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诊2025中国经济】曹远征：中国最重要的事是，不能总看美国的眼色行事

编者按：前三季度中国经济增长4.8%、新能源汽车年产量首次突破1000万辆、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1%……

回顾2024年，国际上，区域冲突的规模和范围不断扩大，大国竞争愈发激烈；在国内，中国经济在下半年逆周期调节政策之后奋力直上。面对复杂的局面，以及国际上“中国顶峰论”、“定时炸弹论”等种种质疑，全年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展现出中国经济庞大底盘的强劲韧性。

新的一年，经济工作怎么干？刚刚开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做出部署。那么，2025年，中国经济会面对怎样的内外部形势？特朗普2.0时代的中美贸易战将如何演进？为什么扩内需如此重要？中国制造如何利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市场？2025年，又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一揽子增量政策之后，如何实现经济增长又稳又好？地方化债与经济发展如何两全？如何稳住股市楼市？

我们迫切需要深入探讨这些重点议题，剖析2025中国经济的挑战及其背后的机遇。为此，观察者网推出《问诊2025中国经济》专题，邀请国内顶尖经济学家，围绕这些关键问题犀利发问、深入研讨，厘清中央战略布局和发展方向，消除舆论误区，为中国经济的稳健前行贡献智慧与力量。

专题的开篇，我们邀请了原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前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曹远征，来深入剖析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复杂外部局面，当前中美冲突的本质，以及我们可能的应对之法。

12月25，作者与观察者网对话交流 观察者网

【对话：高艳平 整理：郑乐欢、刘冶】

世界正处在十字路口

观察者网：首先，2025年的中国经济正面临什么样的外部世界？目前有各种说法，比如新型全球化、逆全球化，或者后全球化，您是如何定义和描述的？

曹远征：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各方都很焦虑，缺少方向感。

二十大报告特别提出，世界之变、历史之变和时代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我们现在面临的世界，跟我们过去理解的世界不是一个世界了。过去是全球化的世界，现在可以说是个去全球化的世界，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而全球化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至关重要。中国的改革开放正是世界主题发生变化的背景之下发生的，世界主题由“战争与革命”转向“和平与发展”。世界大战打不起来，发展成为世界的主题，所以中国有了改革开放。而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又反过来影响了整个世界。

我们的改革，就是将过去由计划主导的、由国营为主的国家工业化，变成了市场引领的、包括国资、外资和民营企业在内与的全民参与的工业化。工业化的加速，使中国快速从一个落后的国家，变成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更重要的是开放，中国的工业化被纳入全球化进程，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配置，并不断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所以你会看到，中国形成了全球最大的产业体系，从手工制造到现代制造全部都有，而且工业化、信息化和现代化是层层叠加的。中国的现代化是一个快速赶超的过程，这和全球化高度相关。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既是全球化的参与者、全球化的积极贡献者，同时也是全球化的受益者。正如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所说的：对外开放是中国现代化的鲜明标识。

环顾全球，像中国这么开放的大国是很少见的。中国的进出口规模一度占整个GDP比重超70%，现在降到了33%（2023年）。在大国经济中间，很少有国家有这么高的开放程度。实际上中国是在拥抱全球化。如果全球化受到挑战，那对中国也有很大的影响。

中国进出口占比历史变迁

全球化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如果我们来回顾下过程也能看到这一点。

2016年杭州召开了G20峰会。尽管全球化已经面临挑战，但那次会议仍然将发展问题置于国际经济金融治理的中心位置，而且还重申联合国的作用，要求成员国本着“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来改善全球经济治理。特别是要把结构性改革议程，和20国财政和货币政策协调置于同等重要的位置，希望能推动全球经济强劲、平衡、可持续的发展。

此后不久，中美贸易冲突爆发。紧接着疫情爆发、俄乌冲突爆发，这个世界开始碎片化。

那么，这个世界将朝何处去？就成为吸引全球关注、引起全球焦虑的问题。其实这个焦虑不仅是中国的，也是全球的焦虑。今年我出了一本书，叫《失衡与重塑——百年变局下的中国与世界经济》，本来这是一本平常的学术著作，没想到突然大卖。我想这就是原因，也成为你今天提问的答案：世界正在处于十字路口，这就是我们现在要面对的世界。

全球三大板块都享受了全球化红利

观察者网：与美西方以及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相比，中国的舆论界几乎一边倒地认为，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很正面的术语，截至现在也是如此。不过，从您的论述来看，经济全球化还有另外一面：比如，全球化不仅仅给中国带来巨大的发展红利，也使得美国和华尔街从资本流动中获取了前所未有的好处：维护了美元霸权、加剧了华尔街的贪婪，也推动了全球的不平等，这些对于中心-外围体系中的外围国家，主要是第三世界国家而言，未必都是好处，可否请您解释一下？

