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需要家族办公室？|香港_新浪财经

富豪都需要家族办公室吗？今年7月，香港商界大鳄李嘉诚家族宣布，计划在香港正式设立家族办公室。在最新的《福布斯》排行榜中，李嘉诚以362亿美元的财富蝉联香港首富，该家族也是首个公开宣布拟在港成立家族办公室的本地富豪家族。

家族办公室目前暂无统一定义，可以将其通俗地理解为家族的私人管家：它一般为家族提供投资管理、传承规划、家族治理等方面的服务。过去几年，全球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骤增，资金流动与财富传承都呈现新的趋势。变动之中，作为体现富豪家族智慧的实体之一，家族办公室（下称“家办”）正受到追捧。

自2023年3月发表《有关香港发展家族办公室业务的政策宣言》以来，香港便实施了多项优惠政策以鼓励家族在此设立家办。于这座城市而言，家办意味着财资管理行业的重要增长前景。于家族而言，如何在变幻莫测的世界顺利完成财富传承，或许可以从家办中找到答案。

然而，热潮之下，真正理解并践行家办要义者少之又少，行业乱象亦层出不穷。与其跟风追逐“家族办公室”这一华丽的名号，审视家族最真切的需求也许更为重要。

1956年，曾沛霖的祖父从沙头角移民到英国，在当地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中餐馆里做侍应。几年之后，他在利物浦拥有了自己的第一间餐厅，后逐步将生意扩张至其他城市，建立起一个“餐饮王国”，最高峰一度拥有30间餐厅，并帮助村子里约300个家庭迁往英国。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他将餐厅的利润投资至房地产。到了九十年代，他敏锐地观察到，毗邻香港的深圳正迎巨变，于是果断在深圳买下诸多地产，曾氏家族的命运也随之改写。

谈起家族历史，曾沛霖言语谦卑，却毫不掩饰对家人的敬重。作为第四代接班人，他于2016年接手曾氏集团（Tsangs Group）并出任董事长，正式继承家族事业。与祖父依靠餐饮立足、房地产致富的阶段不同，到曾沛霖这一代，他考虑的是如何以曾氏集团为基础，延续家族的使命和愿景。2010年起，曾沛霖逐渐参与家族事务，与家人讨论后，决定将家族生意转型为家族办公室，投资重心转移至创新科技领域，期望“为世界带来正面影响”。在该领域大展拳脚的曾沛霖也收获不菲，在2020年体育直播串流平台Fubo TV的战略投资中收获了约250倍回报。“我们并非一定要做家族办公室，”他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表示，“当年我们只是新界的一个普通家庭。”

曾沛霖成长于北爱尔兰，18岁时赴伦敦求学。家人再三叮嘱他毕业后一定要回香港，因为“‘全球化’改变了世界，也改变了中国。”他铭记祖辈教诲，学业有成后回到这座城市。海外的生活经历令他时常思考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斟酌如何将西方的商业管理思维与传统东方价值观融合时，家办的雏形便诞生了。尽管曾氏集团的投资项目遍布全球，但其总部仍设于香港。曾沛霖说，这也是曾氏家族扎根香港15代人的回忆与牵念。

在曾沛霖及其家族身上，不难发现中国人对于“根”的眷恋。而从财富本身的角度解释，香港科技大学金乐琦亚洲家族企业与家族办公室研究中心主任彭倩教授认为，家办的选址首先考虑的就是“距离”因素。“与source of wealth（财富来源）距离多远，这点非常关键。”彭倩向本刊表示，若财富来源与家办距离过远，则很难兼顾两边的管理，资金调配也会受到限制。

这也是为何内地家族常视香港为家办的优先选址。地理因素上，两地交通往来便利；同时，后者的金融中心属性又为家办的设立和营运提供了天然优势。香港资本市场体量庞大，尽管近两年来港股IPO活动放缓，但内地企业家仍然可以通过这样的退出途径套现资金，部分境外资金又能直接注入到当地的家办中进行后续投资。“这是一条龙的服务，”彭倩形容道。

一般来说，家族办公室有两种类型：单家办（Single-Family Office）和联合家办（或称多家办，Multi-Family Office）。前者是为满足单一家族成员的需求而设，后者则为多个家族提供服务。如前述曾氏集团，虽未以“家族办公室”冠名，但其性质就为单家办。从监管角度，香港证监会认为单家办在一般情况下不被视为经营业务，也无需申领牌照；而联合家办多作为商业企业而设立及营运，普遍需要取得《证券及期货条例》下的有关牌照。

