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经贸五十年，带动亚太区域经济深度合作|日本_新浪财经

　　从符合东北亚区域整体发展取向的角度而言，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形成是未来十年内的大概率事件。

　　2022年9月29日，是中国和日本这两个一衣带水的近邻，实现国家关系正常化五十周年纪念日。抚今追昔、令人感慨，双边经贸关系行稳致远，不断造福两国人民。

　　建交前的几个里程碑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日经贸合作一度处于停顿状态。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开国元勋们就一直力图恢复正常的双边经贸合作，最初是通过贸促会等民间渠道进行贸易的。1950年的中日贸易额为0.59亿美元，占日本贸易总额的3.29%，这是最初的统计。

　　在之后20年左右的时间里，中日贸易历经了四次贸易协议、友好贸易和备忘录贸易等阶段。如中国的外贸档案就记载：“1952年6月签订的《第一次日中民间贸易协定》对早期中日贸易的顺利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该协定规定进出口总额为6000万英镑，并将商品清单划分为甲、乙、丙3种类型，采取同类物资相互交换的贸易方式。虽然该协定是期限仅为截至1952年年底的7个月的简单协定，但这次协定勾画了之后4次民间贸易协定的雏形，同时也正是这一协定，成为开启此后日中经济交流的最初的协定”。不久转为美元结算。

　　历史记录是：1953年至1958年，中日之间签订了4次民间贸易协议。通过民间贸易协议的缔结，中日民间贸易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发展。从1953年至1956年，中日贸易呈逐年上升趋势，1953年的年增长率更是高达120.9%。1956年，中日贸易额达到了20世纪50年代的最高值1.51亿美元。从日本方面看：当时对中国依赖性较强的钢铁、化工企业出现了贸易机会、企业利润增高和工人积极就业等景象；而大部分的友好贸易商社都是中等城市的零散小企业，这些商社主要经营板栗、生漆、蔺草席、中药等无法从其他国家进口的产品。而从中国方面看，铁矿石、煤炭、食盐以及大豆等农产品的出口受到了日本市场较有利的影响。

　　1962年11月，中方代表廖承志与日方代表高碕达之助互换《日中长期综合贸易备忘录》。有智库专家评论：在此后十年期间，中国采取了十分灵活的对日贸易合作方式，一方面坚持“政经不分离”的原则，另一方面对一些友好的日本商社和企业予以政策照顾和倾斜。

　　中日经贸额在1971年达到9亿美元，约为1950年的15倍。中日贸易往来的快速发展，使两国经济界、企业界迫切希望中日两国政府能早日实现国家关系正常化格局，以解除中日经贸关系的政治障碍，进一步拓宽两国经贸交往的渠道。可以说，这一时期活跃的双边贸易往来起到了“以经促政”的效果。同时，随着日本企业迈向大型化、集团化，新的产能如果不能寻找到稳定、可靠的大市场，那么，已实现全面复苏的日本经济将出现商品过剩危机。

　　日本对华友好人士、民间友好经济团体，如日本国际贸易促进会、日中贸易促进会等，都在积极地游说本国政府拿出政治勇气来实现对华关系的正常化。当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对北京的访问也极大地刺激了日本政府。经过艰苦的努力，中日两国终于建立了大使级关系。

　　建交后的关键性突破

　　1972年，中日两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之后，中日经济交往即由民间贸易阶段转向“政府主导、官民并举”的新时期。双方政府从幕后走到台前，开始发挥主导作用。1972~1978年，中日政治环境好转，随着《中日贸易协议》签订，双边贸易开始进入扩张期。统计显示：1972年中日双边贸易总额仅为10.38亿美元，1978年就猛升至48.2亿美元，增幅达4倍左右。这期间也是中国现代化的起步阶段，因此在技术贸易方面，从1972年到1978年，我国从日本引进了37项成套设备。其中的35项价值金额为10.29亿美元，另外2项设备价值金额为700亿日元。这些日本所产先进设备的引进，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当时的工业和农业现代化建设事业。这一时期双方还缔结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即以法律形式规定和保障了中日双边关系从正常化进入了和平友好时期，更为经贸合作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在和平友好条约的鼓励下，日本对华合作出现新格局，比如，体现在日本对华经援上。

　　日本的对华经援始于1979年，对华援助包括有偿资金合作（日元贷款）、无偿资金合作和技术合作。日元贷款是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的重要组成部分，日元贷款在中国接受外国政府贷款总额中占40%左右。从1979年到2000年，中国共获得了4批日元贷款，总额2.65万亿日元。此外，2000年日本向中国提供了172亿日元的特别贷款，用于北京地铁和西安咸阳机场的改建工程。2001年以后，对华日元贷款采用单年度方式，当年度共提供1613.6亿日元的政府贷款。