曹远征：其实经济全球化是全球经济合作的一个描述，也是一种结构的形成。全球化的底层逻辑就是自由贸易。今年是布雷顿森林体系会议召开80周年。80年前，也就是1944年二战胜利前夕，战胜国们聚在一起讨论战后秩序怎么安排。

在讨论中他们发现：为什么在短短20年里就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如何实现永久和平？为了消灭战争的根源，人们发现了很重要的问题：过去两次大战爆发，是民族主义国家之间的互相竞争，是单边和双边的竞争；国家之间要拼实力，争夺原料，争夺市场；而后起国家如果没有殖民地，没有市场，没有原料基地，那一定会用更加激烈的手段来争夺。德国就是这样的，所以德国是两次战争策源国。

如果要消灭战争，那么开放市场、自由贸易可能是一个解决办法。于是 1944年，全球化的两个最基本的框架建立了，它们成为全球化延续至今的基础。第一就是关税贸易总协定，其宗旨是自由贸易、减免关税、降低关税壁垒、开放市场。第二就是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它以一国主权货币——美元作为国际货币，让各国货币跟该主权国家货币挂钩，而美元与黄金挂钩，让汇率保持稳定，这样各国就不会通过汇率的贬值进行恶性竞争。

在过去几十年里，全球化已经使世界经济更加紧密地连接在一起，全球产业出现了自西向东、向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向亚洲地区转移的态势，从而相应地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在此过程中，共形成了三个板块。客观地说，这三大板块都获得了全球化红利。

一个是以中、印为代表的亚洲新兴经济体板块。亚洲国家以制造业为基础，把自己比较便宜但素质很高的劳动力纳入全球化过程中，吸纳全球产业转移，成为全球的制造业中心。亚洲的制造品向发达国家出口，获得了全球化的红利，同时也给全球作出了贡献。亚洲国家一方面提供给发达国家物美价廉的商品，同时又将赚到的外汇返流到发达国家，支持发达国家的金融业发展。

第二个板块就是资源出口国板块，石油输出国组织国家就是典型。随着亚洲地区成长为能与欧美发达地区比肩的世界制造业中心，这些国家也因为初级产品的强劲需求，而加入了国际市场的竞争。

刚刚你提到了第三世界国家对全球化的讨论，中国在加入世界全球化之前，这些外围国家全然依附于传统欧美市场，他们面向中心发达国家生产，市场非常之集中。发达国家经济不景气时，他们就只能压低价格，贸易条件并不好。但自从中国加入全球化，资源型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得到了改善。

就拿石油来说，2008年，国际油价突破了147美元每桶；就在上世纪90年代，油价只有不到20美元左右每桶。初级产品价格的上升，不仅使资源出口国出现了贸易顺差，而且鼓励全球资本投资矿产资源及相关基础设施，带动了这些国家的工业化加速。于是，这些资源出口国在初级产品供给上支持经济全球化的同时，也使自身的国际收支状况不断改善，形成了巨额的外汇储备。当然这个外汇顺差，又通过购买美元资产，回流到了发达国家市场。

中国融入全球化使得能源输出国增加了议价能力，从而享受更多的全球化红利。图为2020年1季度以来的石油需求变化。红色为中国，绿色为OECD国家，黄色为其他非OECD国家

第三个板块就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这些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产业外迁。所以他们的制造业占GDP中的比例就越来越低，美国的占比目前已经降到了10%。但是美国的服务业却在全球化中得到格外的发展。

举个例子，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吸引外资很困难，到处听到有人说“我有项目，你有钱吗？咱们合作一下。”但是后来倒过来了，是发达国家的各种金融服务行业到中国找项目，他们说“我有钱，你有项目吗？咱们合作一把。”这就是金融服务的全球化，资本实现了全球化流动，很多发展中国家获得了资金，有了发展条件。但与此同时，对美国等发达国家来说也确实获得了收益，而华尔街是获得红利最大的。

这三个板块用一种特殊的方式连接在一起。实物都出口到发达国家，但是产品出口以后获得的收入又通过投资美国金融产品，回流到了发达国家。这样的循环一定会带来一个问题，那就是发展中国家在货物贸易上是顺差占GDP的比重持续提高，而发达国家贸易逆差占GDP的比重在持续提高。其中中美两国最有代表性，而中美两国国际收支又互为镜像关系。也就是说中国的顺差大部分来自美国，美国的逆差大部分来自中国。这个就被称之为国际收支的失衡，失衡的背后是全球储蓄和消费的失衡，或者说投资和消费的失衡。美国变成全球的消费中心，而中国变成了全球的投资中心。

世界经济运行就是这样循环进行的，也因此构成了世界经济的相互依存关系。但这个依存关系是失衡的。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危机爆发，世界经济运行的循环断裂，所有的出口型经济体都受到了损失，危机蔓延至全球。在美国金融危机中，世界各国难以独善其身。而中国启动了4万亿计划扩大内需，带动了整个世界经济的复苏。