事实上，作为直接代表超高净值人士的财富管理工具，单家办尤其受到各地追捧，各项针对性的优惠政策接踵而至。去年5月，香港通过了有关税收优惠条例，在满足特定条件的情况下，宽免单家办及家族特殊目的实体的利得税。新加坡则更早通过有关税务、居留等系列措施吸引家办落地。尽管当局于2022年提高了家办的准入门槛，并加入本地投资等要求，但截至2023年年底，近1400个单家办获得了新加坡相应的税收优惠，当地的家办数量较2020年10月的200个显著提升。

根据黄春焰的观察，亚洲高净值家庭自三、四年前开始积极探讨成立家办的可行性，“一些香港传统家族或内地新兴企业家开始不约而同地问道，家族办公室怎么做？”她回忆道，彼时新加坡推出了针对单一家办的税务优惠法案，吸引了不少亚洲富裕家庭选择新加坡作为家办的基地。作为新加坡银行大中华区及北亚区财富规划主管，黄春焰领导著该私人银行财富规划部门的中国香港团队。而在香港实施家办税收优惠政策后，黄春焰的团队也接到越来越多查询，同时带动客户整体考虑传承规划及家族信托，用她的话来说，“业务量突然之间增长了50％”。

目前，尚无公开统计数据列明于香港设立的单家办数量。但今年3月，德勤发布了一项最新报告，估计香港有超过2700间单家办。这一数字主要经推算而来，其背后基于对一个超高净值个人和家庭的数据库进行数据分析与计算等。该报告中，持有财富1亿美元以上的推算数字为885，超过2.5亿美元的数字则更少。但思及近年来亚洲私人财富的迅猛增长和传承趋势，以及亚洲有相当大规模的嵌入式（非正式）家办不为人知，彭倩又谈道，“单家办数目上千也不见得不可能……他们管理自己的钱，没必要告知全世界。”

方展光认为，香港单家办的数量或不止于此。他举例道，如知名的香港印裔首富夏利里拉（Harilela）家族，其在香港已有近百年历史，子孙繁茂，旁支后代可能分别有自己的家办。“但计算时，我们不会计该家族有几十个家办，因此这个数字可能是保守的。”自2023年4月担任香港投资推广署家族办公室环球总裁以来，方展光几乎每天都忙得“脚不沾地”。截至接受本刊采访时，他与团队已在业内耕耘14个月，接触了超过700个家办或家族。

可以确定的是，作为财富社群中的新贵，亚洲的家族办公室在本世纪以来的增长速度惊人。尽管早在19世纪，美国著名的洛克菲勒家族（Rockefeller Family）就建立了现代意义上第一个家族办公室，并在专业经理人的协助下集中管理家族旗下的资产。但亚洲家族对于家办的诉求普遍出现得更晚。康普顿财富（Campden Wealth）2022年的一项调查发现，亚太地区80％的家族办公室是由现在步入退休年龄的一代人在千禧年后创立。其中，超过三分之二的家办创立于2010年之后。

优惠政策固然是推动家办激增的一大诱因，其背后的财富传承需求更不可忽视。

过去数十年来，亚洲的经济发展为全球瞩目，该地区的私人财富价值也呈爆发式增长。据瑞银2023年的报告，亚洲亿万富豪数目增至1019位，财富总值较前一年增加了8.1％。房地产顾问公司莱坊则预计，尽管全球经济增速放缓，但富裕人士的数目仍将在截至2028年的五年间增加28.1％。其中，亚洲的表现将强劲领先，尤其是印度（50％）和中国大陆（47％）的增长最为显著。而当财富创造者随着年龄增长逐渐退居幕后，约2.5万亿美元的财富也将在未来10年转移给下一代，体量甚至超过了韩国和中国台湾的GDP总和。

但这一过程往往暗藏危机。代际鸿沟、缺乏准备和沟通都可能让财富在传承中遭遇损失。汇丰私人银行的调查就发现，尽管向家族成员传承财富是亚洲企业家的首要考虑，但当中许多人还未做好充分准备。事实上，新加坡、香港及中国内地平均约70％的企业家还从未就财富的转移与家人展开讨论。

