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大江洪流资产管理
中国依旧处于工业化阶段，社会也处于工业化社会阶段。与过去10年甚至20年不同的是，中国的经济结构、社会已经步入过去3次工业革命技术的尾声阶段，同时即将面临人类历史上即将到来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
所以中国既要完成对过去3次工业革命技术的吸收和应用，特别是高端技术以及完成与之相适应的体制、机制、人口结构、社会文化、自然环境等等重要要素的适配，又要完成对第四次工业革命核心技术的突破和产业化，并完成第四次工业革命核心技术产业化过程中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前瞻性布局，特别是在高端产业中的布局。
工业化的过程需要大量的资本、要素投入，是一个资本密集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金融行业将得到快速的发展。并与工业化进程相互推动，螺旋式上升。在下一个工业化高峰到来之后，我们将会迎来下一个由工业化进程推动的系统性牛市。
现阶段的股票市场并非没有确定的机会。从工业革命周期的视角来看，一方面，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牵引产业革命的技术种类、数量越来越多，从产业革命的初期到高潮通常呈现由点及面或者从边缘向中心式的发展，而每一种可广泛应用的技术革命都将带动一次局部的增长。另一方面，伴随着第三次工业革命核心技术在传统行业中的渗透，那些能够通过产业升级、效率提升并建立强大竞争优势，为投资者提供持续稳定增长EPS且估值合理的企业也将为投资者提供不错的投资机会。
徒步穿越并非如公园散步般轻松，出发前不仅要做充足的准备，天气、装备，补给，设备都需要再三检查。即便如此，在山林间前进的过程中，你还要不断定位，以确定自己在正确的道路上。如果是参加徒步越野比赛，定位和安全相对容易和安全，你只是需要在比赛前期做足准备。如果是自由式越野，那么这个难度就会以几何量级上升。
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就好比是在一片陌生的山林中，没有越野比赛中赛事组织方提前摆设的路标和补给站，只能靠过往的经验，知识以及行进过程中的不断学习。
这次回答题目中的问题要比以往更复杂一些。理解我们所在时空位置能更好的理解当下和未来，但这次我们可能需要理解一个时间跨度更大，系统更为复杂的现实场景。
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与股票市场
二战结束后，中国在前苏联的支持下跨越式的完成了初步的重工业建设和工业化布局。完成了如两弹一星等关于国家安全国防的重点技术突破。也从那时起，中国进入了工业初期阶段。中国希望走自己的发展道路，由此引致了前苏联的不满，撤走了专家、物资。中苏从互不设防到后来的陈兵百万，两国关系的破裂也让中国的发展速度大大的慢了下来，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到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已经基本完成了工业化初期的阶段，建立起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1980年时，中国的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历史性的达到了48.06%。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由于财政压力巨大、国有企业亏损严重。一场以资产重组提升效率为主旨的改革拉开序幕。从1980-1999年，中国的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缓慢、平稳下降。时间进入21世纪。2000年，中国加入WTO，自此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打的更开，不断加深与世界的联系，更多的外资企业纷纷涌入中国市场。凭借人口红利和勤劳，以及“三来一补”、“三资企业”等政策，中国不仅完成了轻工业的布局和飞速发展，也进一步的夯实了中国的工业结构。伴随上世纪80-90年代海外美元的泛滥和中国的改革开放，欧美日等国的企业、产品、资金和制造技术开始进入中国。2000年后，伴随着中国加入WTO，这一趋势开始大幅加速，推动中国的第二产业占比再次回升，到2006年时，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已经回到了接近历史高点的47.56%的位置。到2015-2016年前后，中国的工业化完成了“工业化起飞“的阶段。
