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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六里投资报
桥水基金创始人瑞·达里奥日前在达沃斯会议现场，分别接受了CNBC及CGTN的采访，分享了自己对2024年美国大选、美股市场以及中美关系等方面的观点。
达里奥表示，2024年将是关键的一年，总统大选是美国的一大内部风险点。
而从结果上来说，最后无论是拜登连任还是特朗普获选，对于市场而言都是威胁。
达里奥表示，自己深切担忧的是，美国内部存在着价值观的巨大矛盾，这导致了民粹主义和极端主义。
在大选结果尘埃落定以后，无论哪一方获胜，或许另一方都无法接受失败，
这是美国内部面临的一大矛盾与风险；同时，这也是之于全世界的一大风险点。
而从当前美股市场而言，市场定价似乎并没有将内部冲突导致的不确定性纳入其中；
相反，中国的股市更多地考虑了风险与不确定性。
投资报（liulishidian）精译提炼了达里奥的精彩内容：
美国大选将是
2024年最大风险点
问：2024年是特别的一年，它是美国的大选年，而中国同样在这一年中面临经济转型的问题，你对这一年里的双边关系有怎样的看法？
达里奥：我认为，美国大选将是世界在2024年面临的最大风险点。
因为美国内部存在着巨大的价值冲突，
这导致了民粹主义和极端主义，所以无论大选结果如何，双方都不会接受失败，或者屈服于对方。
问题是，美国能妥善处理好这个问题吗？
美股定价并未
纳入不确定性
问：从历史上看，当存在很多不确定性的时候，通常是买入的最佳时机，对吗？
达里奥：那不一定，我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
你不能把市场看作一个整体，对吧？你得分化地看市场的各个部分。
我们的债券收益率已经下降到了4%，
股票市场里，那些公司已经不再像以前那么便宜了。
我们从通货膨胀率出发，然后加上实际利率；
如果我们认为通货膨胀率在3.5%附近，然后再考虑在1%-2%之间的实际利率——
那么我们要得出的就是，当债券收益率达到4% 的时候，那已经不再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水平了。
在债券收益率的基础上——
债券收益率影响一切，它也会影响今年的经济形势，因为债务周转、利息提高等等——
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看问题，那么市场已经不便宜了。
定价和大环境是截然不同的方面。
你不能只看大环境，你必须得知道，有多少因素被反映在了定价之中。
所以，如果我们讨论政治，以及地缘政治问题的话，我不认为这些风险已经体现在定价中了。
因为对于市场参与者来说，这些问题是很难衡量的，所以这方面的不确定性并没有被计入价格。
也许，你去看看中国的股市，中国的股市更多地反映了这些不确定性。
无论是拜登还是特朗普
谁获胜对市场而言都是风险
问：那么你认为，拜登连任，对市场是好是坏？特朗普上任，又是好是坏？
达里奥：我想，无论是拜登还是特朗普获选，对市场都是威胁，两者都是威胁。
让我来谈谈为什么这么说。
我想，我们最大的担心是，双方是否会接受这个情况——
不仅在于是否会配合选举的问题，还有他们是否会接受这个决定。
即使在今天，我们也在讨论，
最高法院是否真地能够控制局面？
人们是否接受这些差异？人们会愿意生活在别人希望他们拥有的生活中吗？
我们正在进入一个连政治都被当作政治武器的环境，所以我们现在正在面临内部冲突问题。
极左和极右两派冲突愈演愈烈，
即便拜登最终获选，可能大多数人也不会觉得他会在任期内成为一个多么优秀的总统。
问：那么无论接下来的大选如何，市场都会面临更高的风险，而你也说美国国债的收益率不讨喜，那么接下来应该怎么做？
达里奥：我的问题是，你知道你的中性立场是什么吗？
在政治因素以外，目前的市场既不是非常有吸引力，也不是非常没有吸引力。
我有一个中性的投资组合，我的中性投资组合是一个多样化的投资组合。
你应该更加靠近自己的中性组合，但首先你得先知道自己的中性组合是什么。
应该让世界更多
听到中国的声音
问：值达沃斯论坛之际，我很想知道，你认为世界各国对中国的好奇本质上是什么？
达里奥：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发生了变化，商界对于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冲突感到担忧。
去年3月，中美关系达到了最糟糕的地步。
那段时间非常糟糕，但自那以后，情况开始有所改善。
换句话说，中美双方都认识到，一场经济战争或军事战争导致的后果将是可怖的。
因此，中美之间现在有了更多的交流。
所以我想，应该让世界更多地听到中国的声音，然后继续刻画中国作为一个和平的国家在世界所扮演的作用。
问：你认为人们会认可吗？