此时，家族办公室所承担的财富传承及家族治理等功能就被赋予了厚望。“中国老话说‘富不过三代’，但欧美传统富裕家族已有过百年历史，有的甚至已经传承到第六代，”黄春焰指出自己的观察。在她看来，这些家族代代相传的秘诀在于合适的资产持有架构，以及清晰的治理框架（Governance Framework）。“所以亚洲的富豪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他们想了解（家族办公室）这一机制是如何进行的，为何能受到所有家族成员的认可？”

家族办公室一般如何发挥作用？架构方面，古明慧律师行顾问律师黄楚仪分析指出，为避免随着当事人过世，其资产被视作遗产进行处理（遗产的处理更为费时复杂），富豪们通常会选择设立家族信托来持有资产。在家族信托下，又可另设控股公司来管理家族办公室。家族办公室从法律上既是家族信托的其中一个子公司，又可以承担“管家”角色来管理家族资产投资，乃至其他家族事务、私人事宜。

在人员组成上，单家办通常有至少一位专员（即家办的管理人员）、两三位员工（包含投资、法律、会计事务）、秘书或行政支持人员等。

但常见的误区在于，聘请几位秘书或是投资人士，就意味着设立家办大功告成？事实并非如此，“这与欧美成熟的家办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黄春焰指出。家办能否持续营运、与家族的沟通是否顺畅有效，都需时间检验。她补充表示，若没有完善的规划并按实际需求做出调整，整个架构有机会瓦解，“可以想像，一旦家办成立人不在，其子女第一件事可能就是解散整个（家办）团队。”

如何让家族后代都认同家办的服务甚至约束，首先需要正视家族的真正需求。

“你想要什么？”在与客户第一次会面时，Kavi Harilela总是这样问。Kavi现任Payment Asia及旗下信托公司FGA信托（FGA Trust）的业务总监，同时，他也是夏利里拉家族的第四代成员。

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他时常发现，潜在的客户可能并不清楚自己到底需要什么。“没有一条规则适合所有人，因为每个家庭、每个人都是不同的。”Kavi在谈到设立家办的建议时，反复强调“量身定制”的重要性。他解释道，有些家办甚至没有信托功能，但后者的法律属性可以更具私隐度和保护力的方式帮助家庭财产、遗产的规划与传承。

传统信托需要当事人去与受托人、律师等会面，这也是大多数高净值人群和传统家族所采用的信托系统。不过，随着财富的代际传承与金融科技的发展，数码化的信托逐渐兴起——比如委托人可以下达具体而微的指示，要求信托基金每月为其中一位受益人提供住房。那么受益人可以直接上传房租甚至水电费账单到信托平台，信托基金便代为支付。“所谓的新贵们，现在更容易接受这一模式了，”Kavi说。

在黄楚仪看来，不止家办、信托，有“一篮子的工具”都可以辅助家族做传承规划，如保险、遗嘱、持久授权书等。作为资深的家事律师，她补充表示，“每个工具都各有优劣，哪怕是设定好的治理框架也需要定期检视。”

家族办公室并非“万金油”。在黄楚仪的从业经验中，多数关于家办的谘询，仍注重投资事宜。但即使是做投资，单一家族办公室也并非唯一或最佳选项。首先需要面对的现实是，单家办的营运成本或许比想像中更高。

在新加坡，13O计划要求家办聘用至少两名本地职业投资人，当中至少一人为非家族成员；13U计划下，家办须聘用至少三名职业投资人。而在香港，家办则必须聘请至少两名合资格全职员工。且两地均设有营运开支的最低要求。

梁骏谦做了一笔估算：“在香港聘请专业投资人士，人均年薪至少上百万（港元）；办公室租金也是以百万（港元）计。”他曾在投资推广署的家族办公室团队担任高级副总裁，2023年6月离职后创办了自己的公司。梁续表示，“如果你只有约1亿港元的资产，一年花七八百万港元（营运），显然是不合理的。”

彭倩则直言，要做单家办，可投资的流动资产至少要有2.5亿美元。在她看来，成立单家办的人士或家族，多是不满足于外界（如私人银行或资产管理公司）所提供的服务。而组建内部团队，往往需要聘请顶尖或至少在平均线以上的投资专才，“否则何必自己做？”