那个时候，人们就开始讨论，这个失衡的世界经济如何可持续？后来在G20国杭州峰会上通过了《二十国集团创新增长蓝图》，各国达成共识，决心要平衡，要可持续，而且还要强劲的发展；会上各国认为，只有靠“共商、共建、共享”的包容性发展才能解决世界问题。

G20杭州峰会：这是二十国集团成员和嘉宾国领导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集体合影。 新华社记者庞兴雷摄

民族国家架构与超级全球化理想的不兼容

观察者网：G20杭州峰会至今过去才8年，全球化的形势却明显恶化了，而不是改善了，为什么？

曹远征：Ｇ20杭州峰会提倡用发展来解决世界问题，发展的逻辑就是全球各国要更加紧密化合作，寻求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共同办法。

但是正当人们争取经济全球化更美好的前景时，去全球化的民粹主义思潮也走到了国际舞台的聚光灯下。当年英国举行全民公投决定退出欧盟，随后特朗普当选新一任总统。以此为开端，去全球化由街头的非法集会，上升为政府的合法政策，并不断上升为法律法规，成为建制化的安排。

而新冠疫情爆发尤其是俄乌冲突之后，西方价值观至上的倾向开始占据世界经济的上风，“同谁做生意比做生意本身更重要”，日益形成的“小院高墙”构成了与美西方曾倡导的经济全球化的对立和对峙。

但是，问题产生了，解决问题的希望也一并出现了，那就是人们对“超级全球化”的理想憧憬。什么叫超级全球化？就是通过超国家、超主权基础上建立的全球治理秩序安排，来实现全球意义上的资产负债表平衡。

但是我们知道，世界经济运行的底层逻辑是民族国家，超国家超主权的安排和民族国家是有冲突的。那么能否建立超国家的治理安排，就变成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比如说，美元的问题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要解决这个问题，一定需要一个超主权的货币。因为美元是全球性的货币，美国的中央银行也是全球的中央银行。但是美国的中央银行实质上只是美国的中央银行，它跟全球利益是有矛盾的。如果要美元真正变成全球的超主权货币，监管者就不应该是美国的中央银行，而是应该建立超主权的中央银行，建立超主权的全球性世界政府，才能对世界经济的不平衡作出安排。

能否产生一个超民族国家、超美元的国际货币，这是十几年前大家广泛讨论的问题。但是大家发现，在民族国家体系的现实框架之下，这显然是做不到的。

超级全球化最典型的描述就是，世界是平等的，没有任何障碍。但是最终你会发现世界并不是平的，而是有民族国家架构的。建立在民族国家的基础上的经济全球化，始终处于否定之否定的矛盾运动中:一方而生产力是无国界的，市场经济是普适的，两者本质是全球性的，各国的经济发展一定会走向全球化；而另一方面政府却是民族国家的，其行为基础是国家利益。

全球化的发展与民族国家的利益出现了冲突，而且难以调和，现在问题就出现在这个环节上。

观察者网：那么中美之间的矛盾正显示了这种全球化的努力与民族国家框架的冲突？

曹远征：对，民族国家的利益跟全球化取向之间的矛盾出现以后，首先体现在中美冲突。特朗普提出，美国利益优先，美国第一。

为什么美国第一？也很好理解，美国人认为，他们的产业转移到亚洲，转移到了中国之后，美国当年产业比较发达的中西部地区空心化了，变成了锈带地区。他们的中产阶级群体衰落：没有工作，对前途绝望，吸毒泛滥。新当选的副总统万斯写的那本书《乡村的悲歌》，描述的正是铁锈地带的家庭。而全球化的过程中，美国的受益者是华尔街。

美国社会出现了内部矛盾：华尔街的少数人获得全球化的好处，但是更多的人生活没有希望。10 年多年前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就已经暴露出铁锈带的没落。而这些人是特朗普上台的政治基础。

特朗普认为这是全球化带来的。但是我们认为，一定要有一个超国家、超民族的政治安排，才能妥善解决全球化的弊端；而民族主义的崛起一定会让全球化向后退，出现逆流。这就是后来大家看到的中美贸易冲突，以及特朗普2016年上台后退群，倡导美国再工业化背后的逻辑。

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主要就是三点。第一是产业回流，美国斥资补助支持鼓励产业迁回美国。第二是高关税，美国通过关税壁垒限制外国的产业和商品进入美国，来保住美国的就业机会；第三是反移民，禁止非法外国移民来跟美国人抢工作机会。这些安排就构成了中美贸易战的背景。

