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实现5.5%增长分配和需求侧必须要深化的一些重大体制改革_新浪财经

　　来源：天勇谈经济

　　周天勇

　　一些学者提出，供给侧通过大数据、智能制造和无人工作，提高技术产业创新全要素生产率，就可实现经济的加速增长；还有一些学者认为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需要改革，但更多的是供给侧的改革。然而，在实际的国民经济循环中，经济增长受到需求可能性边界的约束。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运用自己开发的符合中国体制和国情的国民经济运算系统，对未来经济增长目标与需求侧改革之间的关联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实现经济增长目标所需的对分配环节和需求侧改革的建议。

　　一、巨大的需求潜能和宝贵的战略机遇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尚未结束。2022年与中国发展水平相当的主要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城市化水平的标准值为80.10%，而中国城镇常住流动人口的数值为65.22%，其中拥有户籍的城镇人口只有48.00%。到2035年城市化追求的目标应是将人口城市化水平推进到82%，并将在城镇中的部分常住农村户籍流动人口部分彻底市民化。

　　中国农业经济的工业化进程也还未结束。从劳动力就业结构的非农业化来看，2022年前发展中国家非农业就业比率的标准值为90.28%，而中国非农业就业比率为75.92%，劳动力就业工业化进程落后了14.36个百分点。2035年非农业就业比率的目标应当是提高到92%左右，除去自然到龄去世等退出的，城镇工商服务业需要吸纳10757万人转移就业。

　　在耐用消费品居民拥有量的工业化方面，农村人口还处于中期，城乡居民整体只进入汽车社会发展阶段的前期。在拥有耐用消费品方面，农村居民、城镇常住流动人口2035年需要达到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水平，向富裕社会的水平迈进，城乡家庭汽车拥有量向成熟汽车社会靠近，即每百户家庭拥有汽车160辆。

　　从建筑业方面来看，总体上农村、乡镇、城郊居民的住房条件仍然处于工业化的前中期，城镇流动人口分享城市和建筑工业化成果的水平很低，而城镇住宅楼宇可能会提早进入需要更新的阶段。居住将从超高层向平面化调整，宅院和楼室内居住功能将趋于完善，装修、器具和铺饰等将优美舒适化，建筑的抗震、防火、保温隔热和电梯运行等方面的质量将得到提高，将对老旧居住社区和楼宇进行大规模的更新改造。

　　未来15年左右的时间，是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的战略机遇期，这一阶段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极为宝贵，机会不可错失。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改革开放后，20世纪80年代迎来了1949年后的第三次人口增长期，但此后20年劳动力的积累量将在2035年后开始衰减，在此之前还可以充分利用这一人口优势为生产提供劳动力和市场需求，在出现严峻的老龄化问题前完成富裕社会的转型。二是这一时期，我国劳动力成本还具有一定的优势，规模化经济还能减轻资本收益率递减的压力，养老金成本在严重老龄化之前还相对较低，经济在国际上的竞争力还相对较强。三是如果在这一时期未能释放出充分的生产力，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未能达到理想程度，积累的财富不够丰厚，这两个阶段性的比较优势就会减退或消失，从而很可能使我们丧失从小康社会向富裕社会转型的机会。正所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二、分配和需求侧的改革任务

　　收入分配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来源。分配体制方面的改革目标是：逐步将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例从2023年的43.86%，提高到2035年的65%；将政府可支配收入从目前的33%左右降低到30%以下。收入分配扭曲的最大问题是城乡差距，对此改革的任务应是：将劳动力从就业机会少、劳动收入低的农村农业，向就业机会多和收入高的城镇城市、工商服务业转移；给予农民自主土地的发展权，鼓励农村乡镇城郊居民以土地为本，劳动要素与土地要素相组合，创业就业，增加收入；允许农民以住房宅院、承包农地和农村其他建设用地进行交易和投资入股，从而获得财产性收入。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从投资需求方面来看，由于居民消费需求占总需求比率较低，在出口需求占总需求比例降低时，投资需求主要依靠国有企业、房地产和政府公共基础设施三项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根据对投资流量循环到生产流量的观察，GDP产出的构成主要是装备、能源原材料、房屋楼宇、公共建筑和道路港口枢纽等，但居民收入水平的降低造成消费品需求不足，房地产业较长时期的高利润也对制造业形成了挤出效应。