黄敏硕指出，除了管理人亲自操刀外，家办亦可以寻找外部帮手。不少家办会将投资、法律/合规等事务外判，这也为相关的从业机构提供了机遇。原为注册策划师协会（HKRFP）会长的他，也看准机遇联合组建了亚洲家族办公室基金会，并担任联席会长。黄敏硕提及，该基金会是一个专业性协会，旨在招纳家办及与家办生态有关的机构和从业员。

事实上，在全球范围内，“营运”也是困扰单家办最主要的成本。瑞银的《2024年全球家族办公室报告》研究了全球320个单家办发现，预计在2024年，纯营运成本（Pure cost of running the family office）占家办整体成本的57％，其中包括员工成本、法律/合规、基础设施等。这些开支远高于花在资产管理（24％）和付给银行相关的费用（9％）。同时，营运成本往往又会随着家办资管规模的增长而摊薄。比如当家办的资管规模（AUM）为1亿至2.5亿美元时，实际成本为AUM的43.2个基点；但若AUM增至10亿美元以上，相应的成本则平均为35.2个基点。

“其实不是每个人都需要或适合设立家办，”Michael Zhu笑着说道。作为Ascend Interplay家族办公室的合伙人，Michael Zhu与诸多显赫家族保持着密切的交流与沟通。他进一步指出，许多家族在当前阶段尚未准备好成立独立的单一家族办公室，经常可能“踩坑”。毕竟单家办从“招兵买马”、建立基础设施到形成自己的投资体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尤其对于来自非金融行业的家族，该过程不仅费时费力，还可能面临投资回报不如预期的风险。更不必提如何培养、激励并留着顶尖投资人才，以及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做到均衡的全球资产配置，这些重要问题也常常被忽略。

在家族尚未“准备好”之际，联合家办一方面助其缓解了成本问题，也为他们提供了“过渡”平台。但同时也可能带来其他困扰：有时你可能很难区分它们与私人银行、资管公司及其他服务机构的差别。

过去一年时间，“家族办公室”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出来。今年早些时候，一上市公司也宣布成立家办。开业典礼上，舞龙舞狮队的身姿游曳于海景办公室之间，“生意兴隆”的祝福不绝于耳。该家办负责人在致辞的第一分钟里就提到，其某产品的资产管理规模实现突破。

事实上，多数单家办或家族都希望尽可能保持低调——至少没有人会主动透露家产规模。而与之相比，大多数联合家办难以避免“招揽生意”。但在彭倩看来，运行较为成熟的联合家办，其核心不在于管理的资产规模有多大，相反，甚至需要在一定程度控制所服务的家族数量。“可能十家之内吧，”彭倩表示，“家办要做投资，如果每家人的投资理念不同，也很难聚合在一起——联合家办的核心是价值观相契合。”她进一步解释，“若只是兜售理财产品，那就不是真正的家办。”

梁骏谦并不介意将自己创办的王道家族办公室称为服务提供者。与多数联合家办一样，他也希望在协助客户做投资、资管事务之外，亦提供管家式的服务。比如他计划通过与大学的研究学者合作，帮助家族撰写族史、宪法或提供相关培训。

2023年年底，以地产代理起家的中原集团也设立了中原家族办公室。今年7月，其理财中心正式开幕启用。目前担任中原集团子公司及利嘉阁地产主席的施慧勤，也是促成中原家族办公室成立的发起人之一。作为集团创办人施永青的长女，谈到如何与潜在的家族客户交流合作时，她显得更为“轻车熟路”。“如果是做培训，教他家族宪法怎样写，要留意哪些地方，可能只有家办的前线管理人员才会听，大老板才不会理睬你，”施慧勤向本刊笑言，“更多是家族与家族之间一起吃饭或喝杯酒，聊聊各自的理念，这样反而比较‘有温度’。”

不过，中原家办的核心业务依然离不开资产管理。其联合创办人毕铭诗在开幕仪式上表示，期望在未来12个月所管理的资产规模达10亿美元，入场门槛则为300万至500万美元。接受本刊采访时，她将该家办的定位形容为一个“平台”：“买方和卖方均能在此平台各取所需。”

