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疫苗运动之父” 与一场跨越世纪的医学骗局

《欺骗世界的医生》记录了“反疫苗运动之父”英国医生安德鲁·韦克菲尔德针对麻腮风三联疫苗进行科研欺诈，引发全球性疫苗信任危机的全过程。1998 年，韦克菲尔德在《柳叶刀》上发表论文，基于对 12 位儿童的研究，提出麻腮风三联疫苗中的麻疹病毒与自闭症之间存在关联。这篇论文产生了爆炸性的影响和一系列的科研争议，引发了麻腮风三联疫苗全球接种率的大幅度下降，麻疹感染潮再次复苏。

2003 年，《星期日泰晤士报》记者布莱恩·迪尔经过详尽深入的调查，发现了潜藏在这篇论文背后的惊世骗局，曝光了韦克菲尔德及其借此牟利的同伙、律师理查德·巴尔之间的秘密交易。最终，论文被《柳叶刀》撤回，韦克菲尔德的行医执照也被吊销。但随着互联网时代社交媒体的兴起，韦克菲尔德改头换面卷土重来，迪尔对他的追踪还在持续。

经“万有引力”授权，我们摘选了本书第三十二章《因与果》分享给读者。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曾经凭借丰富的煤炭资源和冷冽的气候率先拉开了工业革命的序幕。英国孕育了国际交流中使用最广泛的语言，也是现代足球的发源地。但是，除此之外，英国也是疫苗恐慌的诞生与萌发之地。不是一次，不是两次，而是三次。

让我们来盘点一下，19 世纪是天花疫苗，一个世纪之后是百白破疫苗。从 20 世纪 90 年代末开始，疫苗恐慌的对象换成了韦克菲尔德的目标：一开始只是麻腮风三联疫苗，后来则是任何一种能够让他获得掌声和金钱的疫苗。由于疫苗恐慌始于英国，我也应该让它终结于英国：给有关那篇《柳叶刀》论文的新闻调查下一个结论。毫无疑问，即使在我死后，也会有人记得那篇论文。

我坐上前往英格兰西北方默西赛德郡（Merseyside）的火车，拜访那 12 个孩子中的一个孩子的母亲。基于常见的保密原则，我将称呼她为三号女士。但是，她的孩子，也就是出现在论文表格一和表格二的三号孩子，其实是第一位被带到汉普斯特德进行疫苗研究的孩子。

三号孩子跟其他大部分孩子一样，也是被《新闻之夜》节目中的红衣女士弗莱彻介绍到皇家自由医院的。三号孩子唯一的肠道问题是严重便秘，他的血检结果很正常，病理学家也没有发现他有结肠炎。然而，在内窥镜检查中，三号女士看见了肿胀的腺体（她称其为“红斑”）。三个月后，三号孩子的病历记录被篡改了。医生尝试性地给三号孩子开了带有黑框警告的药物，并在《柳叶刀》论文中把他列入患有“综合征”的儿童之中。

在这十年中，这是我第三次前往三号女士的家。到达距伦敦 200 英里的利物浦，再搭乘 20 分钟的公交车，穿过工薪阶层居住的城市近郊，我最终来到了一栋两层的出租屋之外。这栋房子有金色的信箱、门牌和门环，跟这条街上的其他房子没太大的区别。特殊的地方是房子的后院，我从来没有在其他地方看到过这样的院子：一片修剪整齐的方形草坪，三面都有围栏，没有灌木丛，没有花坛，什么都没有。

三号女士身材纤细，说起话来轻声细语。这次拜访她的时候，她已经 58 岁了。三号孩子是她的第二个儿子（他有两个兄弟和一个妹妹），他已经 29 岁了，即将步入中年，早已不再住在家中。

三号孩子是个黑发碧眼的帅气小伙。如果你在约会软件上看到这样一张笑脸，一定会觉得他在几分钟内就能找到约会对象。他有我所说的“利物浦相”，我觉得已故的“披头士”乐队主唱约翰·列侬就有这种面相。在我看来，这种面相似乎散发着一种你能在利物浦街头发现的神秘且怪异的智慧。