2000年加入WTO之后，不仅伴随着工业的起飞以及大量的资金、技术、知识的涌入，中国的第三产业也得到了飞速的发展，这其中房地产、金融、互联网、文娱、教育等行业发展迅猛。
工业化的高速发展是资本密集型的发展，作为显性指标的股票市场也在2000、2006-2007，2015年这三个重大的工业化节点上各出现了一次大规模的牛市。2009年和2020年的牛市则是由于巨量的货币和财政资金对冲严重的外部冲击而产生的。
图1：中国工业化进程与股票市场表现（1）
图2：中国M2历史累计值
我国作为后发、追赶型国家，通过技术衍射获得了大部分前三次工业革命的工业技术。在没有新的颠覆性的技术突破、生产力革命发生的情况下，按照一般的工业化社会规律，我们大概率会进入到“走向成熟“的阶段，进而完成工业化社会阶段，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在这一过程中完成未来产业的建立和布局，牢牢把握住这些产业的价值链顶端，完成三次分工的调整，并逐步迈入知识型社会。
而我们当前所站在的历史时刻是第四次工业革命。在这一历史节点上，抓住生产力革命，优化生产关系，完成重要创新技术的战略布局、商业化、产业化，并获得该领域的绝对优势。这必将会是一个可以与“改革开放“”加入WTO“相媲美的重大历史时刻。使中国摆脱原有增长范式，突破增长瓶颈，进入新的增长曲线。
工业化过程中工业化进程与资本的循环
从图1中我们可以看到，每当工业化进程到达一个阶段性的高峰后，第三产业将进一步被带动，第三产业规模的上升进而带动整个经济总量的上升。当经济总量这个分母不断扩大，且第二产业模相对稳定时，第二产业的占比便随经济总量的上升，而出现缓慢的下降。1980年，2006，2015年，在第二产业规模占比达到高峰回落的过程中，第三产业成为我国经济最主要的增长引擎（1980年后第一产业占比的提升主要由于农村改革推动）。同时，在每次第二产业规模达到阶段性峰值后，资源要素也开始向经济的新增长动能转移。
作为资源要素中的一部分，资金/资本，也从第二产业开始转移，寻找投资回报相当甚至更高的领域进入，并推动这一领域的发展和规模的扩张。其中，就会有一部分资金以不同形式进入资本市场。由于以往国内资本市场的广度和深度相对较浅，大量资金的涌入便会迅速推升出一轮牛市。最为典型的是2006年和2015年的两次牛市。所以，2019年之前真正推升这两次牛市场的根本动力是中国快速的工业化进程。
图3：工业化时代资本市场与工业/制造业间的
要素循环
改革开放后，虽然我们一直经历着这样的循环，但工业化的内涵却在一直发生的质的变化。在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国的工业制造业从不同维度进行了升级。从手工业到自动化，从人力密集型、高耗能、高污染、低附加值到人才密集、低能耗、低污染和高附加值转变。如果用标志性事件来标记的话，2005-2006年那轮工业化技术的顶峰是高铁/动车组等技术，2015年那一轮则是以动力电池的突破和以蔚小理为代表的造车新势力的诞生、辽宁号交付等等为标志。近些年我国更是在航空航航天、芯片、软件系统等领域实现了历史性的重要突破。在这一过程中，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第一产业无论是从质量还是从规模上都实现了跨越式的螺旋式上升。我国也在这一过程中成为世界制造业的第一制造业大国，不仅工业增加值超过了全球第一工业大国美国，而且成为了全球制造业门类最全、产业链最完备的工业国家。更令人欣喜的是，我们在一部分工业制造业领域已经站在了世界的最前沿。
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改革开放后的几十年里，作为后发国家，我国借助与世界的联通，巨大的人口红利，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快速的走完了发达国家上百年的工业化道路。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制造业门类广但创新弱；产值高但产业效益贡献低；产品全但品牌竞争力不足等等问题。这些都是未来工业化提升的空间。另一方面，在全面工业化的道路上，我国还有着从自动化到智能化转型、人口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优化的空间。
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