Michael Zhu所在的Ascend Interplay拥有一个更宏伟的愿景，他们强调帮助“志同道合”的家族在全球资产配置中实现最优化，并且“逐步教会他们如何搭建有效的资产配置体系。”该家办的所有合伙人均来自不同的家族，在吸纳新的家族时，也坚持“双向选择”。Michael带着笑意说，“我们甚至会对希望加入的家族成员进行现在流行的性格测试。”在他看来，投资不仅是一项充满挑战的事业，它在关键时刻的决策既是科学也是艺术。“性格测试的结果也会帮助我们更好地与家族成员沟通决策，这不仅能提升合作的匹配度和流畅性，也使合作更加和谐长久。”

在该性格测试中，其中一项指标关乎测试者是否习惯做规划。在Michael看来，拥有规划习惯的家族能更好地适应加入Ascend Interplay后的各项安排，比如每周至少需要花数小时，与家族办公室深入讨论市场动向、行业发展。Michael认为这样的安排并非只是交流信息这么简单，其核心在于教育和陪伴那些渴望在全球资本市场中迅速成长的家族。

对于许多家族来说，缺乏指导或知识往往也是阻碍他们建立单家办的重要原因。香港科技大学金乐琦亚洲家族企业与家族办公室研究中心早前与安永大中华区家族企业服务团队合作进行了一项调研，其成果《2024年大中华区家族办公室现状调研报告》指出，对于有意设立单家办的家族而言，最大的挑战就是缺乏建立家办的指导或知识（36％），其次是招聘值得信赖的外部人才（34％）与成本因素（16％）。

从这一角度理解，理想的联合家办更像是一所“学校”。Michael Zhu表示，希望加入Ascend Interplay的家族或接班人可以通过在此8至10年的累积和共同成长，在资产投资获益的同时，也能培养出具有深度且系统化思考的能力。这些能力不仅限于对财富的管理，更涵盖战略性决策、对未来趋势的敏锐洞察、对自我家族优势的认知乃至对社会责任的承担。这也将成为他们在未来独立运作、成立单家办的基石。目前，Ascend Interplay汇聚了来自美国、欧洲及中东等地区的顶尖产业家族，尚未向更多家族开放。

“你有点钱，然后去做投资——其实这是对家族办公室最大的误解，或者说是小看了它。”彭倩总结道，趋于成熟的家族办公室，都在从“金融”向“非金融”属性过渡，后者就包括家族治理、家族慈善、风险管理等。

她用一个简单而又深刻的问题，将对家办的审视拉回最初的起点：“你赚钱是为了什么？”提出“灵魂拷问”后，彭倩自己给出了答案，“你赚钱是为了传承，那传承传的是什么？”

诚然，开疆拓土的上一代都希望将财富、企业长久地传承下去。但企业能否挺过不同的周期，本身就不得而知。彭倩的研究发现，处于三类行业中的家族企业，面临最大的“守业”困难：资本高度密集、周期波动明显，以及行业本身有高增速要求者。前两者如航空航运、汽车、钢铁，后者则如移动互联网。

另一方面，潜在的继承人能否顺利接班也具不确定性，尤其是亚洲家族，大多倾向于将业务交棒予下一代直系亲属。前述汇丰报告还指出，在中国内地和香港，分别有61％及53％的企业家打算将业务交予下一代直系亲属或家庭成员。（对比法国，这一比例只有36％）

但并非下一代都有意愿、能力或获得足够的信任进行接力。无论是考虑到瞬息万变的外部现实，还是寄予子孙后代的深切期望，多位家族成员都一致强调传承家族价值观的重要性。

家族价值观也被称为“无形资产”，它的传承实际上更具复杂性，因每位家族成员的性格、需求各不相同。经常参与家族大会的黄楚仪笑着形容道，会上“每人都有一句不同的声音。”她也指出自己的观察，当家族第一代仍在世时，家族大会进行得更加顺利。因为这些“元老”受到各位家族成员的尊重，而且能亲自推动其无形资产的传承，将他们的拼搏经历和家族独特的共同理念代代相传。黄楚仪接触过的一些个案中，家族已经传承到第三、四代，“此时就需要追溯他们的家族历史，寻回伯伯爷爷当时的理念。”

施家的单家办创立于近两年，在施慧勤的印象中，父亲几年前还拟写好了家族宪法并与家族成员一起讨论。“里面写得很清楚，如何定义家族成员、怎样分配资产……甚至他的理念、价值观都罗列其中，”她笑着补充道，“比如他鼓励生育，因此我们生小朋友也可以加分。”