但是，三号孩子没有使用约会软件，也不能立刻跟人见面。他不能独自出行，只能牵着别人的手沿着默西河散步。“他可能在一分钟前还亲吻着你，不到半个小时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我们坐在客厅，三号女士对我说，“有时候我很害怕，会把自己关在花园里，因为我知道他打人的时候能有多狠。”

与三号孩子交谈也没有浪漫的色彩。他在两岁时就已经失去了所有的语言能力，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他开始啃地毯，像着了魔一样地在自己眼前轻弹手指。现在，他只能发出近似“是的”或“给我”的声响。他可以辨识出（但自己不会使用）代表“不”或者“不可以”的手势：他的母亲先交错双手，再放开，就像一个裁判示意进球无效那样。

“如果他希望某个人离开，就会打开前门，”在我第二次拜访三号女士时，她解释道，“如果他想喝茶，就会给我茶杯，或者在茶杯里面放入四个茶包，尝试自己泡茶……但是，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停止倒水。水已经满了，他还会继续倒，让水溢得到处都是，这太危险了。”

他很危险，对其他人、对他自己来说都很危险。我最后一次拜访三号女士时，他已经不再回家了。更准确地说，他跟一群陌生人一起住在破旧的护理中心。在那里，他用头撞击窗玻璃，割伤自己的手腕，打坏了一位工作人员的鼻子。即使服用三种不同的抗精神病药物，他的情绪依然像其他没有犯罪却要承受终身监禁的自闭症患者一样难以预测：前一分钟还在阳光中听着音乐，下一分钟就把某个人打伤。

“最能让他开心的事就是洗澡，”他的母亲告诉我，“他曾经在六个小时之内洗了 12 次澡。”

三个月后，三号孩子的病历记录被篡改了。

不是阿斯伯格综合征，也不是神经多样性。他的孤独表现差异太大了。他的症状并不是那些拿自闭症出来炫耀的人（他们把自闭症特质当作一种勋章，例如“我其实有点自闭”）所赞赏的“与众不同”，也不同于同性恋或者有些印第安血统的人。三号孩子的情况是某些家长所说的——借此表达他们的悲伤，外加一点批评——仿佛“火车失事”般的全谱系自闭症。

但是，三号孩子的困境是疫苗导致的吗？他的母亲毫不怀疑。在过去的 25 年，三号女士的说法始终如一：三号孩子满 14 个月时接种了麻腮风三联疫苗，接受注射后就立刻开始流鼻血，不到 48 个小时就开始发高烧，不到一周就出现了类似麻疹的红斑。从此以后，三号孩子开始在他的小床上前后摇晃，失去了语言能力，攻击性也越来越强。

三号孩子五岁的时候，一位神经学家给他做了诊断，认为他患有“严重的学习障碍和自闭症”，但这位神经学家仍认为他的母亲错了。

病人的母亲非常伤心，她想要责备某个人或者某些事，并且也在［为她的儿子］寻找特殊的治疗方法。但很可惜，在这两方面我都帮不了她。

这位神经学家的看法与主流意见一致。发育儿科学的基础研究认为，自闭症症状首次出现或者被家长察觉的时间大约是在孩子两岁的时候。同时，科学家们认为，麻疹疫苗中的病毒要在几天之后才能在皮下组织复制。因此，从生物学的角度而言，麻疹、腮腺炎和风疹都不太可能产生三号女士描述的突发性影响。

同样，流行病学家也倾向于对三号女士这种类型的家长“轶事”表示怀疑。韦克菲尔德在那篇《柳叶刀》论文中想要用伪造的图表证明的核心主张认为麻腮风三联疫苗是造成自闭症的主要原因，许多国家对此进行了大量研究，都没有发现任何能够支持这种主张的证据。来自芬兰和丹麦的两篇论文各自分析了超过 50 万名儿童的记录，结论是疫苗和自闭症之间没有任何关联性。日本横滨大学的一项研究也发现，在麻腮风三联疫苗暂停接种的一段时间里，自闭症的诊断人数依然在持续增加。

