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过去，该想想有深度的问题了

来源：秦朔朋友圈

编者按：

从年初突如其来、全球蔓延的新冠疫情，到年末起伏跌宕的“非典型”美国大选，2020年终于快要过去了。在例行的年度总结外，我们也该想想有深度的问题了。

本文为长江商学院人文与商业伦理研究中心主任王建宝今年3月一篇演讲，经作者修订后在秦朔朋友圈重刊，以期引起更多维、更深入的时代思考。

如今正在全球愈演愈烈的新冠疫情，既非“灰犀牛”也非“黑天鹅”，而是一个“蓝幽灵”事件——它来去无踪，以多样的形式不断出现，是蓝色地球对人类的警示。

“蓝幽灵”给我们的第一个文化反思，就是人类的无知与傲慢。比尔·盖茨参与的一个视频估测，野外有160万种未知的病毒，而人类目前仅知道不足3000种，不到0.2%。采伐森林、工业化养殖、滥吃野生动物……人类的经济活动使得下一场瘟疫成为必然。

气候变迁、冰川消融、自然灾害频发、新型病毒不断涌现，无疑是蓝色星球与人类的对话。

人与人之间虽然从来没有如此地被隔离起来，但也从来没有如此地休戚与共过。

这次疫情很多方面不可抗，但可抗的一个重要力量就在乡土社会。面对不容乐观的疫情，在我所居住的村庄里，乡亲们追忆700余年里如何披荆斩棘、一路生存。这样一个原住民的信赖社群，超越了阶级、民族与宗教，在哀而不伤的历史意识中孕育出生生不息的道统意识——即斯文在兹，道不灭，我们的文化共同体也不会灭。

孔子曰：“礼失而求诸野。”乡土社会吸引了诸多人类学家的视线——梁漱溟、晏阳初、陶行知、费孝通，更有一代代文人志士成为乡村建设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

乡土化的意义在于“返本开新，生生不息”，它是升华了有机团结（Organic Solidarity）的教化过程。

回溯古典，卡尔·雅思贝尔斯提出了“轴心时代的文明（The Axial Age Civilizations）”，公元前800年至前200年全球几乎同时出现了几个典范人物——苏格拉底、释迦牟利、摩西、孔子及老子，分别代表了古希腊哲学、犹太教（以及与之一脉相承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印度传统（包括印度教和佛教）和东亚传统（儒家、道家、中国化的佛教、日本神道教）。至今，全球99%的人仍生活在这种轴心文明的心灵结构中。

正如文明有多个起源，观照当下，现代化也应该有多种路径。

美国人文社科院刊物《Daedalus》提出了“现代多样性”，即现代化绝不仅仅是西方化，更不是美国化，而具有各种各样的形态。

斯坦福大学的福山认为，聚齐了土地、政府、人民三大要素的汉承秦制实现了“现代化”；日本京都学派代表人物内藤湖南先生认为，由于门阀制度瓦解，关陇贵族退出历史舞台，平民阶层出将入相，唐宋鼎革进入了“现代化”。过去未去，未来已来。

现代化给人类带来了福音，也创造了新的挑战。

首先，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到启蒙运动，现代理性得以发展。但是，在现代化的浪潮中，因理性而祛魅（Disenchantment）之后的人类加深了对死亡的恐惧，从对上帝的迷信滑入到对现代科技的迷信。

从蒸汽机、柴油机到电力时代，从计算机时代到互联网时代，在不断取得科技进步的过程中，人类逐渐对科技产生了一种“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的迷信——但是，本次新冠肺炎疫情打破了这种“幻想”，可靠的疫苗和特效药至今没有开始推广。

即便不久的将来出现了针对COVID-19的疫苗和特效药，人类又将如何在与大自然中的160万种病毒的战斗中屡战屡胜？显然，这是仅靠科技手段不能解决的问题。

其次，无可否认“启蒙”在人类社会与文明中的伟大价值，但其终究还是一个针对欧洲社会的专有名词。启蒙既带来了工具理性、“知识即力量”，还有所谓的“浮士德精神”，同时也催生了人类中心主义、欧洲中心主义、男性中心主义、绝对科学主义。

简言之，西方启蒙思想具有全球意义，但是其全球性遮蔽住了其本来的地方性，启蒙思想也是一个地方价值，启蒙运动是在特殊的、封建的、迷信的欧洲社会孕育出的一场伟大思想运动，在为全人类带来巨大福祉的同时也催生了巨大挑战。