黄楚仪也认同家族宪法所发挥的作用。“家族宪法本身没有法律约束力，但可以利用法律架构赋予其法律效力，比如嵌入到公司的政策文件中相互呼应。”她补充表示，更重要的是，撰写家族宪法时，家族成员之间的交流也会令彼此之间互相理解。

借助“工具”之外，言传身教式的引导可以更直接地让下一代体会家族精神。

Michael Zhu出生于中国西北部，尽管是家中的独苗，父母除了鼓励与理解之外，从未给予他过多的宽容或放纵。严肃的家庭环境与“军事化”的教育也让他自幼习得自律与责任感，这也成为他日后应对各种挑战的基石。

中学毕业后，他被父亲安排到家族产业中从事最基层的工作――清洁。“大家都不知道我是谁，经理说：‘把这个小伙子放到最吃苦的地方去’。”哪怕多年过去，他仍对这段时光记忆犹新。脱离家族光环的这段经历也让他得以在现实中体会生活的艰辛，深入了解真实的社会。随后在纽约求学时，除了第一年的学费由父亲资助，其馀开支都来自Michael自己的努力。“在某种程度上，我很感恩这些经历，”他在视讯另一端回忆道，“这其实是一种锻炼，从家族传承的角度来看，传承的并不只是物质财富，更有文化和精神财富的传承。”

施慧勤的成长故事也有相似之处。中学时期，包括交通费、午餐费在内，父母每月给她一千港币零用钱。和大多数孩子一样，有时吃到美食或看到精致的礼品，施慧勤总忍不住多花上几十块。结果到了月底，零用钱告罄，只好啃面包或干脆不吃午饭。“哪怕没钱吃饭，也要遵守原则，所以从小我们已经知道理财的重要性。”

进入家族企业之前的两年，施慧勤曾在一间地产服务商的投资部工作，期间也坚持“交家用”。“虽然我交的家用可能只够我住在洗手间，”她笑着说道，“但这也是我父亲一直以来的理念，人生应该要自己去规划，父母可以给的是一些机会，至于能否争取机会并完成目标，那是自己的事。”

纵观历史上成功传承的家族，多数都在家族精神中都强调利他主义、正直、和睦、持续发展等普世价值。事实上，家族价值观、家族精神的传承与物质财富的传承紧密相连，前者往往是后者的关键条件和基础。彭倩指出，从第一代到第二代的传承是最危险的阶段，因第一代的重心在累积物质财富，对家族传承可能没有充足的经验或准备。而只有当接班人具备正确的价值观、金钱观，家族才有机会世代兴旺、家风永存。

但对此有清晰认知和准备的家族并不多，多数家族甚至家办的重心仍然是金融资产的规划于传承。星展银行针对亚洲华裔群体的一份报告就指出，在亚洲的海外华人高净值商业家族中，尽管采用家族办公室的情况越来越多，但有多种文化原因导致家族治理机制的普及速度变得较慢。

以华人企业家为例，方展光观察到，他们多数在过去二三十年间享受了经济高速发展的红利并完成了财富累积。但直到进入第二阶段，例如家族已经发展了50年，更多注意力才会回归家族治理、家族教育本身。

今年父亲节时，Kavi再度回到夏利里拉家族位于九龙塘的大宅，全家人齐聚一堂。这座超过五万呎的家宅可以容纳过百名家族成员。父亲节当天，包括Kavi在内，所有成为了“父亲”的人“共同去切一块蛋糕，而不是各自单独去切。”尽管家族成员都拥有各自的生活，但在重要的节日，他们依然会一起庆祝。“圣诞节时，有人会装扮成圣诞老人，给孩子们送礼物。”Kavi回忆道，“那时我们会回溯，我们的家庭是如何诞生，又如何走到一起。”

作为庞大家族的后代，Kavi用三个“非常”来强调家族治理的重要性。管理机制层面，他的家族设置了一个由部分成员组成的家族委员会。该委员会负责制定政策、解决冲突，并代表家族做出长期决定。“家族治理和家族企业的管理是两码事，”Kavi说，“你可以去家族委员会提出自己的诉求。”不过，有时家族委员会的议程也许稍显琐碎，比如讨论房屋大门何时维修、或是建议家庭派对不要开到太晚。但潜移默化中，Kavi也感悟出家族和睦的关键：尊重、同理心和沟通。