达里奥：我认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这样的动作是很重要的。
人们有时候会带着他们的固有观念——他们不太了解中国。
而我很幸运，我从1984年就开始去中国了，所以我很了解中国。
但依然是那个问题，很长一段时间内，积极作为是有必要的。
中国必须得
进行债务重组
问：对于中国而言，中国所面临的是经济转型的过程，如何看待中国经济潜力的变化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达里奥：由于房地产，中国出现了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那就是地方政府的财政问题。
如果管理得当，这些问题是可以控制的，可能借由某种形式的债务重组等等。
而货币政策之类的政策变化，它会导致人们心态的变化，使得人们有更高意愿进行消费。
当然，这是问题的一方面。
另一方面，是与美国的国际冲突。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这同样也是一个问题——
外国投资者或外国公司担心自己会在中国受到制裁。
因此，无论是美方还是中方，都有可能就此问题采取行动。
此外，中国的科技与生产力也有显著的发展，比如新能源汽车。
在芯片的竞赛上——你知道，这是中美角逐的一大赛道——在竞争对手的角度，这也是一大风险点。
所以，中美之间的角逐仍在进行，如何应对这些竞争将是非常重要的。
问：中国现在一直非常关注“新”这一概念，比如新基建、新能源、新科技甚至于新消费。在这些方向上，你认为哪些会对中国的经济增长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达里奥：经济存在所谓的双循环。
我想，就内循环而言，
企业家精神、创造性的发明能力，以及为他们提供资金的能力，在这场竞争中是非常重要的。
这些方面能够支持“新”类型的事情发展，
同时，中国也要处理“旧”的问题，处理房地产、债务重组和所有这些方面。
我觉得这些很重要。
所以我会说，在中国，确实有一些问题——
中国必须得进行债务重组，通过债务重组以及正确的货币政策相结合来对抗通缩的力量。
另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如何评估市场上的这些激励因素的价值。
问：中国在几十年时间里走完了西方世界上百年所走的路。这样的时间对比，一面是欢呼一面是混乱，你如何看待这柄双刃剑？
达里奥：我想，这中间确实产生了一些泡沫。
房地产曾经是泡沫之一，我认为打破这些泡沫会是更有利的。
我在美国经历过四次这样的危机，而我确信他们都是可控的。
中美之间濒临红线
需要相互理解，实事求是
问：在今天你所看到的下一个最大的挑战可能会是什么？
达里奥：正如我之前所说，
如果把美国内部冲突的风险，和外部冲突的风险结合起来，就会引发各种经济风险和政治风险。
战争的代价太大了，美国在某些地方的过度扩张以及运作、中东战争的蔓延、其他地方战争的蔓延，这些都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当然，还有气候问题，这一点同样是代价巨大的。
如果我们计算在这上面耗费的成本，它达到了大概每年5万亿美元，占世界GDP的5%。
还有，中美之间的红线——在中国台湾问题上，中美已经非常濒临红线了。
不仅如此，还有其他一些领域，比如芯片领域的制裁接下来会怎么走？所有的这些等等。
都已经非常靠近危险的红线了。
我想，智慧会占据上风。
但也不能否认，这是一个意外也可能发生的环境。
问：所以，现在最好的建议是什么？
达里奥：相互理解，实事求是。
中国的军事理念——自《孙子兵法》问世以来，就是——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
如果可以的话，永远不要动用军事力量来应得一场战争，因为代价过于沉重。
问：过去的这些年里，你一直是中美关系诸多声音中的少数派，你怎样看待自己的角色？
达里奥：我想，人们有的时候喊得太过“大声”——他们会坚信这是对的，或者那是对的。
但我认为，没有必要一定要选一边站。
人们应该理解的是事物背后运行的机制，以及每一边的人是如何利用这些机制来创造机会、做出成果的。
所以我期望如此。
我没有偏袒任何一方，我理解中国的优势与问题，我希望自己能够为中美双方更好的互动而努力。
中国文化中有很多我们可以学习的东西。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学习和思考的文化，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会接受另外的生活方式。
责任编辑：刘万里 SF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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