过去，学术界对全球化一直都有不同的意见，但之前还是学术思潮，到特朗普时代就变成了建制化安排。

现在，特朗普再度回归。他可能还会延续这一套，但已经不仅仅是个别案例，而变成普遍的制度安排了。比如他说要对全球征税，还要对一些特别的国家加征特别的关税，比如说对中国的产品要加征60%的关税。

对全球征税的概念，和80年前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自由贸易体制是背道而驰的。这对全球化是一个深刻的挑战，还不同于我们过去说的“贸易摩擦”，“贸易争端”，也不仅仅是中美两国之间的冲突或贸易战，而是对全球秩序的挑战。

二战后建立起来的全球秩序是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治理体系，这区别于战前的所谓双边、单边治理体系。战争前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谁的拳头大，谁就厉害，国与国之间是以实力为基础的外交，但是二战结束以后建立起来的多边体系是普遍适用的国际规则。比如WTO，它是个规则体系，也有仲裁机构。如果哪方有意见和问题，可以起诉，由WTO 来裁决，这就叫按规则来进行，跟战前体系有很大不同。

但是如果要去全球化，就会回到战前以实力为基础的竞争中，而这个竞争是无序的。那么，是不是有战争的危险？为什么说现在战争的风险在上升，这就是问题。更何况过去美国是全球的领导者，秩序的维护者，现在美国带头说“我不想维护秩序了”。

20天以后，特朗普就正式上任了，按照他竞选期间提出的92条主张，其中最重要的可能就是一上台就宣布新一轮退群计划。他已经说了，上台之后，美国要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再次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甚至是北约。特朗普一度还扬言要退出WTO，退出联合国。这都是以规则为基础的制度化安排的机制，美国要退出这些全球机制，这个世界会什么样呢？这是值得担忧的问题，是焦虑的核心。

其实特朗普再次上台，全球都为之焦虑：未来会是什么样？如果过去我们认为世界是平的，未来是光明的，只要走下去，明天会更好。但现在突然发现，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明天不一定更好。

世界要退回到一战前的“列强时代”？

观察者网：您谈了全球化努力和民族国家利益冲突引发的全球焦虑，那么您认为，中美之间冲突的本质是什么？

曹远征：我们来讲一个欧盟的例子。大家都知道，一战之前，德法两国之间就一直矛盾不断，两次大战原因之一就是德法矛盾的激化。战后为了消除战争的发生，德法一定要建立起新的关系，这就是欧盟建立的基础。

最初是欧洲煤钢联盟，后来是欧洲共同体和欧洲共同市场，再后来成为欧盟。欧洲从共同市场变成欧元区，代表的正是全球化的趋向：欧洲各国来往更加密切，开放市场、开放边界，甚至开放移民。

但是现在已经走不下去了，英国率先不干了。2019年英国实现脱欧，这成了欧洲去全球化的开端，也就是去全球化变成了建制化的安排。

很多人认为，中美体制不同，意识形态不同，文化不同，所以产生冲突不可避免。但是，欧洲国家可是体制类似、文化同源，为什么也出现了利益冲突和逆全球化潮流。国家之间的诉求一定是有差异的。当年的欧洲的全球化已经走到欧元区这么高的水平，但还无法实现更进一步突破。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欧元区货币能统一，但财政统一不了，因为财政政策的统一是超越国家主权的。

可见，如果民族国家的框架仍然存在，超级全球化的理想就无法实现的。如果超级全球化做不到，那么，在去全球化潮流愈演愈烈的时候，民族国家间的相互竞争一定会成为主流，地缘政治、地缘经济机制一定会出现。这跟我们过去理解的世界——一个整体、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已经不一样了。

再看看俄乌冲突，基辅罗斯曾是整个俄罗斯文化的发祥地，是俄国和乌克兰文化的共同源头，而且在30多年前，俄罗斯和乌克兰还是一个国家；当年苏共的很多领导人都是乌克兰人，比如勃列日涅夫。

但是这两个国家现在陷入了战争状态。而且在俄乌冲突以后，俄乌双方的支持者之间还发起以规则为武器的制裁，世界进一步碎片化。如果这么竞争下去，过去我们说的全球化规则可能就荡然无存了。

观察者网：国内外一些关于中美竞争的描述，很多时候将其上升到意识形态，甚至描述成主义之争。不过您还是更多的认为这是逆全球化潮流之下，民族国家之间的相互竞争。

曹远征：我想讨论的问题不局限于国家层面，它是全球化安排还存在不存在的问题。全球化是全球形成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治理体系，将来会不会退化到以实力为原则的双边或单边的治理安排？如果全球化基础不存在了，就会退回到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

以实力为原则的治理安排我们见过，上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前就是这种安排。所以我特别能理解2021年在中美谈判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说的那句话：“你们在中国面前没有资格说，你们从实力地位出发同中国谈话。”以实力地位说话，那就谁的拳头大，谁有道理，这就是强盗逻辑！