在韦克菲尔德推动反疫苗运动之时，家长和医学界的分歧变得越来越大。媒体用“家长与科学的对决”来描述这一现象。一个来自加拿大蒙特利尔的研究团队发现，当麻腮风三联疫苗的接种人数“显著减少”的时候，广泛性发育障碍的诊断人数却出现“显著的增加”。波兰克拉科夫（Krakow）的一个医生团队在比较了接种麻腮风三联疫苗和接种单一疫苗的儿童在发育和智商成长方面的情况后，也报告说没有观察到显著的差异。

但是，大数据研究所解释的是整体性的结果，而不是像三号孩子这样的个案。或许，这些个案的数量太过于稀少，以至于被完全忽略，没有被纳入流行病学的研究。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三号孩子——现在已经是成年男性——有一种独特的生物学特质，或者他接种疫苗后身体会出现非常短暂的脆弱期？事实上，所有有效的药物都有可能对某些人体造成伤害。正如三号女士的回忆，家长们提出的轶事中最常见的情况，就是孩子在接种三联疫苗不久之后发烧。

那天晚上，他焦躁不安，还发了高烧，医生给他服用了泰诺……隔天他醒来后就不能走了，也不能爬，只是不停地打自己的脸和耳朵。

两天后，他突然发起高烧，烧到了 40 摄氏度。在那之前，他一直是一个发育正常的孩子，会大笑、制造噪声、试图翻身。接种疫苗后，那个正常的孩子就在我们面前消失了。

这样的观察并非家长与科学的对决，而是被严密的科学研究所证实的疫苗反应。芬兰开展了一项针对双胞胎的研究，根据这项研究的统计，接种疫苗后发烧的概率高到惊人。这篇论文在 1986 年  4 月发表在《柳叶刀》上，作者是赫尔辛基的儿科专家海基·佩尔托拉（Heikki Peltola）和流行病学家奥利·海诺宁（Olli Heinonen）。他们设计了非常精妙的安慰剂对照双盲实验，研究接种麻腮风三联疫苗之后产生的直接反应。

在佩尔托拉和海诺宁的研究中，每对双胞胎都会被分开，每个孩子都被随机分配到两组中的一组。第一组的孩子先接种疫苗，三个星期后再注射安慰剂；第二组的孩子则是先注射安慰剂，三个星期后再接种疫苗。他们分析了 581 对双胞胎的数据，以表格的方式记录“接种疫苗后的每日反应”。分析结果显示有很多孩子在接种疫苗后发烧。

这样的观察并非家长与科学的对决，而是被严密的科学研究所证实的疫苗反应。

在表格中的第一天至第六天（三号孩子就是在这个时间段出现症状的），芬兰研究人员的统计结果显示，儿童在接种麻腮风三联疫苗之后出现“低烧”的比例是 163‰，“中度”发烧的比例则是 8‰，而“高烧”的比例则是 1‰，难怪许多自闭症儿童的家长都会说孩子在接种疫苗后发烧。

但是，芬兰人研究的卓越之处在于对双胞胎儿童注射安慰剂之后的体温进行对比。注射安慰剂之后，出现低烧的比例减少了 1‰，中度发烧的比例同样减少了 1‰，而发高烧的比例则完全一样。因此，疫苗引起儿童立刻发烧的可能性小到几乎可以忽略。

接种疫苗之后会出现偶发的发烧反应——在十天中达到峰值。但是，总体而言，疫苗的副作用很罕见。“现有的研究结果显示，接种广泛使用的麻腮风三联疫苗出现不良反应的情况，比以前所认为的要少得多。”佩尔托拉和海诺兰这样评论道。

即便如此，他们的研究也无法证明三号女士的说法是错的。但是，只有家长提出的轶事是不够的。韦克菲尔德、汤米、毕格崔和其他反疫苗运动人士躲藏在轶事之后，反对医学家和科学家。他们生动地描述可怕的故事，并且主张家长有权自证他们是疫苗的受害者，而这种主张所依赖的原则就是：母亲当然知道孩子的状况。

“如果一万个人都有相同的说法——一万个母亲——轶事最后就会成为科学，”律师罗伯特·肯尼迪在亚特兰大的反疫苗示威运动中提出这个观点，“这些母亲知道她们的孩子发生了什么事情。她们知道孩子究竟怎么了。”

