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乌台诗案”风波_新浪财经

■法评历代奇案

舒亶等人迫切地想将“乌台诗案”做成铁案，以置苏轼于死地。好在有一众大臣搭救，宋神宗最终认可大理寺的判决和审刑院的复核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苏轼像。视觉中国供图

□何能高

苏轼是北宋时期著名诗人、“唐宋八大家”之一。宋仁宗赵祯如此评价苏轼与其弟苏辙：“吾今又为吾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就在人们认为苏氏兄弟日后必将宏图大展之时，北宋元丰二年(1079年)，御史台官员李定、舒亶等上表弹劾苏轼，奏称苏轼在其上表和诸多诗歌中讥刺朝政，犯下“指斥乘舆”等四项大罪。苏轼因此被关入御史台监狱，命悬一线。

《汉书·薛宣朱博传》记载，因御史台中有柏树，数千野乌鸦栖居其上，故称御史台为“乌台”，亦称“柏台”。苏轼一案因此被称为“乌台诗案”。

“笔墨”招致官司

熙宁二年(1069年)，宋神宗任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主持变法改革。苏轼与变法派的政见不合而遭受排挤，于熙宁四年(1071年)任杭州通判，后又担任密州、徐州、湖州等地知州。

在这段时间，苏轼看到了新法执行过程中的诸多流弊。如青苗法、手实法等在地方官吏的执行中多有走样，甚至成为地方官吏盘剥百姓的新手段。苏轼对此感到担忧和反感，遂将自己的感受诉诸笔墨，写出一批影响很大的诗词。而在当时，变法的主导者已经从王安石变为宋神宗本人，变法已成为皇帝部署的既定国策。一些官员认为，反对变法就是反对宋神宗。

最先将苏轼作诗讽刺新法举报给朝廷的是沈括。熙宁六年(1073年)，沈括以检正中书刑房公事的身份到浙江巡查新法实行的情况。他看到苏轼的诗稿，认为涉嫌诽谤朝政，于是上报神宗。但是，当时他的意见并未受到重视。

元丰二年(1079年)，苏东坡由徐州调任湖州知州。到任后，他向皇帝致《湖州谢上表》，其中写到：“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句中“新进”即指神宗任用的新派人物。御史中丞李定据此上奏弹劾苏轼，称后者有四大罪状：沮毁之论、狂悖之语、行伪而坚和“讪上有诛，而敢肆其愤心，公为诋訾”。

御史舒亶奏称：“苏轼近上谢表，颇有讥切时事之言，流俗翕然争相传诵，志义之士，无不愤惋。盖陛下发钱以本业贫民，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群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其他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诋谤为主，小则刻板印刷，大则刻石记诗，传播中外，自以为能。”并附上苏轼印刷的诗三卷。御史何正臣闻奏亦说苏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

神宗闻奏遂下诏知谏院张璪、李定审理此案。李定当即差官吏追捕苏轼，下令将其押送到案。

“小舟从此逝”

差官到达湖州后，当即将苏轼逮捕。北宋名臣张方平、范镇上书救之。张方平上奏说：“自夫子删诗，取诸讽刺，以为言之者足以戒……今苏轼如果以文辞为罪，并非大的过错与罪恶，臣恐付之狴牢，罪有不测……僭越上言，自愿承受鼎钺之刑。”范镇亦通过上书等方式多方营救苏轼，结果驸马王诜、苏辙、王巩、张方平等均因“乌台诗案”受到牵连。

初审后，御史中丞李定夸大审案情况，向皇帝报告说苏轼全都承认了。神宗大怒，命御史台严加审查，一定要查出此案所有相关者。

当年九月，御史台从四面八方抄获了苏轼寄赠他人的大量诗词。39人受到牵连，其中包括司马光。苏轼于1077年寄赠司马光一首《独乐园》，御史台说此诗讽刺新法，苏轼供认不讳。但对于另一些诗作，苏轼坚持进行解释，表示并非要借此讽刺新法。

值得一提的是，苏轼被关押后，苏辙向皇帝上奏《为兄轼下狱上书》。他悲怆地写到：“臣闻困急而呼天，疾痛而呼父母者，人之至情也……”

