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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医学界
大多数卵巢癌患者在初始治疗后3年内会复发，虽然早期卵巢癌患者的总体预后良好，但复发后的生存率与晚期卵巢癌患者相当。因此临床急需开发卵巢癌预后的预测模型，为个性化诊疗和随访方案提供依据。大多数与卵巢癌患者预后相关的研究，仍局限于采用较为复杂的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难以应用于临床，而列线图是复杂统计学模型的可视化工具，近年来被广泛用于预测恶性肿瘤患者的风险和预后，具有临床实用性的价值。CA125是卵巢癌传统的生物标志物，在手术和化疗后CA125水平下降速度越快、幅度越大，往往预示着患者良好的预后，因此也催生了KELIM评分（计算CA125下降幅度的公式）在卵巢癌预后的相关应用研究。2023年欧洲肿瘤内科学会（ESMO）主办的年会已在西班牙马德里成功举办，作为全球肿瘤领域一年一度的盛会，本次大会发布了几项卵巢癌领域，构建基于列线图[1]和CA-125消除速率常K（KELIM）[2，4]的卵巢癌预后的预测模型的相关研究。小编已为大家整理成篇，让我们接着往下看吧！
预测高级别浆液性卵巢癌患者生存率列线图的构建和验证（摘要号：791P）[1]
目前美国癌症联合委员会（AJCC）的TNM分期和FIGO分期（国际妇产科学联合会对妇科肿瘤，包括宫颈癌、卵巢癌、输卵管癌、腹膜癌的分期标准）对卵巢癌的分类还不够详尽。本研究的目的是构建预测高级别浆液性卵巢癌（HGSOC）患者总生存期（OS）和癌症特异性生存期（CSS）的列线图【备注：列线图又称诺莫图（Nomogram），简而言之列线图就是通过Logistic回归或Cox回归分析将多个预测指标进行整合，然后采用带有刻度的线段将结果进行可视化呈现，表达预测模型中各个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并进行验证。
研究者从来自加利福尼亚州、康涅狄格州、底特律、佐治亚州、夏威夷和爱荷华州收集的数据组成了构建队列，从来自肯塔基州、路易斯安那州、新泽西州、新墨西哥州、西雅图和犹他州收集的数据则组成了外部验证队列。研究者使用Cox预测模型绘制了列线图，应用五种方法进行比较以从两个列线图中筛选出性能最佳的模型，并对列线图模型进行独立的外部验证，以支持其可靠性。通过检查总体准确性（使用Brier评分，Brier评分是对模型区分度和校准度的综合评价，取值范围在0到1之间，值越小表示模型的预测准确性越高）、校准度[使用校准图和校准图曲线（Hosmere—Lemeshow）校准测试，校准度指模型所构建的体系所预测的概率和事件实际发生概率的符合程度]和区分度（Harrell C指数，指评估模型的鉴别能力，即模型如何区分经历事件的患者与没有经历事件的患者，较高的值表示更好的表现）评估列线图模型的性能。
研究结果显示，队列包括2465例患者，分为两部分（7：3），分别用于模型的构建（1726例）和内部验证（739例），5年OS为18%（458/2465例）。患者的OS列线图显示，区域淋巴结外科手术（Scope Reg LN Sur）（0-100）、AJCC的N分期（AJCC_N）（0-89.37）、全身性治疗（和/或不包括手术）的顺序（Systemic Sur Seq）（0-74.25）、确诊岁数（0-69.15）和原发部位外科手术（Surg Prim Site）（0-51.52）这几个临床风险因素对预后的影响最大，其次是AJCC的M分期（AJCC_M）（0-48.42）和年龄（0-45.31）因素。5年OS和CSS列线图的C指数在构建队列中分别为0.715（95% CI：0.688-0.741）和0.719（95% CI：0.693-0.745），在内部验证队列中分别为0.695（95% CI：0.646-0.744）和0.702（95% CI：0.653-0.750）。外部验证队列包括961例患者，分别为0.684（95% CI：0.644-0.724）和0.687（0.648-0.727）。将列线图应用于验证队列时，其在总体准确性、校准度和区分度方面均表现良好。
结论：将本研究构建的列线图用于预测HGSOC患者的OS和CSS是可靠的方法，临床医生应可利用此方法评估患者的预后，做出基于预后的治疗决策，此外，也有利于在临床试验中或基于人群特征的研究中对患者进行分层，并在临床上预测患者的预后。
CA-125 KELIM评分模型在FIGO分期为I-II期的早期卵巢癌中的预后价值：一项国际妇科肿瘤协作组（GCIG）对个体患者数据进行的荟萃分析（摘要号：792P）[2]
手术在I-II期的早期卵巢癌中的治疗作用已得到充分证实，尽管如此，仍有相当多的患者在术后复发。CA-125 KELIM 评分模型被应用于一线化疗期间评估预后，KELIM评分被认为是卵巢癌化疗内在敏感性的可靠指标（CA-125下降速度越快，KELIM值越高，化学敏感性越高）。研究者在GCIG对卵巢癌患者进行荟萃分析的数据集（Meta-Analysis in OVarian cancer，MAOV）中评估了KELIM评分在FIGO分期为I-II期且实现满意肿瘤细胞减灭术的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期（PFS）和OS方面的预后价值，并对不同的辅助化疗方案进行了评估。
本研究团队之前（Corbaux，2021年[3]）已对纳入MAOV中的5884例患者的KELIM值进行了估算。本研究中筛选出的卵巢癌患者均为FIGO分期为I-II期且实现手术完全切除的患者，根据组织学亚型和疾病分期为I期或II期，采用单变量和多变量分析评估KELIM评分的预后价值。