　　从实际效果看：日元贷款数额大、期限长、利率低、不附加条件，在中国的能源、资源开发等基础产业、交通通信等经济基础设施，以及农林、城建、环保等领域发挥了积极作用，为中国带来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国际社会曾积极评价：日本对亚洲包括对中国提供的经援，实际上体现了日本政府重视亚洲，愿同亚洲各国发展友好合作的政策意向。当然，日本的对华援助也与中日恢复邦交时中国放弃战争赔款密切相关。日元贷款虽然是低息优惠贷款，但也要连本带息偿还。事实上，从1999年起，中国的日元贷款就已进入了偿还期；到2008年即北京举办夏季奥运会之年的统计，中国已偿还累计约1.5万亿日元的本息。也就是从那时开始，日本国内认为中国已经进入经济起飞期。

　　完整的统计积累显示：1978年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以后，中日关系因此进入了历史最好时期，政府与民间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特别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日双边贸易更是突飞猛进。如1981年突破100亿美元大关，比1978年的48.2亿美元增加了1倍多，进而在1990年突破了200亿美元。进入本世纪后，中日双边贸易的发展速度进一步加快，特别是在2002年、2006年和2011年，中日贸易额又分别突破1000亿美元、2000亿美元和3000亿美元大关。2012年以后，虽然有所波动并出现连续3年负增长，但也都维持在3000亿美元以上规模。同时在这期间，中国分别于2007年和2009年成为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出口市场。从贸易角度看，这是日本对华关系正常化后的最大成果。

　　经贸合作依然最活跃

　　可以说：50年来，经贸关系始终都是中日关系的压舱石和稳定器，这是双方政府、企业及民间友好人士共同努力的结果。中国知名经济学家、曾任国家商务部副部长的魏建国最近指出：不论两国曾经是“政冷经热”，还是一度“政冷经冷”，丰田、伊藤忠等日本大型企业，以及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日本贸易促进会等组织都通过经贸合作，为推动两国政治发展和人民友好做出了不懈努力。这些日本对华友好团体和企业，坚持每年访问中国。

　　魏建国还表示：“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离不开一些高层人士的推动。比如，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就是一位非常令人尊敬的中日友好促进者。我是在一次陪同贾庆林主席访问日本期间，结识福田康夫先生的。尽管那次访问过程中发生一些变化，但在他的努力下，最终取得了圆满成功。后来，福田康夫先生担任博鳌亚洲论坛理事长，我当时是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曾培炎的助手，彼此建立起密切的联系。在福田康夫先生的推动下，中日双方经贸界人士的交流，特别是国经中心与日本经团联每年的高层对话，得到了中日两国领导人的重视。可以说，这些都是他不懈努力的结果。”如今，博鳌亚洲论坛已具有世界级影响力。

　　令人欣慰的是，中日经贸关系历经磨砺始终如列车般滚滚向前，并带动了亚太经济区域的深度合作。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框架和中国在新时代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中，日本经济界和企业界知名人士、机构等，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日本主流媒体对于日资企业在中国市场上的成功，也经常性地给予正面报道，并促进了日本社会对中国发展成就的了解。最难能可贵的是：中日双边经贸合作经受住了三年来新冠疫情的考验，尽管目前人员往来、航班往来等交流要素还没有恢复到如常状态。但是，双边经贸合作体现了顽强的抗波折能力。最新的中国海关统计数据就显示：今年前八个月，中国进出口总值2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3.7%，比2019年同期增长22.8%。其中，出口13.56万亿元，同比增长23.2%，比2019年同期增长23.8%；进口11.22万亿元，同比增长24.4%，比2019年同期增长21.8%；贸易顺差2.34万亿元，同比增加17.8%。对日经贸合作，蓬勃向上仍然是主流。

　　分析显示：日本目前为我国第四大贸易伙伴，即今年1~8月的中日贸易总值为1.57万亿元，增长12.3%，占6.3%。其中，对日本出口6949.2亿元，增长8.9%；自日本进口8771.7亿元，增长15.2%。对日贸易逆差1822.5亿元，增加47.8%。显然，中国市场对日本来说，是极其重要的。

　　最后，需要展望的是：从符合东北亚区域整体发展取向的角度而言，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形成是未来十年内的大概率事件。有智库行家乐观地指出：RCEP将成为中日韩自贸协定签订的“热身”和前奏。魏建国就指出：“比如在关税减让方面，今年RCEP生效后，中国从日本进口的很多汽车零部件都会减为零关税，因此很多在华日本车企就可以此降低生产成本、减轻竞争压力。而且，随着RCEP的生效，日本的化妆品、饮料、肉类制品等也会越来越受欢迎。”而我认为，随着东北亚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诞生，世界经济版图必将更加坚实。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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