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益平：保证经济创新的关键点是市场机制的相对有效与活跃

　　原标题：黄益平：保证经济创新的关键点是市场机制的相对有效与活跃

　　欧阳晓红

　　如何理解中国金融的现实问题？走过极不平凡的2020年，时间进入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定调要抓好八大重点任务，这其中，金融领域而言，“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被提上议事日程；“两会”期间，我国强化反垄断监管信号亦密集释放；如此，其将怎样影响行业及经济发展？“我们在定义垄断的时候，或需要考虑什么是判断垄断最好的标准，特别是在平台经济领域。”与经济观察报对话的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黄益平如是说。

　　全国“两会”上，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GDP目标为6%以上，目标背后意欲何为？2019年黄益平接受本报采访时，就坦言“不必过度紧张”，并表示“最头疼的事是经济要转型，但金融没跟上”；近两年过去，转型的中国经济与金融协调得怎么样了？包括疫情亦在催化、助推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那么，就数字金融创新来说，其趋势如何？有何痛点？

　　按照黄益平的话说，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创新在全世界走在了前面，诸如，移动支付、大科技信贷、线上投资和央行数字货币等。

　　而打开中国经济与金融迷局的钥匙或许就藏在——“市场机制的相对有效与市场活跃”之中。黄益平称其是“保证经济创新的重要原因”，驶入监管“无人之境”、日趋逼近国际经济技术前沿的中国经济需要在“正大于负，还是负大于正”的快择中，校准市场化运行方向，继续推进改革……

　　经济规模与金融协调

　　经济观察报：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GDP增长目标6%以上，您如何预判今年的宏观形势？这一年影响全球经济复苏，以及中国经济的最大因素是什么？十四五期间，中国经济面临比较大的挑战是什么？

　　黄益平：今年的增长形势肯定比去年好，今年的GDP增速确定在6%以上，与市场预期相比相对比较保守。这可能是因为决策者将更多的关注点从增长的数量转向增长的质量，但同时也说明今年的经济增长前景还面临许多挑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疫情的恢复和国外的一些政策调整，疫情如果总是动荡不安，对经济增长肯定会有影响。另外，如果疫情很快被控制住，其它国家的经济很快复苏，对我们也会造成多方面的影响。因为去年我们的出口出乎意料的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它国家没有生产。如果他们将来都有能力生产了，那可能对于我们来说会有一些分流，总之是一个不确定性的因素。

　　政策角度来说，如果一些主要国家的央行开始调整货币政策——现在看来今年可能性不太大，但总体上它是一个风险。从外部环境来看，我们今年经济增长到底面临怎样的环境还有很大不确定性。

　　其次，经济复苏也有国内因素，去年经济复苏强劲；但并不平衡。比如，出口与生产很强，投资与消费一般，而且其有所分化：如基础设施与房地产的投资非常强，但制造业投资弱。消费中，疫情过后高收入家庭的开支较强劲，但低收入家庭的开支较疲软，这些都意味着经济持续复苏，还有不少困难。

　　经济观察报：不久前中国GDP总量突破100万亿，这意味着什么？中国经济想要跃升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会面临哪些挑战与机遇？

　　黄益平：经济总量突破100万亿，表明我国经济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客观地说，增长模式要转变，它跟发展水平有关，与绝对总量关系不大；我们过去靠要素投入型，现在要靠创新驱动型。其差异在于：创新变得很重要，过去几年我们关注的是中国经济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现在看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即我们什么时候人均GDP达到12，600美金，这个世界银行定的高收入经济门槛应指日可待。前年就超1万美元，估计就在今明两年之间。但高收入之后，还有一个持续发展的问题。

　　而且，我们越来越逼近国际经济技术前沿，也就意味着对创新的依赖度，或创新质量的要求变得越来越高了。

　　至于100万亿到底会有多大的影响？直接的冲击，可能会让国际社会觉得中国日趋强大。正面或在于大家意识到中国市场将越来越大，会更加重视中国经济的发展。负面来看，又会认为中国对其的挑战越来越大。所以，也可能使我们的外部环境变得更加困难，主要是这两个方面的因素。总体上，100万亿元这个数字本身并不重要。

　　经济观察报：那么，中国经济要实现这种高质量发展需要匹配怎样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以及宏观政策？

　　黄益平：宏观政策要维持一个稳定的经济金融环境，这是最重要的。但从金融角度来说，确实有很多事情要做，大方向就是两个方面：

　　一是支持金融创新，因为过去那套金融体系支持要素投入型的、低成本优势基础上的粗放式增长没有问题，但在支持创新方面有点力所不及，需要创新，而创新有这几方面：

　　要多发展资本市场，一般来说，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及在支持创新方面的能力会超过传统金融如银行，所以要多发展直接融资，多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