结果显示，分别有628例和515例I期和II期卵巢癌患者的肿瘤得到了完全切除，组织学亚型包括透明细胞腺癌（46.7%）、浆液性腺癌（23.7%）、子宫内膜样腺癌（12.4%）和粘液性腺癌（3.9%）。52%的患者术后CA-125≥35UI/L。中位标准化KELIM评分值分别为1.32、1.18、1.16和1.08（P<0.0001）。在单变量和多变量分析中，KELIM评分值≥1.0（优效）[ vs KELIM评分<1.0（劣效）]与较长的PFS和OS相关[5年PFS，68.3% vs 55.9%，P<0.0001，风险比（HR）为0.61（0.48-0.77）；5年OS，80.7% vs 72.8%，P<0.0001，HR为0.50（0.36-0.68）]，组织学亚型也是如此。透明细胞腺癌与较差的OS相关，HR为1.84（1.17-2.90），而子宫内膜样腺癌与较好的OS相关，HR为0.33（0.17-0.66）。在组织学亚型中进行评估时，KELIM评分是透明细胞腺癌[PFS，HR为0.41（0.30-0.56）；OS，HR为0.33（0.23-0.47）]和浆液性腺癌[PFS，HR为0.54（0.39-0.75）；OS，HR为0.59（0.37-0.94）]的重要预后因素，而非子宫内膜样腺癌和粘液性腺癌。
结论：辅助化疗期间的KELIM评分值对FIGO分期为I-II期且实现手术完全切除的患者的预后起着重要作用，尤其是在透明细胞腺和浆液性腺癌的患者中，表明了KELIM评分的潜在作用，KELIM评分可能有助于识别复发/死亡风险较高的患者，因此这类患者需要更密切地随访。
CA-125 KELIM评分与晚期卵巢癌患者接受新辅助化疗后的肿瘤生物学效应之间存在密切关系：来自CHIVA试验（GINECO研究）的数据（摘要号：793P）[4]
目前KELIM评分与化疗诱导的肿瘤生物效应学之间的联系还有待探索。本研究旨在分析接受新辅助化疗（NACT）+/-间歇性肿瘤细胞减灭术（IDS）治疗的卵巢癌患者中的KELIM评分值与病理缓解状态和肿瘤浸润淋巴细胞（TILs）变化之间的联系。
在II期随机试验CHIVA（NCT01583322）中，188例患者接受了NACT（卡铂—紫杉醇+/-尼达尼布）+/-IDS治疗。患者的KELIM评分已在先前的研究计算过。在接受NACT以后，患者的病理缓解状态采用基于大网膜组织的化疗反应评分（CRS 1-3）进行评估，如果缺乏大网膜组织（标本），则采用基于现有肿瘤组织块的病理缓解评分（pRS 1-3）进行评估。对基线组织和接受NACT后的基质TILs（sTILs，基质表面淋巴细胞的百分比）和上皮内TILs（ieTILs，定性评估，0-2分）的变化进行分析。
研究结果显示，患者的KELIM评分与患者接受NACT后基于大网膜组织的CRS评分之间存在强相关性（67例；KELIM值的中位数，在CRS评分为1时等于0.71，在CRS评分为2时等于1.26，在CRS评分为3时等于1.66；P<0.01）。与之一致的是，KELIM评分值与基于肿瘤组织的pRS评分之间也存在相关性（103例；KELIM值的中位数，在pRS评分为1时等于0.73，在pRS评分为2时等于1.25，在pRS评分为3时等于1.61，P<0.01）。在患者接受NACT前的基线上，未发现KELIM评分值与TILs之间有任何关系。而在患者接受NACT后，可观察到患者的KELIM评分值越高，上皮内TILs的浸润程度越高（99例；KELIM值的中位数，在ieTILs评分为0-1时等于0.88，在ieTILs评分为2时等于1.26；P=0.03）。
结论：KELIM评分与NACT后的病理缓解状态（用基于大网膜的CRS评分或基于较大肿瘤组织的pRS评分进行评估）之间存在高度一致性，这也提示了评估病理缓解状态并不一定需要大网膜组织。患者在接受NACT后，上皮内TILs的变化与基于KELIM评分评估的化疗敏感性密切相关，从而为探讨“铂类药物敏感性”的机制提供了线索。
参考文献：
[1]X. Peng, J. Liu.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nomograms to predict survival in patients with high-grade serous ovarian cancer. 2023 ESMO abstracts. 791P
[2]P. Corbaux, B. You, R.M. Glasspool, et al. Prognostic role of the modeled CA-125 KELIM in early FIGO stage I and II ovarian cancers (OC): A GCIG individual-patient data meta-analysis. 2023 ESMO abstracts. 792P
[3]Lauby A, Colomban O, Corbaux P, et al. The increasing prognostic and predictive roles of the tumor primary chemosensitivity assessed by CA-125 elimination rate constant K (KELIM) in ovarian cancer: a narrative review[J]. Cancers, 2021, 14(1): 98.
[4]A.M. Catana, P-A. Just, G. De Rauglaudre, et al. Strong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CA-125 KELIM score and the tumor biological effects after neo-adjuvant chemotherapy in advanced ovarian cancer patients: CHIVA trial (GINECO). 2023 ESMO abstracts. 793P
*本材料由阿斯利康提供，仅供医疗卫生专业人士进行医学科学交流，不用于推广目的。
审批编号： CN-125745 过期日期：2024-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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