观察者网：您认为现在似乎又回到那个状态了？

曹远征：对，所以这是我们最担心的，未来的世界，会不会退回到一战前的秩序了？而一战前的世界秩序，我们中国人的理解就是“列强时代”。这是问题的实质。

美国的贸易逆差是关税无法克服的

观察者网：自中国加入WTO之后，中国对美贸易的双顺差局面持续了很长时间。您提到中美贸易顺差是经济全球化的结果，因而，是关税壁垒无法克服的，您举了几个例子：比如汇率升值、控制出口配额、公平贸易等等政策，都没有减少中美顺差，在特朗普的上一任确实如此。不过，中美贸易顺差在拜登上台这几年下降了，只不过墨西哥等国对美的顺差增加了。如何解释呢？

曹远征：美国现在要给墨西哥征税，要给加拿大征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也快要名存实亡。我想说的是，我们已经不能从两国关系来讨论问题了，而是要以全球化视野来讨论问题。全球秩序安排正在出现新变化，这是问题的深刻性。

我们不能将美国视为一个普通国家。它过去是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现在它不愿意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或者至少不愿意免费提供。自由贸易变成价值观贸易了，跟谁做生意比做生意本身更重要，全球阵营化开始出现了，这是问题的实质。

回到中美贸易逆差，为什么关税无法克服？美元之所以能成为国际货币，是因为美国在国际收支中存在逆差；美国作为全球国际货币的提供国，它要履行国际流动性义务，它手上必须大量持有美元，才有可能维持国际货币的地位。美国的逆差是天然的，它不仅对中国产生逆差，也对其他国家产生逆差。只不过碰巧中国是它最大的顺差拥有国，也是它逆差的主要产生来源。

所以中美贸易顺差局面，仅仅靠中国汇率升值是解决不了的，靠出口配额限制也是解决不了的。

但是，中国的自主平衡已经卓有成效。2010年二十国集团(G20)首尔峰会的参考性指南要求，顺差国经常项目盈余和逆差国经常项目逆差不超过GDP的4%。所以你会看到，2007年，中国的顺差占GDP比重大概在10%左右。从那以后中国在不断地扩大内需，2018年的时候，这个比重到已经下降至不到1%。在疫情期间因为中国的生产恢复得好，所以出口和顺差又在增长，但目前也不超过2%。也就是说如果要求全球经济再平衡，中国表现是最好的。

但是美国的逆差始终减不下来。我想特别强调，减不下来不是美国的原因，是美国作为国际货币的主导国，它一定是出现这种局面的。这就是为什么特朗普要退群，退群就意味着美元不想再做国际货币，不想承担国际义务了。

只要美元是国际货币，它一定会有逆差。因为很简单，如果没有逆差，美国手上没有美元，就是流动性危机了。2008年出现的问题就是：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美元不能向全球补充流动性，全球的贸易几乎做不下去了，因为没有支付手段，没有钱。

所以，特朗普就职之后如果要推行去全球化的安排，它不仅仅是个关税问题，它是一整套制度的问题。

以美元的锚定资产为例。现在美元的发行基础是美国国债和石油。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布雷顿森林体系1944年建立的时候，美元是跟黄金锚定的，一盎司黄金等于35美元。美元跟黄金挂钩，各国货币跟美元挂钩，从而形成一个固定汇率制安排，这构成了当年全球稳定增长的制度体系基础。1973年以后，美元跟黄金脱钩了，但美元依然是国际货币。美元的锚转变成为美国的国债和产油国的石油。

现在美国的债务已经高达36万亿美元，金融体系高度膨胀，而实体经济又很虚弱，凸显全社会资金已经高度错配，所以人们担心美国还可能会爆发金融危机。特朗普也担心债务的无限制膨胀，所以特朗普大谈比特币，声称要将比特币列为美国战略储备资产。如果这样，将来美元或许也可能以比特币为锚，那么美国债券就会出逃，这是国际社会担心的问题。

国际货币体系正在出现新的变化，这是美国去全球化、美元不再想承担国际义务、国际责任的表现。如果是这样，未来会是个什么样子？整个国际货币体现的规则都在发生深刻的变化。

这就是特朗普说的美国优先，世界第二原则。”美国以外的事跟我们没关系，你要叫我去干，可以，拿钱来。”所以特朗普威胁要北约国家交保护费，否则美国就退出北约。美国过去是世界警察，是维持秩序的。如果美国不想当警察，这个世界会是什么样？其实我们今年已经看到，像巴以冲突，像现在的叙利亚政权更迭，美国已经开始袖手旁观。这是问题的实质。

美国对中国的重要性正在下降　“一带一路”的意义凸显

观察者网：我们在来谈谈具体的中美贸易战。您提到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美贸易战没有赢家。所以中国还是希望通过谈判，争取实现共赢。现在的形势很明显，中美贸易战不是中国打不打的问题，而是如何打，如何迎战的问题。您认为特朗普上台之后，中美贸易战变局会是什么样的？