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的概念是一组相对概念。源于西方古典现实主义所定义的世界秩序。即追随者与引领者，这也是过去世界秩序逻辑演绎的常见模式，这一模式也在世界政治格局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于后发国家而言，与领先国家之间的差距是后发国家追赶的原动力，通过引进先进的技术、培养人才、引进设备等等快速发展自己的经济。而领先国家多是通过产业转移，产业链分工、价值链分工、技术优势等获取各产业中附加值最高利润最丰富的部分，导致后发国家的发展始终处于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的博弈之中。最为核心的矛盾在于，后发国家的产业门类、产业链不完整，本土市场需求和空间有限，海外市场又受制于领先国家。在一些已转移的产业中，核心技术、核心零部件技术等掌握在领先国家手中，自身又缺乏相关专业领域的专业人才、知识储备和能力。另一方面，通常领先国家会向后发国家输出文化、制度等意识形态和规则，并在后发国家的金融、货币等领域制定严格或者符合自身利益的规则。每每当后发国家想通过后发优势进行追赶时，领先国家就会利用技术、政治、金融、市场限制、规则等手段限制后发国家，进而让其优势变为劣势。
后发优势的追赶之路
自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至今已经有200多年，在这200多年的时间里，领先国家与跟随国家之间的座次并非永恒不变。在前三次工业革命中，美国从未缺席，英国是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领先国家。而德国、日本、法国、前苏联则明显是追赶者，通过抓住某一次工业革命的契机而跻身领先国家行业。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无疑是抓住了当时的生产力革命，建立了适应新生产力的生产关系以及要素的再配置。
经济增长的极限与经济危机
在过去100年的人类工业史中，后发国家借助国家力量优先发展重点产业，培养熟练的人才/工人，提供资金、技术是通行的做法。无论是二战后美国主导的“马歇尔计划“还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与前苏联共同制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借助于苏联援助的156个项目，中国为后来的工业体系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这样的增长具有明显的依赖性，依附性。一旦这种关系破裂就会导致经济周期下行甚至出现增长危机。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导致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二个5年计划举步维艰，中央地方财政出现危机，严重阻碍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国家建设，也打断了建国初期的工业化的进程。这便是后发国家的劣势表现。由于历史、自然环境、知识和人才积累、体制机制、文化等等原因，后发国家在发展工业化的前中期阶段的内在盾非常集中且突出。一般而言，追赶国如果缺乏先发国家支持，那么在工业化发展的各个阶段上就会付出更高的成本。从历史经验来看，这也并非绝对，二战后，日本、德国均为后发国家，但经过有效的改革并把握住了新工业革命的浪潮，成功从后发国家跻身领先国家行列。
经济周期分两种，一种是循环往复螺旋上升的经济周期，比如基钦周期、朱格拉周期、库兹涅茨周期。这些周期通常是在劳动生产力和劳动成产关系、政治、制度相对稳定情况下的周期。但这种螺旋式上升是有上限的，特别是当生产力相对恒定，而制度、生产要素已经发挥到极致的时候，那么这种经济增长模式便到了极限，通常经济发展模式发展到极值的时候也会伴随着经济危机的出现。比如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2009年的欧债危机等等。还有一种是良性的积极的结构性改变的周期。比如由科学技术突破带动生产力革命，进而生产关系发生改变的结构性改变。或者后发经济体通过引进先进技术提升劳动生产率，同时适配适当劳动关系后的改变。前者是前三次工业革命对一些经济体带来的结构性改变，后者是后发国家借助技术衍射、产业转移而获得的增长。
图4：四次工业革命进程及分布