我想，那就是我踏入疫苗争议领域的机缘。到现在为止，我研究这个议题已经很多年了。1996 年 9 月，二号女士告诉皇家自由医院的儿科医生，她的儿子在接种麻腮风三联疫苗的两个星期后出现撞击头部的行为，但她在那时知道是麻疹导致的自闭症吗？或者她是在 2003 年 11 月才知道的？那个时候，她告诉我，孩子出现症状的时间“大约是在六个月之后”。2001 年 11 月，二号女士向法院提起诉讼，但她在那个时候真的知道吗？

二号女士起诉了一家制药公司，她的律师团队希望达成和解赔偿。但是，大型制药商很少会悄无声息地让步。根据另一位参加集体诉讼的家长给我的法律文件，二号女士接受了其中一位被告史克必成提出的条件。在二号孩子的医疗记录中，没有任何症状与自闭症有关，在接种疫苗的九个月内，二号孩子也没有出现任何“新型综合征”的迹象。

事实证明，接种疫苗和自闭症之间没有任何“时间上的关联性”。二号女士的证据只剩下约翰·奥利里的麻疹病毒检验结果。她通过律师团队提出了让步，而这次让步会让所有清醒的人有所察觉。“索赔人认为，”二号女士在英格兰皇家司法院表示：“自闭症谱系障碍和肠道疾病的症状不一定会在接种疫苗的数天或数个星期之内出现。”

索赔人提出的主张最核心的一点就是，症状发生在接种疫苗之后，而非接种疫苗之前。

这就是预警案例在法庭上呈现出的力度，而韦克菲尔德曾说二号孩子“明显受到了疫苗的伤害”。而且，随着六号女士的轶事被揭开，我们就会发现二号女士不是唯一在回忆中寻找幻景的人，六号女士（声称她的孩子发出“高音调尖叫”）让她的两个孩子参与了皇家自由医院的研究，并招募了另一个孩子加入。在我的调查报道发表之前，都没有人知道在《柳叶刀》论文的 12 位儿童中，有三人与六号女士有关，而在论文中被列为患有自闭症的儿童中，有四人与六号女士有关。

在医疗保密的绝妙帷幕之后，六号女士从一开始就引发了质疑。各位专家非常怀疑她提出的各种断言，以至于儿科专家西蒙·默奇离开伦敦，赶了 60 英里的路，去与当地的诊所医生见面。社工人员曾经考虑将六号女士的两个孩子列入“处境危险”的名单。一个独立的律师调查委员会审核巴尔集体诉讼案的结案材料之后认为，六号女士的两个孩子都没有足以控告任何人的医疗问题。

“她让人摸不着头绪，”六号女士的家庭医生告诉英国医学总会的评审委员会，“每一次会诊，她都会提出不同的说法。”

二号女士和六号女士都是与韦克菲尔德关系紧密的追随者。她们和韦克菲尔德一起工作，一起推动反疫苗运动，竭尽所能阻挠我的调查。而且，在韦克菲尔德的人际圈中，还有一个人跟六号女士极为亲近，她就是十号女士，一位极度张扬的说谎者。十号女士原本不在最初 12 位儿童的家长之列，但她依然把自己的儿子带到皇家自由医院接受内窥镜检查，并加入了巴尔的集体诉讼。她经常出庭作证，也参加了尤斯顿路的听证会。

他们生动地描述可怕的故事，并且主张家长有权自证他们是疫苗的受害者

“他拯救了我们的孩子，”她在听证会上大喊，“韦克菲尔德医生拯救了我们的孩子。韦克菲尔德医生和他的同事拯救了我们的孩子。韦克菲尔德医生拯救了我们的孩子。”

唯一的麻烦就是那些令人讨厌的医疗记录，许多支持韦克菲尔德的母亲最终都会发现，那些医疗记录中的真相只会让她们沮丧。十号女士声称她的儿子在 18 个月大时接种了麻腮风三联疫苗，然后就开始发烧，并且“立刻”失去了语言能力和用眼神交流的能力。她说她的孩子接种疫苗之后出现了长达六个小时的痉挛和呕吐，然后在六个月里陷入“持续的植物人状态”。