　　但同时，银行的比重还会很大，银行本身也要创新，它过去支持的那些大基建项目，支持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项目，总体上，产品与管理也好，市场也罢，风险相对较低，但现在做创新支持融资时，它也需要创新，学会如何控制风险，如何支持融资创新，像很多商业银行的创新其实不少，如科技银行、投贷联动跟金融科技公司合作等等。

　　还有就是国内数字金融，在支持中小微企业方面，最突出的是大型新科技公司，其一方面用平台吸收用户，同时积累大数据，另外，再用大数据做信用风险评估，这样就解决了过去银行很难为中小微企业提供服务的痛点，因为它做不了风控，找不到这些企业，而大科技平台能做到。

　　另外一个模式也值得特别的关注，即数字供应链金融，其业务形态就是在供应链里头把“数字金融”嵌进去，因为每家企业多少都与生产或供应过程相关，通过关联信息来控制风险、评估信用风险的效果很不错。

　　客观而言，2016年至2020年的普惠金融这5年发展很快；但数字金融领域，2016年的5年计划中甚至都没提到数字普惠金融，而后来的事情主要都发生在该领域，所以金融本身业务需要创新。

　　二是完善市场机制，让其在资源配置当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这也有两点：一是公平竞争，能否对民营国有外资企业一视同仁，给它们提供融资支持；可能现在还做不到所谓的中性原则，但要慢慢往所有制中性的方向走。

　　另外，是市场化的风险定价。当然，为中小微企业给创新企业提供融资没问题。但需要做到两点：知道怎么控制风险、融资成本要能够覆盖风险；中小型企业风险比较大，融资成本就应高一些。而在此过程中，监管部门是否过于着急？如不断让金融机构把融资成本压下去，但它是否可持续值得商榷。

　　经济观察报：这两年，我们的经济与金融协调得怎么样？

　　黄益平：这两年金融一直在改变，尤其是数字金融创新，它在全世界都算做得比较好的；包括资本市场也在变化，比如推行注册制等制度改革。“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我觉得这九字方针特别到位。如果它真的落地，相信资本市场的发展和监管，会有飞跃性的进步。“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来的金融改革三条任务，头条就是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其次，让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第三是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这三条目前看依然任重道远……还要继续往前推进。

　　政策协调肯定有改善，2017年成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2018年银监会、保监会合并，同时增强央行在政策制定中的作用。这些都是改善监管政策协调的重要举措。但政策协调需要调整机构，更需要从工作机制上着手。现在在金融领域遇到的一个更大的问题是，监管框架建立起来了，许多监管的规则、方法也都有了，但一些领域的金融风险并没有被管住。所以下一步还需要一场比较彻底的金融监管改革，让监管部门专注监管目标，有责、有权。

　　经济观察报：您曾说，中国的问题一直是经济转型产业的升级换代，即中等收入困境，现在还是这样吗？短中期来看，您认为我们迫切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黄益平：我觉得，一定意义上都是同样的问题。如果我们把创新定义得比较宽泛一些，甚至可以认为上世纪80、90年代的增长也是创新驱动。比如，农民不在地里干活，开始办工厂，也是创新活动……但到中等收入以后，对产品质量和技术的要求就变得越来越高——这也是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根本性挑战。

　　就此而言，它仍然是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现在我们日益逼近国际经济技术前沿，对创新的质量要求变得越来越高，竞争压力也越来越大，我们过去低成本优势越来越不成为竞争优势。将来只能拼实力，意味着主要拼产品的竞争力，拼产品技术含量，拼创新能力……应该说，类似这种压力变得越来越大了。

　　经济观察报：那么，拼实力的话，您觉得我们可以过关吗？或者说，其实我们还要如履薄冰的去自我检视，包括资本、资源的合理配置等。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胡祖才3月8日在新闻发布会上就表示，2020年，我国研发经费投入总量达24426亿元，占GDP的比重达2.4%，为史上最高，总量稳居世界第二。

　　黄益平：能否“过关”是极具挑战的一件事情，个人持谨慎乐观态度。

　　当然，资源配置来说，增加研发经费也是种“应变”，是因为意识到我们创新之“短板”，所以要增加投入。

　　放眼来看，中国经济，如长三角、珠三角在全球危机以后，尤其是2011年以后，其经济都遭遇了困境；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低成本优势丧失，劳动力短缺。要知道，这两个三角洲原来一大片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难以为继，经历了非常痛苦的调整。但现在来看，它们都已经跨越难关了，这是为什么呢？这有各方面的原因，但我个人觉得，关键点是其市场机制相对有效与相对活跃，这两条是保证经济创新的重要原因，这从现在国内各界都关注的南北差异中也能看出端倪。