曹远征：看世界当前的变化就会发现，如果说过去我们还有选择，现在已经没有太多选择了——必须扩大内需，这就是为什么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全方位扩大内需”。

第二，出口在中国占着比较重要的位置，中国出口占全球比重已经达到14%以上，占全球的七分之一。全球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也就是说未来中国想在出口上提高份额是基本不可能了。

第三，美国对中国的重要性正在下降。6年前，中国对美的出口额在中国出口市场中排列第一位，现在已经下降到第三、第四了。而且在对美出口快速下降的同时，中国对东盟、对非洲、对拉丁美洲的出口都在快速增长，“一带一路”上的增长超过了两位数。

可以看到，对美国出口的下降是凭借“一带一路”和对亚非拉国家的出口增长来填补的。但核心问题是，中国已经在全球出口份额中占了这么高的比重，想再提高难度是比较大的，因此扩大内需就是必须的。

观察者网：您在特朗普上一轮发动贸易战时做过测算：美国对中国进口约500亿元产品加征25%关税，尽管对中国出口额的影响为270亿到500亿美元，但对GDP的影响仅为0.2%-0.5%。然而，对就业的影响会比较突出，有50万-80万人会受到影响。而中国对美国的反制，尤其是对美国农产品的反制，不仅仅会影响我们的物价，而且可能会影响大豆等产品的供应。那么，在您看来，特朗普2.0时代的中美贸易战，中国面临多大的压力？

曹远征：首先，即使我们把美国加征的所有关税全部算上去，大概对GDP的影响也不到1个百分点。但是目前，怎么加？什么时候加？加多少？这本身还是未定的。

其实这分成两个部分，如果美国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那加关税水平就是42%。从2018年至今，美国对中国进口商品平均加关税将近20%。这两个关税叠加在一起就是60%。

最惠国待遇要经过美国国会讨论，能不能获得批准还是一个问题，而且什么时候批准也是一个问题，批准以后是永久取消还是分年度谈判又是一个问题。因此你现在很难说加关税对未来的影响是什么样的。正因为存在不确定性，所以我们需要一些确定性的东西，那就是扩大中国的内需。

如果就从中美两国来讲，现在所谓的全球竞争其实就是看谁能主导世界市场。为什么全世界的商品都卖到美国去了？因为美国是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更何况美元是国际货币，因此你到美国去做生意，还能获得硬通货。美国人也很简单，你跟我关系好，你到我家来做生意；你跟我关系不好，你不能到我家来做生意，这就叫制裁。

中国现在有4亿中产，未来可能还会再增加4亿。到10年后的2035年，中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那么中国的消费市场就会超美国，成为更大的可持续增长的市场。如果这个市场对全球开放，为全球所共享，中国就能引领世界，这就是上海进博会、海南国际教育博览会、北京服务贸易博览会设立目的。

习主席说得很清楚，“使建设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成为一个可持续的历史过程”。全球最缺的资源就是市场，中国的市场在持续扩大，为世界所共享，这是中国对世界的理解，这就是我们的“一带一路”倡议，它跟过去的秩序安排截然不同。

“一带一路”强调“共商、共建、共享”，把发展作为主题。第一就是要共商，与大家商量着办，这是中国中庸之道的哲学原则。为什么中国要重提丝绸之路？因为从全球来看，历史上的各种商路早就有了，但是唯一不同的是，只有丝绸之路持续了2000年。这条路上有不同的文化和种族，且战争持续不断，但始终有贸易存在。所以做生意就是做生意，不要带有价值观，有什么事坐下来商量、妥协、谈判，最终总能达到一个结果，这就是共商。

第二就是共建，这也是中国的理念，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一个很好的实践。我们知道穷是所有问题的根源，尽管富了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至少能够为解决问题带来条件，所以发展是硬道理。既然发展是大家的共同目标，那么大家共同想办法，这叫“共建”。

第三就是共享。大家知道中国改革开放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要想富先修路。正好中吉乌铁路要动工了，这条铁路经过新疆喀什，途经吉尔吉斯斯坦，再到乌兹别克斯坦的安集延，并且直通里海、黑海。将会是中国唯一一条不通过俄罗斯，沟通中东和南欧的铁路。再看看今年泰国通往老挝的铁路——泰老铁路和也已经与中老铁路接轨了，这就意味着从新加坡开出的火车，通过中老泰铁路来到昆明，然后经过喀什，可以一直开到阿姆斯特丹。