但是，经过缜密严格的审查之后，法官并未采信十号女士提出的说法，甚至用了一个律师团队不太喜欢的词语“捏造”。“这个案例中的关键事实可以这样总结，”法官裁决道，“［十号孩子］患有自闭症谱系障碍。但是，没有证据显示他的自闭症是因为接种麻腮风三联疫苗引起的。他的父母所描述的不良反应是捏造的。”

他的家长捏造了不良反应，为什么捏造？这很好理解：如果一个人能够用欺诈的方式成为百万富翁，骗取政府或者制药公司的金钱，而且可以确定即使遭遇失败也不会受到批评，更不可能入狱坐牢，他会尝试一下吗？难道不会吗？而且他不必面对发育障碍的孩子——不必面对发育障碍孩子父母所要面对的所有混乱、担忧和脑力劳动——只需要在回忆时搞错少许事实，这会不会影响他的道德决策？

这是对人性的严峻考验。为了获得赔偿，人们会不会刻意踩刹车，让后方来车撞击自己的车尾？人们会不会在享受海洋游艇的餐点之后假装肠胃不适？人们会不会假装自己遭遇了恐怖袭击？如果韦克菲尔德说服那些家长相信这些事情背后有一个阴谋——一个由制药公司、徇私舞弊的医生、说谎的科学家和“被收买”的新闻记者共同参与的阴谋，在这样一个不公正的情况下，家长说谎是一种犯罪吗？

当然，这很难在道德上做出判断。

但是，上述令人悲伤的想法与三号女士内心的想法相去甚远。我从来没有觉得三号女士说了谎。如果家长目睹了孩子接种疫苗后发生的变化，找不到合理的解释，又听到魅力十足的韦克菲尔德抛出的答案，他们为什么不会相信？三号女士是一个正直的人——正如其他许许多多的家长，但是，行为是否正直并不能决定他们的观点的对错与否。

这些年来，我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家长们的说法经常会发生改变。人类的记忆会衰退，过去的故事变得遥远，回忆也会变得凌乱，就像实验室中的基因经过太多次检验循环就极易产生错误一样。于是，在某些情况下，更多的信息浮现之后，反而引发了更多的问题，而不是给出答案。

以韦克菲尔德的特殊友人波莉·汤米为例，她声称她的儿子比利因为接种麻腮风三联疫苗而受到伤害，在 2016 年与韦克菲尔德一同在全美巡回演讲时指责医生杀害了人们的孩子。在《疫苗黑幕》这部电影中，波莉和她的丈夫乔纳森声称，他们的儿子比利在 13 个月大的时候接种了疫苗，疫苗接种当天开始出现“无法控制的颤抖”，并伴有发烧，而且“再也没有真正恢复”到原来的状态。

或许波莉和乔纳森的故事是真的。但是，在 17 年前，当他们夫妇二人在英国的电视频道上推广一种从猪的体内提取的激素用于治疗自闭症时，他们的说法明显发生了变化。那次的版本是：比利满九个月之前，所有的情况都“很不错”，直到九个月大时比利的发育才开始出现衰退。“我们当时认为，比利的语言能力发展较慢是很正常的，因为他听不见，”他的父亲在电视节目上表示（没有提到疫苗或痉挛），“每个人都说：‘比利不能讲话的原因是他有胶耳问题，如果听不见，自然就没有办法说话。’”

比利听不见？在自闭症的早期症状中，一个常见的判断错误就是以为孩子听不见。在汤米夫妇提出这两种说法的时候，还有其他一些信息让我对他们产生了怀疑。2010 年 2 月，我接到汤米家的一位密友打来的电话，此人通过《星期日泰晤士报》的新闻总台联系了我。

“波莉·汤米真的有坐下来，”我在电话中（这次通话有录音记录）询问此人，“仔细查看过她儿子的医疗记录吗？”

“有，有，当然有。”这位友人回答。

“她依然相信是麻腮风三联疫苗造成了自闭症吗？”

“不，不，不，她从来没有这种想法。”

