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劳动收入份额：趋势、挑战与可能的缓解之道|税收_新浪财经

尤须着力考虑的问题，是如何首先通过市场，提高劳动者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即税前和转移支付前劳动和资本之间的收入分配。

多年来，中国的收入分配一直是人们争论的话题。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在未来五年须“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这被视为重新平衡财富分配和改善社会公平的努力。

要理解这一目标，首先须明确“初次分配”。就此，时论通常并无异议，即根据土地、资本、劳动力、数据等各种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的贡献所进行的分配。此分配发生在市场之中，市场在其间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在初次分配的基础上，方有“再分配”，即政府根据法律法规，在初次分配的基础上通过征收税收和非税收入，在各收入主体间以现金或实物进行的再次分配过程。与初次分配不同，再分配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政府。

所谓“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在学术研究中通常被称为“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劳动份额”。在国内学界，常被简称为“劳动收入份额”或“劳动报酬占比”，即雇员和自营职业者的劳动收入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百分比。它提供了在给定时期内，仅仅通过生产和市场交换，产出在资本和劳动间如何分配的信息。

须强调的是，劳动收入份额通常是指在扣除税收和获得医疗保健、育儿津贴、住房补贴和其他转移支付之前分配给劳动者的产出比例。当然，我们完全可以考虑税收和转移支付的影响以计算税后劳动收入份额，这将提供对收入分配更全面的理解。转移支付诚然不会直接影响税前劳动收入份额，但对于理解政府干预后的整体收入不平等和劳动的有效收入份额至关重要。它们可以充当将收入从资本重新分配给劳动者的机制，从而改善社会公平。

在这一概念框架下，当计算劳动收入时，雇员报酬包括工资和薪金（现金或实物）及雇主为其缴纳的社会保险费，但却不包括雇主为工资和薪金支付的税费，如个人所得税。资本收入包括利润、利息、租金、分红等。

然而不论如何，“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与“劳动收入份额”这两个概念完全一致。它们所指的，是税前收入，故关于税收的讨论无涉其间。也因此，本文在以下并不引入任何税收与转移支付问题。

全球趋势与美国解释

劳动收入份额是评估经济不平等和增长的重要指标。在过去几十年中，全球趋势是劳动收入份额逐渐下降。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19年研究报告《对美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新认识》（下称“麦肯锡报告”）指出，在35个发达经济体中，劳动收入份额平均从1980年的54%左右下降到2014年的50.5%。在一些发达经济体中，劳动收入份额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达到了过去半个世纪的最低水平，但各个国家的情况各不相同。例如，德国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金融危机期间经历了长期的稳步下降，此后略有回升。在法国，劳动收入份额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急剧下降，随后在21世纪初趋于稳定，且与德国一样，在金融危机后缓慢上升。英国是个例外：其劳动收入份额虽然不稳定，但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一直在增加，且近几年的数值相对稳定。发展中经济体也经历了同样的现象，尽管程度较轻。现有研究表明，劳动收入份额从1993年的39%降至2014年的37.4%。

至于中国，既有文献中可靠的研究并不多，且因统计口径或数据可得性不同之故，结果参差。在发表于2009年《经济研究》的《国民收入的要素分配：统计数据背后的故事》中，作者白重恩和钱震杰认为，在扣除了生产税净额并剔除了统计核算方法变动的影响后，在要素成本法增加值中，1995年至2003年间劳动收入份额由59.1%稳步下降为53.62%，其中结构转型和部门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分别使其降低了3.36%和2.12%。

我们更为关心的是，接下来这一变化趋势如何？麦肯锡报告显示，以美国为例，其劳动收入份额从1947年的65.4%缓慢下降为2000年的63.3%，年均减少约3.2%；然后一跌而为2016年的56.7%，年均减少约10.4%。换言之，2000~2016年间的下降占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劳动力收入份额整体下降的四分之三，这相当于这17年每年的平均下降速度是前54年的约3.25倍。