　　经济观察报：“南北差异”问题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黄益平：具体的南北经济差距能找到很多的原因，比如，要素禀赋、经济结构、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原因……但归根到底还是市场是否在有效运作？企业家是否很活跃？这两点带有根本性的意义，其作用在于，如果往前推进或往背后退一步看，它其实是政府怎么对待市场的问题。

　　为什么珠三角和长三角市场经济比较有效，它们各有传统优势，但客观上政府未把什么都给管死，它仍很活跃——企业家可以发挥作用；政府在可能的情况下还起到很多辅助帮衬的作用；换言之，机制能“转”过来，而企业也就“活”了，即便它面对全球危机以后的那种非常痛苦之调整。

　　春节时，我在宁波就看到了这种生机勃勃的“变化”。记得几年前，宁波这一片都是出口低端制造业，当时非常困难。但那现在都活过来了。当然，也是适者生存——差企业被淘汰，新生企业都起来了。总之，是按照市场机制运行，不行就淘汰，企业有压力就自己想办法怎么“扛过去”……而这点在很多北方地区可能还看不到。

　　判断垄断最好的标准

　　经济观察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要抓好八大重点任务，金融领域而言，“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被提上议事日程；如此，其将怎样影响行业及经济发展？

　　黄益平：个人感觉，确实行业发展非常快，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初期管理部门对其监管相对自由或比较友好，所以行业具备快速发展条件。但我们知道金融交易都要接受金融监管，深化金融监管就要全覆盖，所以目前的监管都是应该做的事情，是应有之义。

　　如果说可能需要商榷之处，或许不妨反思：为什么一开始大家都没有做，现在忽然一下子全都要做？这其中，具体可能有很多可以讨论之处……但毫无疑问，对所有金融交易就要做到监管全覆盖。

　　当然，现在也许不要再去翻老账了……我觉得双方都有责任，这一点要承认。那么，接下来，就是怎么监管的问题。国家定调“要反垄断，防止无序扩张”这是大方向！因为监管最终目的就是要保护保障公平交易，以及维持金融稳定，保护消费者的利益，这三条永远都不会变，所以现在要加强监管，尤其一些平台做的比较大，我们现在听到了很多不规范，甚至一些作恶之为。

　　就此，唯一想探讨的是——我们在定义垄断的时候，可能需要考虑什么是判断垄断最好的标准。欧美国家过去在传统产业一般是看市场份额，比如说在家电行业、在汽车行业、在电脑行业，如果一家公司之供应占市场的80%，90%，那它就是垄断，因为其它同业无法进入市场，它便可以操纵市场；然后西方应对的办法就是分拆。

　　而在数字经济领域，这些平台经济可能有一些差异，即平台垄断是其天然特性，因为做不好才不集中，做好了必然会集中。此过程中，我们可能更需关注什么叫“可竞争性”。

　　在平台经济中，最关键的是看：同业是否能够进入市场？如果进来的很多都是跨界竞争的，就需要打个疑问了。目前来看，似乎大多数的数字经济领域之可竞争性还比较强。

　　当然，放眼国际，现在很多欧美国家都在反垄断，反大平台垄断；我们也在反垄断。不过，似乎欧美与中国的情况并不太一样。再者，欧美“分拆”的做法是否就正确呢？

　　其实，如果把市场份额和分拆当成反垄断的主要手段，那可能就有点本末倒置了……因为不让平台经济占据很大的市场份额，每家仅10%以下的话，那是否会失去平台经济的本意？平台经济应该有规模效益才对。

　　经济观察报：就此来看，我们是否驶入了监管的“无人之境”？没有老师可以学，因为国情、经济结构等都不一样……

　　黄益平：是，我们不但没有老师，更重要的是不要从坏老师那里去学。首先要区别不规范的行为和垄断性的行为差异。不要一听到人抱怨平台，就认为是垄断行为。

　　数字金融与人民币国际化

　　经济观察报：您可否总结一下中国的数字金融为何会领先全球？如何保持原来的优势？趋势怎样？

　　黄益平：我们数字金融发展得比较好，像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创新在全世界走在了前面，诸如，移动支付、大科技信贷、线上投资和即将看到的央行数字货币等。直观来看，可能是三方面的因素：

　　一是传统金融领域未覆盖，市场缺口较大；例如布鲁金斯学会研究人员有篇关于中国移动支付的报告说，中国这方面做得非常好；但他认为美国不需这种支付，因为美国的支付很充分……就此而言，我们市场有需求，所以应运而生。正如现在最活跃的数字金融几个业务都是在弥补市场缺口，一定意义上这也解决了普惠金融的问题。