　　但是，从供给与三大需求的流转看，房地产、公共设施和基础设施供给已经相对饱和，而居民消费品则是还有很大的需求，但因居民收入水平过低，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不足，造成了结构性过剩；同时，消费品和出口品制造，是国内外市场竞争性强的产业，主要由民营企业投资，但因制造业生产能力过剩无法投入生产，甚至发生了现有民营企业资产的向外转移和国内投资的收缩。

　　因此，需求侧体制改革和扩大开放的目标是：到2035年，将居民消费支出占GDP的比例从2023年的30%逐步提高到55%，政府本身消费支出从20%左右逐步降低到10%。国有经济（国有非金融企业加政府公共和基础设施）投资占总投资比例的从56%降低到25%，非国有经济投资从44%提高到75%。在经济外循环方面，将出口占GDP的比例逐步从18%提升到25%。改革“分配-支出-生产”循环的目标是：未来10年，将制造业生产增加值平均占GDP的比例从目前的27%再提高到32%左右。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需求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任务是：

　　在消费体制方面，改革人口迁移制度，将低消费水平的农村人口逐步向高消费水平的城市和省区转移；取消限制各种居民消费支出的限购、限行和限停规定；对供水电气暖、教育和医疗药品等行业价格及收费的垄断，进行社会听证、舆论监督和反垄断等约束，避免高价格和乱收费挤出居民消费；改革财政体制，将民生支出从7.7%提高到20%；提供廉租房和低价房，促进城镇常住流动人口市民化。

　　在投资方面，由于国有企业和政府投资的主要领域是生产的上游产品、准公共服务类产品和公共建筑类产品，对这些产品的投资规模需要收缩；而非国有制造企业主要提供竞争性的国内消费品、出口消费和装备制成品，因此要鼓励民营经济投资，扩大投资规模。为此，需要加大对民营、港澳台外资等企业产权的保护，清理各种法律法规评批报备，优化营商环境，直接间接融资向非国企倾斜，土地要素平等供给，降低制造业土地能源运输成本，进一步降税清费，为重振制造业创造放松、放开、放活和开放的发展条件。

　　需要指出的是，要深化城乡土地房屋的资产化改革。一是在现有城镇住宅和其他楼宇资产可能总缩水50%的情况下，通过这一改革注入新的资产，以加重货币币值之锚和补充债务的资产信用，使金融体系不发生严重的断裂危机。二是通过无价值的城乡房屋土地资产化，使基层政府财政断崖式收缩的土地出让金收入，逐步为可持续和稳定的房地产税所取代，使其占财政收入的比例达到60%的国际标准，保证基层政权处理公共事务和提供公共服务的资金需要。只有继续推进资产化改革，才能使GDP稳定增长有一个金融、政治和社会安全的环境。

　　在改革发展开放等方面需要协同制定和实施一些重大的战略：将注重投资、建设和生产发展模式转向注重消费、民生和生活的发展模式；实施居民收入倍增和富裕社会建设措施；促进内源式和回归平面式发展；扩大居民消费并振兴制造业；三农现代化以效率为导向；在实行工程调水的同时开发可利用土地；确保国家利益为重的外向经济循环。

　　三、经济的需求侧改革也可实现5.5%的增长速度

　　从增长在生产—收入—需求的循环看，供给侧要与需求侧要相平衡，因此在供给侧改革的同时需要进行与之相匹配的需求侧改革。开放发展的动力分布为：提高居民收入、增强其消费支出需求可拉动经济增长1个百分点；政府民生支出转移至居民消费部分可拉动经济增长约0.7个百分点；消费市场景气可以促进民营企业扩大对消费品制造业和消费服务业领域的投资，也会在需求方面形成0.8个百分点左右的增长拉动力；若出口占GDP的比例上升到25%，可拉动经济增长1个百分点；工程调水和开发土地的投资需求，可拉动经济增长0.5个百分点。考虑到出口比率提升的不确定性和自然经济增长率有低中高1.5%、2%和2.5%的三种可能，最保守估算，改革未来可带来经济5.5%的中位增长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