从历史和国际经验来看，政治体制、文化通常难以在相对短的时间里发生改变，除非发生颠覆性的变化，比如苏联的解体，比如被殖民。所以当传统增长范式在发挥到极限后，优化经济运行机制是通行的做法。当面临新的生产力革命时，抓住新的生产力，建立适宜的生产关系以及对经济机器进行适配调整，不仅是突破传统增长范式瓶颈的重要有效方式，更是后发国家实现跃迁的重要途经。德国、法国、日本便是后发国家通过抓住第二次和第三次的生产力革命跃迁为领先国家的典型案例。
科学、技术、产业以及经济的关系
华为创始人任正非曾说：“我们将进入第四次工业革命，基础就是大算力，第四次工业革命波澜壮阔，其规模之大不可想象……”。
近些年，作为算力的载体，芯片特别是高端、专用芯片的产品和技术我国一直受到限制和制裁，甚至以算例为基础的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也受到人才、交流等方面的制约和限制。
而在多年前，我国就提出过：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那么科学、技术、产业以及它与经济之间是什么关系？科学、技术的变迁又对经济有何影响？如果我们明晰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在这些复杂体系内完成自身时空的定位，我们也就能大致明晰未来大概率会发生什么。
（一）科技、技术、产业以及经济的关系
通过总结前三次工业革命和前五次技术革命以及经验我们可以归纳出第一层简单的规律，即：先发生科学革命，新的科学范式颠覆以往的科学范式，之后新的科学认知和经验形成新技术，随着技术的成熟，成本不断降低，同时，新技术所能提供的边际报酬更高时，新技术将被逐渐应用于生产领域，随着生产主体应用新技术的比例越来越高，规模越来越大时，基于这项新技术的新产业便应运而生（或者某项技术应用到既有产业中，而既当新技术的使用率足够普及时，既有的产业便完成了一次产业升级）。由于新技术可以提供更高的边际报酬，进而提升了产业整体的收入/利润和规模。这不仅扩张/新增了产业规模，也使产业所在的经济体总量得到了扩张，从数据上看，便是经济实现了增长。
简言之，科学革命推动技术革命，技术革命推动产业革命，而新技术其边际报酬更高，从而推动整个经济的扩张。这即是传统工业经济的极简模型，也呼应了我国曾经提出的：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底层逻辑。
在人类的工业历史上，我们已经经历了两次的科学革命，五次技术革命和三次工业革命。
第一次工业革命以哥白尼天文学革命为开端，以牛顿和伽利略为代表的经典力学体系建立为标志。第二次科学革命发生在20世纪初，以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德布罗意等一批科学家发展出的量子力学为标志。可以看出这两次科学革命都显示出了新科学范式对以往科学范式的颠覆。
当前，世界的科学前沿依旧置于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统治之下，我们也依旧处于第二次科学革命的过程中。但与20世纪初相比，我们已经过了第二次科学革命的科学发现高峰期，大致处于第二次科学革命的尾声，而新的科学革命尚未见端倪。
技术是科学的第一阶段应用。当科学革命发生后，技术革命也将随之发生。比如蒸汽技术、内燃机技术、量子信息技术等等。技术革命发生后，由于边际报酬更高，创造出新的产业或者颠覆了原有产业，新技术、劳动关系、生产要素重组后形成新的商业模式。当越来越多的参与者采用新的技术，新的商业模式后，新产业便形成，或者新技术重塑了这个产业，当这个产业较原有产业边际报酬更高的时候，产业的规模也得到到了扩张。整个经济便实现了增长。
我们当前正处于第五次技术革命—信息和通信技术革命的后半程。
图5：工业革命以来连续的五次技术革命波
（二）人类社会即将进入第四次工业革命
对于工业革命的划分方式理论界有两种主流的观点，一种是基于耗能和供能技术的划分，结合康波理论即两个康波周期，前后大约100年。所谓耗能指的是以消耗能源为主的技术，比如汽车、飞机、计算机芯片等等，供能主要是提供能源的技术，比如蒸汽机、内燃机、核电站等等。通常耗能技术革命和供能技术革命先后交替出现，当原有供能技术无法满足新耗能技术的快速发展时，供能技术的变革便会应运而生，进一步提高新耗能技术的应用扩大和效率提升。基于这一规律，理论届将一次耗能技术革命和一次随后出现的供能技术革命合并，统称为一次工业革命。另一种工业革命的划分方式以效率大幅提升以及相关技术为标准进行划分。比如以蒸汽机、内燃机、计算机的出现为标志进行工业革命的划分。