某种程度上，家族治理的本质是一场“自我探索”的过程，治理体系的核心其实就是栽培下一代家族掌舵人。但在优渥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其需求也许和老一辈不尽相同，他们更渴望“做正确的事”。

对于大部分家族办公室而言，中原家办的创办合伙人兼投资总监洪龙荃认为，他们依然倾向于分散投资，追求相对长期、稳健的回报。“但具体到每一位家办的管理人，其风格仍有差异。”

在与年轻一代交流时，方展光观察到，他们在做投资时除了财务回报，也会更多考虑可持续性与影响力。前述莱坊的报告亦指出，尤其是Z世代，他们正在寻找符合自身价值观的投资方式，而这关乎文化资本，如品牌和身份认同。

作为第四代掌舵人的曾沛霖，显然具有年轻一代勇于拼搏和回馈社会的精神。在他的观念里，能“令世界变好”的行业值得更多投资；而烟、酒、赌博甚至军火等行业则绝不涉足。曾氏集团最近在投的七大领域包括人工智能（AI）、环保、生物科技等。同时，他也注重影响力投资。

2023年，曾沛霖与香港立法会议员林健锋共同创立了香港大使会，旨在向现有及潜在的海外合作伙伴讲述香港优势，从而推动经济增长并开拓新的收入来源。至今，该大使会已多次率团赴内地、中东等地进行商业考察，并签署多份合作协议。曾沛霖忆起成立香港大使会的初衷，源于新冠疫情期间见到香港经济遭受重创，企业凋零，“我觉得很心痛，想着一定要做一些事情来改变现状。”他说，曾氏集团作为一个连接东西方的家族办公室，“至少我们声量大一些，可以影响到更多人。”

与影响力投资相辅相成的还有慈善事业，它往往也是延续家族产业和家族精神的基石。尽管亚洲地区的慈善事业较其他地区发展较缓慢，但已有越来越多的家族意识到其重要性。

施永青的私人家族慈善基金会创立于30年前，前二十来年的时间里专注于帮助中国内地的农村、农民脱困脱贫。施慧勤也随父亲去过一些项目现场，检视慈善资金如何帮助当地搭建公路、水利设施，如何教农民利用资源提升养殖业的利润回报。“不是把钱捐出去就算，而是希望真的能带来影响，”形容家族慈善的愿景时，她如此说道。该慈善基金会也是体现家族分工的一环，目前由施慧勤的妹妹管理。

如同施家一样，超高净值人士在财富累积到一定程度时，便开始更多地考虑以慈善“回馈社会”，这也能为家族本身带来好处。瑞银的报告就指出，家族慈善也是协调代际传承的工具，既提供了成员之间的交流渠道，也让年轻一代有机会培养参与感和身份认同感。

但在更广泛的范围内，Michael Zhu提到，家办这类概念在亚洲相对较新，许多内地家族对家办的看法仍停留在“设立信托、找一间私人银行买买金融产品。”他将其形容为“0.5”阶段。当家族真正开始思考家族治理，并在安排金融资产传承的同时，将非金融事务提上日程，这才进入到“1.0”阶段。

然而，家族或家办从“0.5”跨步向“1.0”的过程，仍有鸿沟待填补。

今年5月，亚洲家族世承基金会（Asian Family Legacy Foundation，AFLF）分别于香港、澳门举行了启动仪式及财富论坛。在启动仪式上，该基金会阐述了其长远战略视角：“不仅致力于解决家族企业当前面临的重重问题，更着眼于对家族精神认同认可与传承的长远可持续发展。”作为基金会主席，Michael Zhu希望以此为支点，汇聚全球家族，并促进相互间的交流与合作。起步于小型活动，该基金会在成立前已筹备了一年多，先后与全球逾六百个家族建立联系。其中，约三分之二为亚洲家族，分别来自日本、韩国、新加坡及大中华区等地。

亚洲家族世承基金会

为了保证家族社群的纯粹性和安全性，基金会也设立了“高标准”的入会机制：入会过程由基金会决策，并结合家族间的引荐。Michael甚至戏称自己是基金会的“守门员”，向不符合要求的家族或机构“SayNo”。