一般认为，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原因包括技术变革、产业结构转变、全球化和劳动力市场政策等各种因素。然而，各国不同的趋势表明，劳动力份额下降背后的根本原因及其相对重要性可能不同。在以上报告的作者看来，就美国而言，有以下五个原因诱发了这一趋势：一是资本深化、替代和自动化，即提高每个工人的资本数量。这一趋势包括用机器和技术取代劳动力，以及实施自动化流程，减少各种任务中对人力的需求，二是“超级明星”公司的出现和行业整合。“超级明星”公司往往会将更多的价值分配给资本所有者，而不是劳动力，从而导致劳动力收入份额的整体下降。三是全球化对劳动力谈判能力的影响。企业可能会优先采取削减成本的措施来保持竞争力，从而进一步导致劳动力收入份额的下降。四是折旧率上升，包括资产向更多的无形资产过渡。知识产权、软件和研发往往比传统的有形资产折旧得更快，这种较高的折旧率减少了可分配给劳动力的总体收入，从而导致劳动力收入份额的下降。五是超级周期和经济景气的影响。一般的经济景气之外，所谓“超级周期”指的是由大宗商品价格暴涨、全球化、技术进步，以及低利率和资本积累四个关键因素推动的全球异常高增长时期。这些因素共同造成了资本收入长期处于高位，与之相伴随的则是超级周期期间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研究表明，采矿和采石、建筑、房地产、焦炭和精炼石油、机动车、医药和化学品、计算机和电子产品、媒体和电信、计算机服务、信息服务、批发和零售，以及运输和仓储这12个部门占了劳动力比重下降的绝大部分。而与一般含糊的看法不同，就导致在整体经济中劳动报酬占比下降的缘由而言，原因五占了33%的分量，原因四占26%，原因二占18%，原因一占12%，而原因三占11%；当然，在不同部门中，从高度相关、相关，到并非主要因素，各力量的影响颇为不同。

中国的劳动收入份额：趋势和模式

中国在劳动收入份额方面的经验受到其快速工业化、全球化和人口结构变化的影响。在中国经济改革的早期（1978~1990年代），劳动收入份额相对较高，特别是在农业领域，大多数人口都从事该行业。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提高了生产率，从而提高了工人的收入，尤其是在农村地区。然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工业化程度不断提高，劳动收入份额的增长开始趋于平稳。

随着中国融入全球贸易网络，尤其是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劳动收入份额开始下降。外国直接投资流入中国，导致出口导向型制造业迅速扩张。虽然这促进了整体经济增长，但收益分配并不均等。此外，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结构——低技能工人工资低，尤其是在农村地区——进一步加剧了收入差距。

技术进步，特别是自动化和人工智能，也在中国劳动力收入份额下降中发挥了一定作用。随着企业投资于机械、软件和其他取代人力的技术，自动化使资本能够获取更多的经济盈余。作为世界制造业中心，中国对自动化并不陌生。电子、纺织和汽车制造等行业越来越多地采用机器人系统以提高生产率，但工人的工作岗位却减少了，尤其是低技能岗位。

中国的城乡差距仍然是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一般而言，农村人口占比较大的经济体收入不平等程度往往更高，中国的情况也是如此。城乡工资差距明显，技术和服务等高生产率行业的城市工人的收入明显高于从事农业的农村劳动者。这种差距反映在整体劳动收入份额中，导致尽管农村人口占比很大，但对国民收入的贡献通常较小。

就美国过去几十年中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麦肯锡报告强调了这一趋势主要是由超级周期和折旧率上升所推动，而这对于理解中国未来的经济轨迹至关重要。随着中国继续从以工业为基础的经济体转变为更加依赖服务、技术和资本的经济体，它很可能会走上类似的道路，由此对劳动收入份额和更广泛的收入分配产生持久的影响。中国所面对的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经济景气，而是超级周期。这是我们理解中国劳动收入份额演变的前提。

要了解这些趋势对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评估中国制造业的现状非常重要，因为过去几十年来，制造业一直是经济增长和就业的主要引擎。中国制造业的状况，尤其它是否停滞不前，将影响这种劳动收入份额转变的速度和幅度。

中国制造业增长率与前十年相比有所放缓，有若干因素导致了这种情况：

首先是中国正在转向高附加值制造业。中国正在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纺织和低端电子产品）转向高科技和资本密集型产业。虽然这种转变是产业升级的标志，但它也减少了传统制造业对劳动力的总体需求。半导体、机器人和电动汽车等行业正变得越来越突出，需要更少但更熟练的工人，因而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