2024年12月27日，在吉尔吉斯斯坦贾拉拉巴德举办中吉乌铁路项目启动仪式。 吉尔吉斯斯坦媒体

过去为什么海洋经济如此重要，是因为海运成本最低，所以经济发展都在沿海发生的。内陆为什么穷？就是因为运输成本过高。但是如果能把铁路建起来，“陆锁国”就能变成“陆联国”，那么经济发展格局也会发生重大变化。基于这种变化产生的结果，那就是共享。共享可以说是全人类的理想，而且和中国哲学的“美美与共、和谐共处”高度契合。

2017年9月第71联大会议上，中国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包容性治理理念已被联合国接受，成为改善国际经济金融治理的新理念。这样的治理体系同过去以多边化为特点、按规则进行治理的体系不同。过去的治理体系是不包容且单向的，认为发达国家是发展中国家的明天，发展中国家要发展就一定要按着发达国家的经验发展，于是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就成了铁律。如果不按这个铁律发展，那就是离经叛道，就是“另类现代化”，是需要制裁的。

正因为这样，现有的治理体系是不包容的，非此即彼，非黑即白。但是我们发现，世界的发展是多线条的，它并不是单一的。中国的哲学是“美美与共”，这就跟过去的治理理念产生了重大冲突，这是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核心问题。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新的治理理念、治理规则和治理安排，而“一带一路”正是这一新理念的实践，它不仅对中国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也是对国际治理新理念的重要探索和贡献。

捍卫全球化，要总结中国自己的发展经验

观察者网：在美国“小院高墙”层层加码，颠覆现有经济全球化底层逻辑的背景下，为什么中国还要坚持经济全球化？既然要捍卫经济全球化，在此基础上，为改善全球治理，除了一带一路，更具体地，我们还有哪些重要的抓手和突破口？

曹远征：中国全力捍卫经济全球化，是因为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构，不是哪些人、哪些国家人为造出来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促进了商品和资本流动、科技和文明进步、各国人民交往。

经济全球化也是中国的国家利益所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加入经济全球化，不仅推动了经济高速成长，而且使经济深深融入世界。目前牵涉国计民生的许多大宗商品，如石油、大豆、饲料等中国都依赖进口，以投资贸易自由化为基础的经济全球化因此成为中国的国家利益所在。

除了一带一路，就像之前提到的，全方位扩大内需是一个持续的历史过程。在市场的持续扩大中，继续推进制度性对外开放，使中国市场为全球所共享，那么中国就在影响世界，中国就在拥抱全球化。

制度型开放以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等为主要内容，通过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不断拓展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塑造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优势，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

比如说低碳，特朗普要退出《巴黎协定》，而中国恰恰在低碳议题上是走在世界前列的。我们可以看到，如果坚持低碳的发展，是符合全球人类利益，也是符合中国利益的。

中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这就意味着对各个行业都有一定的低碳要求。而且中国的产能又如此之大，一旦有减碳的要求，都可能迅速商业化，“新三样”的快速发展就反映了这个问题。

在2024年的北京高层发展论坛上，我和一位欧洲同行聊起欧盟对中国新能源车征税的问题。欧盟给出的征税理由是“产能过剩”。我们知道，只要是市场经济，就一定有过剩问题，市场本身就是优胜劣汰的，那么过剩的产能就一定是落后产能。但是新能源车是不是落后产能呢？至少欧盟不是这么认为的，因为欧盟说到 2035年要禁止燃油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燃油车才是落后产能。

对方还提出一个问题，说他们是为了环保，所以要禁止燃油车；但是中国是发展新能源车的时候，顺带解决了环保问题，环保是发展新能源车的附带产物。

COP29巴库气候峰会现场图

这就引出了一个新问题——全世界都认为发展低碳经济成本太高，但中国为什么能把低碳经济变成了发展红利？大家知道，2009年在哥本哈根全球气候大会上，尽管各国已有共识要发展低碳经济，遏制气候变暖，但是所有国家都认为成本太高，所以发展中国家提出要求区别对待。现在15年过去了，我们看到在刚刚结束的巴库气候峰会上，大家还在争论这个问题。但中国已经走出了另一条路，中国的新能源技术已经走到世界前列，中国的绿色金融也是发展最快的。

这就是中国智慧、中国经验、中国安排，这里面有很多经验是值得我们总结的。

讨论中美问题，要注意一个陷阱

观察者网：与南方国家加强联系，可能也是中国坚持捍卫经济全球化的动作之一。刚刚过去的金砖国家会议上，金砖国家新储备货币的呼声再起，也有人说人民币本身就具有金砖国家货币的潜质，我们的人民币在IMF特别提款权SDR中的权重已经上升到12％了，等等。您怎么看这种期待？

曹远征：这种倡议要把人民币变成南方国家的货币，那首先要问，中国是不是要承担国际义务？中国要变成逆差国，这可以接受吗？人民币想成为国际货币始终要回答这些问题，这不是民族主义情绪可以解决的。