如果以第一种方式划分，我们目前处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中后期或者后期，特别是当可再生能源和电池技术的广泛应用和推广后以及可控核聚变和氢能技术加速后，我们基本已经处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尾声阶段。伴随已知的新的耗能技术和供能技术的广泛应用，我们将迈入第四次工业革命。如果以理论界的第二种方式划分，我们已经站在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大门前。
我们在哪
中国的电动车产业在全球独占鳌头，自主完成了空间站的设立，成为了全球第二个自主考察探索月球的国家，并且非常有可能成为全球第二个载人航天器登录月球的国家。中国也已成为全球第二个建设并拥有“星链”的国家。国防科工也实现了突飞猛进式的发展。工业生产上，我们成为了全球产业门类最全，产业链最全的国家。但我们尚未完成人类社会前三次工业革命全部核心技术的完全独立自主，在一些学科方面还有短板与海外还存在着比较大的差距。这既是客观现实，也是追赶国必须面对的现实和需要解决的问题。
虽然我国经济总量位居全球第二，人均GNI达到12700美元，达到了全球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如果以每年200美元且汇率稳定的情况下，我国大约会在2025-2027年间进入统计意义上的高收入国家，如果人民币贬值这个时间会有所推迟。但我国依旧存在结构性的问题。一方面，我国第一产业占比约为7%-8%，相对发达国家5%的占比依然略高。与之相对应的我国农业户籍人口大约4.7亿，占人口总量的33%，这一比例远高于发达国家。其二，我国的城镇化率大约在64%-66%，距离发达国家城镇化率平均70%的水平还有差距。其三，我国的制造业虽然体量规模全球第一，但多位于产业链的中下游，附加值低，品牌效应弱。
以人类社会进程的历史来定位的话。整体而言，中国依旧处于工业化阶段，社会也处于工业化社会阶段。作为后发国家，在前三次产业革命和技术革命的成果上，我们依旧存在着追赶的空间。从国家的发展上，我们在城镇化、贫富差距、工业品附加值等等方面也存在着大量的提升空间。
向前看，我们即将迎来人类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与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主要以替代体力不同的是，第三次和即将到来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则是以替代脑力为主的工业革命。那么在科学、技术层面的突破将直接影响到新生产力在产业层面发挥作用的大小，市场又决定了应用规模和未来新产业的整体规模。从前三次工业革命过程中各个国家位置的变化来看，在面临即将到来的产业革命时，对于我国而言，对于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技术的前瞻性战略布局、科技的水平，对新技术应用、商业化的能力，安全性的管理，产业的发展，与原有产业的融合，以及将技术革命推向产业革命，进而推升全社会的全要素生产率，显得尤为重要。
图6：中国工业化进程与股票市场表现（2）
总结
总的来说，如果以科学、技术、产业发展的视角来衡量的话。中国依旧处于工业化阶段和人类的工业化社会阶段。需要成对过去几次人类历史上工业革命成果的追赶。同时，又面临人类历史上即将到来的第四次工业革命。这需要在以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为核心技术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大规模来临前，完成核心技术的突破、技术的应用、产业的前瞻性布局以及在全球产业链中建立绝对优势。
与产业、实体经济相对应的股票市场，在没有到达一个新的工业化质量高峰前，大概率股票市场难以形成一次系统性的大牛市。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于投资者而言，没有投资机会。
从工业革命的历史经验来看，越是临近当下的技术革命越呈现多技术驱动的特征。驱动每次工业革命的核心技术数量越来越多，涉及的产业也越来越多。且随着驱动工业革命技术的逐渐增加，工业革命的发展越来越呈现出由点及面，由周围向中心发展再推动至高潮的特点。而每一种可广泛应用的新技术也将带动一次局部的增长。
其次，伴随着第三次产业革命的核心驱动技术在各个产业中渗透的广度和深度的提高，即便是在周期下行阶段，那些能够通过产业升级、效率提升并建立强大竞争优势，为投资者提供持续稳定增长EPS且估值合理的企业也将为投资者提供不错的投资机会。
责任编辑：何俊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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