案件进入判决阶段后，大理寺的判词下来了，其要点可概括为： “当徒二年，会赦当原。”意为苏轼所犯的罪应该“徒二年”，但因目前朝廷发出的“赦令”，他的罪应被赦免。

审刑院对此案进行了复核，支持大理寺的判决，并进一步强调赦令的有效性。其结案判词根据皇帝圣旨，对苏轼处以“特责”，贬谪黄州。

这一结果招致御史台不满。舒亶等人迫切地想将“乌台诗案”做成铁案，以置苏轼于死地。好在有一众大臣搭救，宋神宗最终认可大理寺的判决和审刑院的复核。

圣谕下发，苏轼罪行被赦免，被贬谪至黄州（今湖北黄冈）任团练副使。轰动一时的“乌台诗案”就此审结。与苏轼相互唱和的曾巩等25位亲友因此受到牵连。其中，驸马王诜被削除一切官爵。苏辙被降职为筠州酒监。张方平等人被罚红铜30斤，司马光、范镇等18人被各罚红铜20斤。

从此，苏轼的人生观发生很大变化。虽然他后来从团练副使逐步升任礼部郎中、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等职，但他始终坚守自己心中的法则，只不过在其诗文中，不再激烈地批评时政，而是“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最后，一代文豪解开心结：“也无风雨也无晴。”

从《宋刑统》看办案程序

苏轼是北宋名臣，无论在朝廷还是在地方都享有盛名，深受百姓爱戴。他也是宋代最伟大的诗人之一，被后人称为诗、书、画三杰。故北宋黄庭坚评价他“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月”。

苏轼关心国家、关注民生与民心，故当他看到一些地方官员在新法实施中对百姓压榨之时，没有选择沉默，而是以饱含深情、同情的笔墨反映了基层百姓的疾苦。没有想到的是，这却招来大力推行新法的御史台官员的弹劾。他们从苏轼的上表、诗词中寻章摘句，断章取义，牵强附会，妄图以重罪将苏轼置于死地。

《宋刑统》卷一名例律中的“十恶”规定“指斥乘舆，情理切害”是严重犯罪行为。所谓的“指斥乘舆、情理切害”按《宋刑统》的解释是“此谓情有觖望，发言谤毁”。通俗而言，“乘舆”，即皇帝的座车，中国古代要求避讳，皇帝的名讳要避讳，故用皇帝的马车代表皇帝。宋朝张浚对“指斥乘舆”解释：“自古言涉不顺，谓之指斥乘舆，事涉不逊，谓之震惊宫阙。是以见君辂马，必加礼而致恭，盖不如是，无以肃名分，杜僭乱也。”明朝高拱亦言：“乘舆，谓天子也，不敢言天子，故言乘舆也。”

《宋刑统》卷十职制律规定：“诸指斥乘舆情，理切害者，斩。言议政事乖失，而涉乘舆者上请，非切害者，徒二年。”其核心即是，诽谤、攻击、指斥皇帝的，要考虑其中的情节，如果有切实损害的，斩首。如果情节较轻，没有切实损害或影响的情形，可以处两年有期徒刑。

从苏轼的诗词来看，他出于忧国忧民之心，确有批评时政之意。而当时的新法确实由神宗主导和最后确定。但新法实施过程中，地方官吏枉法、滥用新法、假借新法实施压榨百姓、残害百姓，则不能直接与指斥皇帝画等号。毕竟，地方官吏执法、司法和不守法的责任，不在皇帝，而在于执法、司法者本身，在于直接实施侵害百姓的行为人。

而御史台为了压制批评言论，采取断章取义的手段，将苏轼严加审讯，并株连亲友的办法，按现代法治标准来说，当然是违反法治精神的，其所办的“乌台诗案”，当然是滥用权力。

不过，若按《宋刑统》的标准，御史台官员的办案程序是合法的。因为从隋朝开始，尤其是武则天时期，历代统治者都鼓励官民风闻其事，对涉及“十恶”犯罪的，只要听说就可以也应当向官府报告。这也是为什么北宋沈括在担任两浙巡检时，会上章举报苏轼的原因。

幸亏王安礼等一批士大夫，能坚持法律的真正内涵和标准，积极主动为苏轼辩诬；两宫太后亦能从仁宗的话中找到为苏轼说情的依据；北宋的大理寺、审刑院、刑部也都顶住了压力。宋神宗本人最后也认识到言路可疏不可堵，没有采纳御史台的意见，否则，苏轼真要人头落地。

这正是：年少立志学范滂，青年高中意气扬。欧阳大赞天下敬，仁宗暗喜育宰相。任职杭密百姓赞，知官南北理政强。心忧生民赋诗词，身受弹劾斥帝王。乌台受审亲朋坐，朝野营救费周章。被贬黄州诗风改，跃升翰林本性刚。再贬惠儋不矢志，人生几度品秋凉。乌台叶落幽风寒，大江东去诗书长。

（作者系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特级法官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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