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经济还能中高速增长的源泉究竟在哪里_新浪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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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天勇：找到打开中国体制改革与经济增长因果之谜的学理钥匙

　　2023年11期《学术月刊》刊载的笔者所著论文，尝试建立中国二元体制经济一个新的分析过程和体系，以此思路和方法给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增长和速度放缓一个数理逻辑的解释，并基于符合中国实际的经济学理展望未来的经济增长。开一《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新数理逻辑框架》的专栏，今天发出之三。

　　周天勇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从生产—收入—需求各方面看，未来10年中国经济增速存在着年平均在向1.5%到2.5%区间放缓的压力。

　　从生产方面看，用道格拉斯生产和索洛增长函数模型研究生产产出和增长的机构和学者，如果从未来劳动力的负增长、固定资产投资的回落和资本收益率下降规律，广义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即使年均增长1%（1978-2022年平均增长0.6%）等因素预测，未来10年平均GDP增长率也就在2%到3%之间。

　　从需求方面研究看，消费需求、资本形成额、出口三大增长速度，因人口增长下行和老龄化压力，社会商品需求相对收缩，制造业核心投资国内市场呈不足态势，世界贸易增长趋缓和出口国之间竞争加剧，如果对外市场掉以轻心，国内居民收入和需求占GDP比例低得不到改善，从低水平生产与需求均衡角度看，未来10年期平均GDP增长率也会处在2%到3%之间。

　　对此，如何应对经济增长下行的压力？

　　（1）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建议。因为道格拉斯生产和索洛增长函数变量中不涉及体制安排与经济增长内生关系的分析中，着眼于生产方面预测的学者和机构，主要的政策建议是，提高人力素质、加大研发投入和加快产业创新。对其，我在2023年11月2日”天勇谈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困惑及其增长潜能的疑虑》中进行了讨论。结论是，未来将中国广义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年平均从改革开放以来的0.6%提高到1%就很不错了；实现提高到3%以上水平愿望的概率可能很小。

　　（2）强化国家干预、多放货币和加大投资的建议。着眼于需求推动的研究机构和学者，有的呼吁增加财政赤字、实施宽松货币政策、加大国家基础设施投资，并且在战略上还是用重生产建设和轻生活消费推动增长速度。然而，一是中国目前遇到的主要矛盾是，居民消费需求不足，为生产过剩的主因，进而成为增长下行的压力。二是由于技术进步和施工机械对劳动力的替代，基础设施投资转化为劳动收入的比例，从20世纪80年代的40%左右，下降到了目前的15%左右，政府投资转化为消费需求的功能在持续收缩。三是政府扩大赤字、增加债务向经济系统的流动，主要注入国有企业体系，而非中小微企业；国有企业的资本有机构成较高，转化为居民消费的比例还是很低。四是从历史经验看，相当多的财政赤字、政府债务和货币投放，除了主要流入国有企业外，再就是在金融体系内部循环，没有理想地流入工商企业，特别是容纳大量就业的中小微观企业之中。国家干预和加大投资的刺激，并没有使居民收入和消费不足得到改善，甚至每一次刺激都使失衡加重。

　　那么，如果我们寻求未来经济还能够中高速发展，增长的源泉在哪里？笔者这篇论文的含义是：启动和加快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速度，除了大力度和全面深化的市场化改革，其他方面的思路和建议可能行之不通。

　　我们观察中国二元体制扭曲，可以从市场经济标准值和各方面的实际值比较中，求出某种体制安排形成的差值Z——制度闸口的大小，或者允许和不允许的开关。当我们将二元体制国家的国民经济运行看成是一个由流体、渠道和闸口组成的体系时，流体为劳动力、资本、土地等要素和工资、利润和地租等产出，而z则可以看成是影响流动实体流速流量的体制安排。

　　首先，差值乘以所涉及的资源，就是体制扭曲造成的经济损失。比如2022年非竞争性的国有企业总资产为360万亿元，其扭曲的资产总利润率为1.20%[1]，因给市场竞争性民营企业的贷款利润比国企高，其资产总利润率标准值最低5.5%，标准值减扭曲值的差值为4.00%。

　　国有企业总资产360万亿元乘以资产总利润率差值4.00%，计算出闲置浪费和低利用造成的产出利润损失规模为14.40万亿元。

　　其次，计算体制性剩余也有规律可循[2]。如非价值性的闲置浪费资源，可以用式（3）计算。比如，2022年与中国人均GDP水平相当的国家，其农业就业劳动力占总就业劳动力比率的标准值为10.15%。因迁移管制、教育城乡隔离、住宅汽车外地户籍限购和部分工作岗位外地农村户籍歧视等阻碍，中国同期这一扭曲比率值为24.08%，差值为14.11%。差值乘以总就业劳动力74080万人，农业中淤积低利用劳动力，即体制性剩余劳动力规模为10218万人。

　　笔者在研究过程中发现，对价值产出，可以这样用（4）式计算，低效率造成的产出损失除以市场经济标准值，即体制性剩余数量：

　　这个数量也可以很确定地计算出来。如前面计算出2022年国有企业360万亿元资产的利润产出损失为14.40万亿元，其除以民营企业资产利润率标准值5.5%，全部国有企业没有正常发挥作用的体制性剩余资产为288万亿元。

　　最后，如果推进大力度的体制改革，将体制性剩余盘活，提高其投入产出效率，可以用下列（5）式进行仿真计算。体制改革的目的是盘活释放这部分没有正常发挥产出作用的体制剩余要素，以此加速经济增长。提高效率而促进增长的算式是：

　　△Gst为由改革释放体制剩余获得的新增产出，等于改革后第t年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t）减去如未改革第t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t0）。Sur0为基年体制性剩余资源，mt为每年不同的改革强度，即盘活多大比例的体制剩余资本去发挥促进增长的作用，其中，下同。rp为某种体制剩余资源的投入产出系数。

　　比如2022年，就业总劳动力为73351万人，体制性剩余劳动力为10453万人，剩余率为14.25%，还包括国有企业事业社会管理组织等的冗员，剩余率在1/3左右，进行户籍改革体制性剩余劳动力10年中向城市、工业和服务业转移配置，深化用工市场化和绩效化改革，假定劳动力产出系数为0.5，改革强度年度间平均，则未来10年体制性剩余劳动力释放，年均可获得0.81%的增长潜能。[4]

　　以上推导，建立起了中国二元体制“体制扭曲—扭曲差值—产出损失—体制剩余—改革释放—经济增长”内生变量的逻辑算式和计算过程。一些学者提出，无论是何种模型，预测未来的经济增长，都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但是，这一数理逻辑推导和计算，可以证明体制剩余确实存在，那么市场化改革能够获得新经济增长则基本被确定。[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