如今我们需要思考：如何接受启蒙的价值并超越启蒙的心态，在科学与宗教之间找到一种新的人文主义的康庄大道？

我们要回归根源意识，以根源意识建立文化认同。中国文化的主要根源意识显然包括儒家思想。

那么，儒家是什么？

首先，依照杜维明先生总结，儒家是学习的文明，是与时俱进的文明，是具有批判精神的文明。儒家是学习的而非传教的，是与时俱进的而非僵化的，是具有批判精神的而非迷信的，是在“礼崩乐坏”后重建礼乐，用《春秋》去通礼乐，用礼乐升华《春秋》。

其次，如果用一句话来讲，儒家是为己之学，“先立乎其大”。为己之学是即凡而圣的，在凡俗中成就圣贤；是明哲保身的，（既明且哲）养浩然之气以修齐治平；是在人伦日用中，在有限而脆弱的生命中成就无限的精神价值。

第三，儒家是一个具有全球意义的地方价值。类似于西方启蒙思想，儒家首先是一个地方价值，其如何在人类发展的新时代具有全球意义，需要每一个人的努力才可能开显出来。儒家没有产生现代科学，希腊传统对真理的追求与希伯来精神对上帝的信仰二者结合在一起才产生现代科学。因此，我们需要虚心学习，与现代科学产生共融（Affinity）。

总之，时间并非线性，空间必然弯曲。现代化语境中的乡土化，可能是离土不离乡的，或是离乡不离土的，可以是不离土不离乡的，甚至是离乡又离土的。犹太人离开耶路撒冷两千年，一直坚持“明年耶路撒冷见”；借用思想家唐君毅先生的话，中国人亦可“天德流行、灵根自植”，无论身处何处都能植下灵根。

全球化：文明与文明的对话

基于全球化的空间观念与现代化的时间观念，全球化与现代化都隐含着一种导致趋同甚至同质化的发展战略。然而全球化并未产生同质化，反而促进了本地化、民族化、区域化，不同的颜色、声音、气味、语言、种族、信仰等等，使得人类社会从未如此地分化；同时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社会又从未如此地相互联系过。

美国著名汉学家白鲁恂（Lucian Pye）认为，中国是一个自称为国家的文明：“中国是一个文明，在19世纪末期的衰弱中不得不佯装成一个民族国家，以适应欧洲的标准。”

他还说，中国不只是民族大家庭中的另一个民族国家。

“帕累托改进”是西方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名词，指在一个社群中发起一个行动时，只要没有人的福利受到损害，哪怕只有一个人的福利因此得到改进，那这就是资源分配的一种最优路径。

有中国学者在此基础上创造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孔子改进”，层次比“帕累托改进”更高。共同富裕是“孔子改进”的路径，一个人的发展一定是与其他人的共同发展、共同进步联结在一起的，正如《论语》中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新冠疫情更加强化了这一观念，因为只要传染源仍然存在，所有国家都将受到影响。不仅是这次席卷全球的“蓝幽灵”，非法移民、气候变化、贫富不均等诸多全球性的问题，都需要全球整体动员能力以及天下一家的全球化。

如是，全球化止于何处？止于天下一家，乡土化则是自身保持文化认同、彼此和而不同的全球化。如何和而不同、如何天下一家，这便涉及核心价值观如何对接的问题。

以文明对话的行动解决文明冲突的问题

1976年1月，美国《时代》周刊首次将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作为封面人物刊出。当时提出的问题“中国：是朋友还是敌人？（China: Friend or Foe?）”延续40多年未变，特朗普时代更使得这一问题尖锐化了。

为什么美国人一直在问同一个问题？这就牵涉到核心价值观的问题。

任何宗教语言都不是普世的。启蒙运动以来的语言——自由、科学、法治、人权——也许是普世的，但并不足够，因为我们遭遇了诸多挑战。无论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还是黑格尔的“线性历史观”，乃至“末日审判”等等，都体现出一种以人类线性发展为圭臬的超稳定的心灵结构。这种表面的普遍主义恰恰内涵了一种封闭狭隘的特殊主义，文明冲突由此而起。我们必须用文明对话的行动来解决文明冲突的问题。

为此，杜维明先生提出了“精神人文主义”作为文明对话的理论框架。精神人文主义以仁为枢纽，天、地、群、己四个维度互相交融、彼此影响。在这个框架中，中间的枢纽是“仁”（Humanity）；左为“己”（Self），乃儒家的为己之学；右为“群”（Community），包括各种形式的人类共同体，从民族国家到微信社群；下为“地”（Earth），凸显关爱地球的价值；上为“天”（Heaven），即保留对天的敬畏。“精神人文主义”是人文主义，但不消减神圣性和信仰。