行为是否正直并不能决定他们的观点的对错与否。

这位友人的回答并没有让我感觉意外。我经常发现，时间会改变家长口中的故事，例如另一位韦克菲尔德的仰慕者——演员詹妮·麦卡锡——对她儿子的感受。詹妮·麦卡锡在书中和电视上都宣称她的儿子是麻腮风三联疫苗的受害者。但是，小男孩的外祖母后来告诉居住在密尔沃基的作家肯·赖贝尔（Ken Reibel），詹妮·麦卡锡在她儿子接种疫苗之前就已经察觉到儿子有典型的自闭症症状。

外祖母的说法是接种疫苗之前，那么，有没有可能男孩的症状与疫苗毫无关系？我可能还接触过这样的案例，那就是 JABS 团体的发起者杰姬·弗莱彻。弗莱彻让韦克菲尔德和二号女士相遇，在巴尔刚开始筹备集体诉讼案时就率先加入，《柳叶刀》论文列出的 12 位儿童中的大部分人都是她介绍来的。多年来，她的儿子都是“因麻腮风三联疫苗而受到伤害”的典型代表。

但是，档案记录再一次道出了真相。这次是法律文件加上美国政府疫苗不良反应回报系统（Vaccine Adverse Event Reporting System）的记录（这是一位母亲提醒我注意的）。弗莱彻将儿子出现发热惊厥的原因与麻腮风三联疫苗联系在一起，甚至还指出疫苗的生产批次号为 G0839，声称就是这个批次的疫苗给她的孩子造成了伤害。但是，医生认为小男孩的惊厥是胸腔感染引发的症状，而根据制药商的信息，G0839 这个批次的疫苗实际上是破伤风疫苗；检验结果也显示，她儿子的免疫系统并未产生麻疹、腮腺炎或风疹病毒的抗体，但确实有少量破伤风梭菌的抗体。

时间会让记忆模糊，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经常发现，越是哭天喊地的家长，他们提出的故事越是经不起严格的调查核实。我猜想，当律师们发现他们的标准案件（比如二号孩子和米歇尔·塞迪略）的证据不堪一击时，必定也有相似的感受。

三号女士没有参加过反疫苗运动，我也没有在媒体上看见过她。虽然她没有在 Facebook 上大发雷霆或在街头咆哮，但只要是为了儿子好，她依然是一位无可阻挡的“圣战士”。她会为了让医生调整并重新评估孩子的药物而争论，会在儿子放在房间里的衣物被人偷走时表达抗议，会为了关闭最糟糕的护理中心而竭力抗争。如果没有三号女士，谁知道三号孩子如今会是什么样？

我第三次拜访三号女士时，我们讨论的重点就是三号孩子步入成年后的人生。但上一次我在她家的客厅，跟三号女士和她的丈夫三号先生（曾经当过叉车司机）所谈的，更多是关于麻腮风三联疫苗的问题。

“你们真的相信，”我想着韦克菲尔德最恶劣的主张，“医生和政府工作人员都知道麻腮风三联疫苗是导致你们儿子生病的原因，并且掩盖了真相？”

“我相信。”三号女士说。

“我不信，”三号先生说，“我不相信。”

“我相信。”她重复说了一次，而且她真的相信。

这个话题很快就过去了，但三号孩子的父亲还说了一些话，暗示他有不同的意见。“事实上，我认为，我们只是很脆弱，”他说，“我们想要找到答案。”

谁不想找到答案呢？

但是，三号女士从未放弃自己的信念，最后一次见面时，她很明确地告诉我。她“以前不信任麻腮风三联疫苗”，现在“依然不相信疫苗”。她仍相信韦克菲尔德十几年前在皇家自由医院中庭的新闻发布会上提出的主张。

“我发自内心地相信，”她遵循着韦克菲尔德关于接种三联疫苗的建议，“让小孩分开接种疫苗是比较好的方法。”

但即使是三号女士，也没有全盘接受韦克菲尔德的主张。她并不相信韦克菲尔德最核心的主张。三号女士认为，导致她儿子患病的元凶不是三联疫苗中的麻疹病毒。

“我始终认为是风疹病毒。”她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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