其次是全球贸易紧张局势和供应链转移。中国与其他主要经济体（尤其是美国）之间持续的贸易紧张局势给中国制造业带来了额外压力。随着一些企业将生产设施迁往其他国家（如东南亚、印度和墨西哥），中国制造业增长的整体速度已经放缓。

除此之外，也须注意到全球化和离岸外包的影响。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作用正在演变。随着中国技术进步，正在转向更高附加值的活动（例如半导体、先进制造业）。然而，这也意味着劳动密集型、低工资的工作越来越多地外包给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其他发展中经济体，尤其是东南亚。电子商务和全球贸易平台的兴起也使劳动力需求转向服务业和物流业，这些行业的劳动密集程度通常低于制造业。

总之，中国制造业正在经历重大的结构性变化，在此过程中，低端制造业和建筑业劳动者的收入份额或将显著减少。

政策建议

要缓解中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问题，首先是要分析有哪些原因导致了目前的局面，及其演变趋势如何。而尤须着力考虑的问题，是如何首先通过市场，提高劳动者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即税前和转移支付前劳动和资本之间的收入分配。以下是一些有助于提高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政策建议：

其一，加强劳动力市场机构。提高劳动收入份额的第一步是加强保护工人权利和确保公平工资的劳动力市场机构。中国需要重点改善劳动力市场治理，特别是在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行业。为此，须更有效地执行最低工资法，确保工资与生产率增长保持一致。在许多行业，尤其是制造业，工资没有跟上生产率的步伐，导致劳动份额缩水。反映生产率提高的最低工资调整可以确保工人获得更公平的经济份额。同时，须完善职工代表大会，帮助工人获得更大的收入份额。

其二，促进高工资、高技能工作。为了减少对低工资行业的依赖，并确保劳动收入份额增加，中国必须将重点转向高工资、高技能行业。这包括为技能升级创造战略激励措施，并鼓励投资于提供更高劳动收入潜力的行业，如技术、医疗保健和清洁能源。为此，首先应加大投资教育和职业培训。随着中国继续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向更复杂的资本密集型行业转型，为工人提供新兴行业（例如人工智能、可再生能源、数字服务）的相关技能至关重要。这些高科技行业的工人通常工资更高，这将有助于提高劳动力份额。其次，应促进终身学习和再培训计划。为应对因自动化或全球贸易转变而导致的潜在失业，为劳动者提供再培训机会的终身学习计划可以帮助他们获得新技能。这将提高他们在新兴行业的就业能力，帮助他们在劳动力市场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保持收入水平。最后，促进创新创业。营造支持创业和高科技产业发展的环境，可以创造高薪工作岗位。降低初创企业监管壁垒、为创新中心提供资金支持、鼓励投资研发等政策也可以增加对熟练劳动力的需求，从而提高新兴产业的工资水平。

其三，改善工资制定机制。市场驱动的工资制定机制对于增加分配给劳动力的收入份额至关重要。在中国，许多行业的工资与生产力水平相比仍然较低，改善工资制定流程至关重要。为此，首先应鼓励透明和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地方政府和私营雇主应根据生产力和行业标准建立清晰透明的工资结构。透明度越高，工资就越有可能反映工人对经济的实际贡献，从而提高其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此外，应促进薪酬公平，减少工资差距。不同地区、行业和企业内部的工资差距会加剧收入不平等，降低整体劳动力份额。旨在缩小工资差距的政策，如促进同工同酬和鼓励公平薪酬做法，有助于提高弱势行业的劳动收入份额。

其四，减少对资本密集型增长的过度依赖。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是由资本密集型产业推动的，但这导致收入中更大份额流向资本。为了抵消这一趋势并增加劳动力份额，中国应该调整经济政策，转向更具劳动力包容性的增长模式。劳动密集型行业（如服务业、建筑业、零售业）可以吸收更大比例的劳动力，随着经济增长，不断发掘和培育新的服务业或是解决之道。此外，根本之道是转向可持续增长模式。向绿色经济转型并促进可持续发展可以在可再生能源、环境服务和可持续农业等行业创造大量的新就业岗位。这些行业往往劳动密集程度更高，提供长期就业机会，从而有助于提高劳动收入份额。

（作者系西南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