这背后的考量也不无道理。与渴望传承、成长的家族所对应的另一面，是家办行业仍鱼龙混杂、乱象频生的现实。

据《联合早报》早前报道，新加坡于去年破获的30亿新元特大洗黑钱案中，六间单家办牵涉其中，他们都曾获得新加坡政府的税务津贴。此后，当局加快收紧了投资机制与家办、对冲基金的信息披露要求，并进一步关闭“不活跃”的实体。同时，对家办反洗黑钱的要求也更为严格。“无论哪一间私银，对（客户）资产的审核只会趋严。”黄春焰指出，全球家族企业及其私人财富都在寻求架构及底层资产合规。

而今年早些时候，曾高调表示将斥资5亿美元在香港开设家族办公室的所谓“杜拜王子”，最终也不见其踪影。方展光没有就个别案例进行评论，至于如何识别真正的家办，他说，投资推广署非监管机构，但可以通过家办的服务提供商网络进行交叉确认。比如家办落户香港时，开户银行会对其做尽职调查，帮助厘清其真实身份。而一位家族成员则直言，家办的圈子其实也“很小”，“随便问一圈就知道你到底是谁。”

方展光又将踏上东盟之旅。此前，他一边参加各类论坛、闭门会议；一边与家族、家办一对一交流。偶有几次，介绍到自己来自FamilyOfficeHK时，对方会下意识地说，“喔我知道，你是卖信托。”方展光只好笑着解释，“我们代表政府，首先不卖任何东西，其次，信托、家办也都是帮助你做家族传承的工具。”

从认知到行为，亚洲的家族、家族办公室仍然面临挑战。这不仅涉及财富的传承与治理，更关乎家族后代对于家族精神的认同，以及对自我的身份认同。

留学纽约时，Michael Zhu发现许多家族后代朋友都不免感到迷茫和孤独。后来，他与同为家族后代的世承基金会总裁兼副主席Kevin Qin讨论，与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共同合作，开发专门针对家族下一代的课程，帮助其“从哲学的角度思考，寻找自己的身份认同”。他们也希望通过此课程，桥接这一代的理解与前一代的传统之间的鸿沟。Michael补充道，家族的接班人需要在当下的环境中构建与自我、与家族、与社会的真正关联。

而站在推动家办行业发展、吸引全球高净值人士与财富的角度，香港也因应趋势于去年11月正式成立了香港财富传承学院，旨在通过财富管理、家族治理、影响力投资及慈善文化等多个领域，促进同业交流与合作。方展光指出，该学院将邀请国际领袖、知名家族与下一代接班人做分享，“更多是分享一些‘弯路’，令新兴家族可以更好地避开这些问题，从成熟的家族历史中汲取经验。”

家办故事的一开始，香港特首李家超在《施政报告》中设下目标，将于2025年年底前推动不少于200间家族办公室在港设立或扩展业务。方展光引述5月的数据指出，目前已帮助89个家办落户香港，并有约136个家办表达落户香港的意向。“我们做这件事，不是单纯看家族办公室带钱来香港，”方展光强调，“我们要看的是投资行为，要看市场活跃度。”目前，香港管理的资产规模约为31万亿港元，其中三分之二来自香港以外的投资者。

曾沛霖则一针见血地指出，尽管税务优惠政策是吸引家办注资的一大“亮点”，但配套措施及完善的家办生态圈才是更深层次的竞争力。同时，“吸引家办来港时，‘quantity’（数量）并不是最重要的，‘quality’（质素）才是。”

对于家族而言，设立家办从来不是最终目的，而是实现家族传承与治理的其中一种手段。谈到给有意设立家办的家族一些建议时，施慧勤的感受是，尽早筹备，并寻找真正理解家族理念的专业人士帮助执行。

亲自管理家办的曾沛霖则坦言，要“想清楚才做”，因家族办公室的工作繁重，亦充满挑战。“如果只是为了名气，或只是为了赚钱，没必要做。”对于家办的未来，他并不介意邀请外来的专业人士帮忙管理，“哪怕他不姓曾。”

已是纽约时间凌晨一点，视讯另一端的Michael Zhu依然精神焕发，在深夜工作已是他的常态。耳濡目染下，他的孩子隐约知道，父亲的工作与“Family Office”有关。尽管小朋友尚不能理解家族办公室一词的奥义，但Michael希望，孩子能在他的言传身教中慢慢感悟家族的文化与传承的意义。撰文/尹琛；编辑/邓咏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