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稳增长专栏（一）：居民收入支出流扭曲及其改革的潜能|消费经济_新浪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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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天勇稳增长专栏（二）：总需求不足总体直接的原因是居民收入消费占GDP比例过低

　　稳增长：居民收入支出流扭曲及其改革的潜能

　　来源：天勇谈经济作者：周天勇

　　中国近些年经济增长放缓，重要的是总需求相对或者绝对收缩，导致了生产增长的可能性边界受到严重的压抑。纵观这一周期，多年居民消费需求疲软，近两年房地产商投资和居民购房需求回落，人口负增长和老龄化严峻，2023年5—7月出口需求开始负增长。对此如果没有大力度的改革扭转，中国未来15年的经济可能会陷于低速增长的区间。那么，中国国内的总需求为什么不足，深层次原因是什么，怎样才能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改善消费需求格局？国内学界众说纷纭，对策不一。笔者认为，需要在中国经济运行和增长的数理逻辑方面有所突破，从“财富生产—收入分配—需求支出”国民经济渠道流量循环去观察格局性和深层次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选择解决问题的路径和提出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就此，笔者开一专栏，今天刊载之一。

　　总需求不足，特别是居民消费投资需求不足，阻塞了国内生产与需求循环，这是近些年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主要原因。[1][2]毫无疑问，居民消费和投资支出能力的大小取决于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然而，哪些原因造成了居民收入水平相对较低和消费投资能力偏弱？怎样才能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和扩大居民消费投资的支出？对此，有学者认为是收入分配差距造成低收入水平人口的消费不足，应当加强再分配，推进共同富裕才能增加居民消费；[3]也有的学者认为是财政对教育、医疗和住房等保障支出不够，导致居民这三项支出大而常规消费需求能力偏弱，国家应加大这方面的支出；[4]还有学者认为，农民收入水平过低，重点应当振兴乡村，加大财政补贴力度，扩大农民消费支出；[5]王弟海等也撰文提出了有益的看法和对策建议[6]。

　　一般市场经济国家中，需求侧的经济增长表达为投资增长率、消费增长率和净出口增长率乘以各自对增长部分贡献的权重，再将三者进行相加。但其假定条件是，市场配置资源，允许交易，产品和要素市场确定价格，而价格又是分配的机制。生产结果方面，劳动、资本和土地按各自贡献分配各自的收入；在财产方面，居民可以用资产进行投资，或者将其交易，获得财产抵押生产收入、入股获利、出借获租和出售收入。

　　然而，中国“生产—分配—收入—支出”循环链上有着各个环节的二元体制扭曲，程度不同地影响着经济循环中的流向、流速和流量，造成总需求与总供给失衡。笔者曾根据中国国情提出并定义了市场经济标准值与二元体制扭曲值，并根据二者及其差值，估算生产方面的体制剩余要素和资产数量，观察其通过改革纠正扭曲加以释放，所蕴含的生产增长潜能和可能对增长的贡献。[7]本文在需求侧体制改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上，秉承二元体制数理逻辑分析方法一致性的原则。

　　需求与增长数理关系、重点需要关注“分配—收入—支出—投资”渠道流量、综合逻辑运算分析，认为总需求不足和生产相对持续过剩的总量性原因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消费及投资支出占GDP比重过低。其由几个重要因素构成，如就业人口数量收缩、人口从低收入处向高收入处流动受梗阻、土地交易收入分配扭曲、城镇房价过高、禁止农民住宅交易和财政民生支出比率过低等。

　　需求侧不存在体制性剩余收入和消费及投资。在需求与增长方面，居民收入与需求有哪些二元体制扭曲？获得收入的经济主力人口由于行政干预而减少，人口向高收入城镇和农业流动被堵塞，土地交易收入分配的流向被扭曲，农村住宅禁止交易而失去收入源，城镇高房价转移了居民收入逆流，民生方面政府支出比率低挤出居民现有收入等。准确地说，二元体制中居民消费和投资需求不足造成增长速度下行，其逻辑传导是体制分配扭曲：或是居民应分收入被过多地转入政府和企业项下；或是居民已有收入因支付过高房价而流入政府、房地产企业和银行项下；或是居民收入支付了本应由政府提供的教育、医疗、居住保障而节省了政府收入的支出，造成居民消费和投资流量过少。

　　笔者观察发现，20年前同等发展水平人口自然增长率标准值，与生育管制体制下人口自然增长率实际值之间存在扭曲；同等发展水平市场经济国家市民化比率标准值，与迁移受阻国家人口市民化水平实际值之间存在扭曲；同等国家土地交易收入所有者与政府间分配比例标准值，与中国农村土地转移出让集体农民与地方政府间分配比率实际值之间存在扭曲；城镇住宅作为可交易资产获得收入的标准状态，与农村住宅不是可交易资产因而不能获得收入之间存在扭曲；一般国家居民购买住房的房价收入比标准值，与中国居民购买房屋房价收入比实际值之间存在扭曲；一般国家财政民生支出比标准值，与中国财政民生支出比实际值之间的扭曲。

　　居民对富裕生活追求的需要与增加居民有效消费和投资支付能力，是未来中国需求侧增长的最重要来源。中国城乡居民在日常生活和财富拥有方面，农村处在工业化的初中期阶段，而城镇居民只是达到了中后期阶段，并没有完全达到富裕社会的水平。一方面，二元体制收入和支出流动扭曲，使居民项下收入流量过少，或其收入被转移，或其收入被用于替代政府的民生保障支出，造成居民有支付能力的消费投资需求不足；另一方面，通过分配和支出体制改革，提高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增强有支付能力的消费和投资需求，将是未来需求侧经济增长的巨大动能。

　　[1]参见刘鹤：《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人民日报》2020年11月25日。

　　[2]参见臧旭恒等：《中国居民消费不足与新发展格局下的消费潜力释放》，《消费经济》2023年第1期，第3-17页；同上书，第2期，第3-19页。

　　[3]李实、朱梦冰：《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促进共同富裕实现》，《管理世界》2022年第1期，第52-61页、第62、76页。

　　[4]王延中、龙玉其、江翠萍、徐强：《中国社会保障收入再分配效应研究——以社会保险为例》，《经济研究》2016年第2期，第4-15页、第41页。

　　[5]臧文斌、刘国恩、徐菲、熊先军：《中国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对家庭消费的影响》，《经济研究》2012年第7期，第75-85页。

　　[6]参见王弟海、李夏伟、张蕾：《城乡收入不平等对中国居民消费的影响：基于中国跨省面板数据的分析》，《广西财经学院学报》2021年第1期，第98-113页。

　　[7]参见周天勇：《从转轨到并轨：超大规模二元体制经济学的内在体系》，《探索与争鸣》2022年第5期，第88-101页、第1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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