我是人民币国际化最早的参与者，但我们现在不怎么讨论这一问题了，因为我们发现，人民币要成为国际货币有三个前提：第一，必须是可自由兑换货币；第二，必须要有稳定逆差形成机制；第三，必须在金融上深度开放，利率覆盖整个世界，中国人民银行成为全球中央银行。但这样的结局肯定是重蹈美国的覆辙，这是主权货币本身的内在逻辑决定的。

这三个条件中任一条的实现都不简单。就以稳定的逆差形成机制为例，中国的高额顺差要变成逆差，意味着失业问题会非常严峻。

我们讨论中美问题的时候，要注意，这里面有个陷阱。为什么这么说？我们越这么表达，就越容易被误解成“中国对全球有野心”，他们认为争夺领导权是中美冲突的本质。

而我们认为，中美冲突的本质，更多的是对世界的理解不同，而不是领导权的问题。

现在大家都在担心，特朗普上台之后，美国不想当全球领导，怎么办？如果这个世界没有领导，世界会变成什么样？中国人有没有能力去当这个领导？如果没有能力，那世界一定是碎片化的世界，这是问题的核心。所以千万不能有很强烈的民族情绪，这不是对待中美问题的科学态度。中美问题应该放在全球化的角度去讨论，因为这不仅仅是两国的关系问题，这是一个世界秩序的安排问题。

而我们最关心的问题应该是，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谁能引领世界科学技术前沿，这是中美博弈最核心的问题。中国的发展是在全球化的架构下进行的，现在这个架构要被拆掉，我们该怎么办？是我们创造一个新的架构，还是继续捍卫原有的架构？这是中国的选择问题，美国说了很多次，要和中国战略性脱钩，那么中国要不要脱，如果不脱怎么办？

我们的舆论总讨论说美国怎么样，其实那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怎么做。

中国不能迷失方向，不能看美国的眼色行事

观察者网 ：对。您提到，以人民利益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 把国内的事做好，保持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才是应对中美贸易战的根本举措。

一方面您提到，中美竞争是世界性的，涉及到如何看待世界，核心是全球治理的理念。同时，您又提到中美竞争其实只是，3.3亿人的中国与美国的竞争！因此，可以说是，绝大多数人并没有卷入这场所谓的世界性竞争，是吗？您认为，中美博弈的结局，是世界消费市场的转移，中国而不是美国，下一步会成为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怎么去理解这种可能性？

曹远征：中国现代化的第一句描述，就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这在全球历史上从来是没有的。发达国家总共37个国家，人口只有10.8亿，而中国一个国家就有14亿人口。在这个规模上实现现代化，对世界有什么意义？这是个重大问题。

我们可以看到一点，如果中国实现现代化，中国的消费能力和市场就会变成全球最大。如果这个市场向全球开放，中国就会取代美国变成全球消费中心，那么由此中国就可以走到世界舞台的中央。

中国市场有望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图为吉林长春桂林路的热闹场面 中国吉林网

在世界的变局中，我们看不清楚对方怎么变，所以我们得把握住变化的方向，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因为中国的体量很大，中国本身一举一动就在影响世界。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你不能看对方的眼色行事。现在很多人都是看美国人的眼色，说美国人现在怎么做，我怎么应对，结果发现根本预测不了它，也控制不了它。

所以最后还是要把自己的事做好，以自己的发展来影响它。如果中国市场处于全球最大市场，中国市场以制度性开放面向全球，比如海南自贸港，这就意味着中国市场为全球所共享，这样就能吸引很多人到中国来做生意，来中国发展，那么中国实际上就是在影响世界。

什么叫国际政治？用毛主席的话讲，“就是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敌人搞得少少的”。而这个过程就是一个秩序重建的过程。

所以不在于金砖国家，不在于美国，不在于全球南方，在全球化被解构的过程中，各国都有自己的利益和考虑，但是中国拥有如此大的体量，中国的任何做法一定会影响到别人。印度为什么敢跟中国竞争？因为印度现在是人口最大的国家，完全有能力影响世界，这就是为什么莫迪想把“印度”改名为“巴拉特”。

这个世界是碎片化的，在没有领导的情况下，各国都有自己的主张。但我们千万不能迷失方向，也不能人云亦云，所以官方提出了要坚持“四个自信”。

当前，最核心的是事情还是要全方位扩大内需；提高中国的居民收入，然后将中国的中等收入阶层，由4亿扩大增加到8亿。让中国的市场在自然扩大的过程中，通过制度性开放为世界所共享，那么中国的影响力自然就有了。当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中国就成了世界。

过去，中国的经济不断做大做强是依靠外需，现在更多是要依靠内需，形成新的发展格局，即双循环，以内循环为主，带动外循环、内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地需要全方位扩大内需，这是最核心的问题，也是我最后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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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韦子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