Penguin, 2020)。哈米德·拉希德是孟加拉国外交部前多边经济事务总干事,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全球经济监测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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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亚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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