文明对话的基础是“人”的语言。通过“学以成人”，探讨人何以成为可能，回应AI、基因工程等等各种对人的异化、对人的伤害，回归到人性的高贵。

我们还看到，鉴于商业资本在现代社会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新商业文明也成为文明对话的主力军。

总之，东方有中国再崛起、上下5000年的历史、儒家思想的天下观，西方有文艺复兴、启蒙和工业革命、现代文明与资本主义、商业和社会组织的管理、创新，如何能实现东西方的双向交流？

并非所谓的东风压倒西风或者西风压倒东风，而是互相学习，才有可能开始新的文艺复兴。所谓超越古今，会通中西，学以成人，天下一家。

文明对话视域下的乡土化正如孟子说的“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借用现象学的思考，过程才能够成就一种价值，有缝隙的地方才能有阳光透进来，在结构中、在过程中产生这种价值，就是牟宗三先生最喜欢吟诵的《诗经》中的一句，“惟天之命，於穆不已，盖曰天之所以为天也”。

现代化和全球化为人类不仅带来了福祉和机遇，也带来了挑战和困惑。乡土化，一是传统与现代水乳交融的现代化，二是自身保持文化认同、彼此和而不同的全球化，合而言之，就是“化现代”与“化全球”。

人类社会共同体的发展，除了文化认同还有经济结构、政治系统、社会体系、生态环境，以及这五者的整合系统。

在这六大复杂系统中，“蓝幽灵”是地球与人类的对话，现代化是古人与今人的对话，全球化是我和你的对话，是文明对话，乡土化是自己与自己的对话，以建立起自己的文化认同。最终，则是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

疫情过后，无论是社会组织方式还是经济结构，社会治理方式还是个人生活方式，都会发生深刻改变。这个改变不仅是中国的也是全球的。

显然，无论是美国的路还是中国的路，一定都是人类共同的路——因为无论东西南北中，人类只有一颗蔚蓝的星球，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

疫情止于何处？止于乡关。现代化止于何处？日新盛德。全球化止于何处？天下一家。人性止于何处？止于至善。天地之大德曰生，乡土化以（仁）人的语言，涵摄了时间意义的现代化与空间意义的全球化，生生不息。

正如马克思和尼采是基督教的消毒剂一样，五四运动是儒家的消毒剂，让儒家洗尽铅华。中国需要继承五四运动的精神，继续进行深刻的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掘井必及泉，挖掘出自身的根源意识，而不是汲流忘源；返本以开新，建立自身的文化认同，从而形成具有批判性的集体共同意识。

无论是美国梦还是中国梦，肯定都是人类共同的梦，人类将来也只可能有一种文明：庆幸差异（Celebration for Difference）的对话文明。

最后，乡土化涵摄了现代化与全球化，互相摩荡，共同演化，其结果正如荷尔德林说的那样：“诗意地，人类栖居在这片土地上。”

想要了解王建宝先生更多观点？请关注2020年12月3日（今天）19:00-21:00由长江商学院和北京大学世界伦理中心联合主办的第八届“儒商论域”线上特辑。

届时，人文财经观察家、秦朔朋友圈&中国商业文明研究中心发起人秦朔先生将发表主旨演讲《新时代、新商业、新文明——商业文明视角下的企业家精神》。

长江商学院研究学者、人文与商业伦理中心主任王建宝博士将担纲主持，并与秦朔先生围绕新商业文明和企业家精神展开对话。

所谓儒商，是具有儒者胸襟的企业领袖。心怀苍生，道济天下，身在商界，义在利先。在受儒家思想深刻影响的“文化中国”领域内，尤其是东亚，儒商长期以来就是人文精神与商业相结合的典范。

目前，在全球经历了“经济减速”、中外企业家都面临严峻挑战的时候，如何再现和发展儒商价值体系、令经济发展更具包容性和可持续性，是学术界和企业界所广泛关心的共同话题。

在多元现代性的全球化背景下，长江商学院努力尝试把“儒商”发展成一种新的论域，即：通过基础理论研究、日常教学和举办系列活动，形成一种以学者与企业家为主体的公共话语空间，以中国儒家传统的现代性转化和创造性发展为中心，在全球化时代下探讨出新的商业价值体系和伦理规范。

从创办第一天起，长江商学院就高度重视企业的社会责任与担当。早在2005年，长江即率先将人文课程引入管理教育，这可能是全球第一家商学院系统倡导和发展人文教育。长江希望借此能够引领世界管理教育由“术”而“道”，培养具有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感的商业领袖，以商业和社会创新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

儒商论域是长江商学院在人文领域持续深耕的品牌论坛，迄今已经举办七届。第八届“儒商论域”线上特辑即将推出，扫码收看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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