　　其次，过去10年数字技术进步很快，其实也是3G、4G的信号推出以后，智能手机普及以后才开始的。

　　再者是监管部门相对较具容忍性；以欧洲为例，其金融科技很少，因监管较严厉，没有生存时间。至于将来如何持续发展，我觉得，要看监管如何在中间找到一种平衡；不能完全不管，但也不宜像欧洲那样的管死；如果能平衡创新和稳定之间的关系，便具备可持续发展的空间。

　　经济观察报：再探讨一下数字人民币，包括人民币国际化之可能的短板，您怎么看？

　　黄益平：数字人民币到现在为止，其迈出的步伐还比较小；其实它就是一个数字化的人民币，现在只是用于零售流通当中。

　　当然它出来了之后，会改变我们的很多金融，比如，移动支付会有一些替代，将来对于大数据的收集和分析会有些影响。但我不觉得它在短期内会造成特别大的影响，只能说目前是数字人民币推出的第一步。

　　至于人民币国际化，我觉得也有空间。但首先必须指出的是，数字人民币并不意味着货币国际化。首先人民币国际化了，数字人民币才能走得出去，即便它是一种密码；如果人民币没有国际化，没有地方接受与兑换，即使人民币数字化了，也会无济于事。所以，首先还是稳慎推进、做好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以及提升国际化质量等，完善这些前提条件方可。

　　经济观察报：其实，这又是回到了本质的问题？

　　黄益平：具备条件了，数字人民币才能出去。现在的数字人民币设计，只是用于零售当中；如此，对国际化的作用还很小，因为国际化的业务大部分都是机构业务，投资也好，贸易也罢。

　　寻找解锁的钥匙

　　经济观察报：注意到您有篇关于《理解中国金融的六个现实问题》的文章，即“金融体系高度干预”、“抑制性金融政策”、“金融不支持实体经济”、“中国数字金融发展“、“系统性金融风险”、“未来的金融体系”等相关问题，那么它们之间有没有逻辑关系？未来的金融体系会是什么样子的？

　　黄益平：其逻辑就是，当时改革开始的时候为什么会这样？每一步的政策选择都是在给定条件下所做的，是尽可能优化的一个选择；所以现在看起来，当时很多不合理的选择，在开始的时候都有道理。

　　例如，为什么政府选择金融抑制政策，为什么还要去干预？我的解释是：因为开始是双轨制改革，所以需要有些政府干预，以支持双轨制，而理论上这种政策或不利于效率。但事实上，过去几十年，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均显示它相对有效。当时背景下，一般认为政府干预是坏的，可有个前提是市场机制有效时再去干预，那就是负面作用，但当时市场机制并非有效也不成熟，因此有一定干预，即便影响效率，总体效果还比较好。

　　不过，为什么前面有效，后面又没了？主要因为经济环境在改变，比如由低成本优势、要素投入型的增长，变为创新驱动性，过去那套（机制）可能现在变得无效了……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改变？就像之前讨论的——还是要继续沿着市场化改革的方向走，一方面是让金融体系更好的支持实体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危机的底线。当然，我们往前走的每一步，都是在特定环境下做的相对最优选择，但这些选择有局限性，其在一定时间内有效，之后随着环境、约束条件的改变，它可能会失效，故此，还要继续往前走。

　　最后，这种讨论可能也说明：我们走过来的这条路径——虽然经常有很多抱怨，但它可能是一种相对有效的选择与路径。其实，任何政策都有正反两方面。而政策分析无非是看“正大于负，还是负大于正”，然后再做政策建议。

　　经济观察报：您刚刚也提到“守住金融系统性风险”，那么，您觉得杠杆、债的问题会是我们一个比较大的麻烦吗？

　　黄益平：主要从两个方面去看：一是今年的债务违约肯定会上升，包括银行的不良也会上升，因为经过去年一年的疫情冲击和政策支持；今年可预期的金融风险会上升；第二，经过去年这一阶段后，确实整体杠杆率还会大幅度上升，风险会增加。

　　不过，尽管今年风险会有上升，但我个人认为，无需过于担忧总体的金融稳定；尤其是地方政府和国企负债，归根结底还是跟中央政府的信用连在一起……当然，现在有问题的杠杆率升得较高，又迟迟不退出，这也要看地方政府还能不能“兜得住”。

　　我觉得，杠杆率目前看来还可以，并不认同所谓的高杠杆；有人说很快会发生债务危机了或进入明斯基时刻，就有点杞人忧天了。

　　如果要预警中国将来的风险，我觉得很可能是像日本那样，未来高杠杆率导致金融效率低下，最终就变成没有增长后，进入失去的十年或者失去的20年——这是我们比较大的风险，其重要性超过明斯基时刻和直接发生债务危机的可能性。

　　经济观察报：最新统计显示，中国的CPI和PPI通货膨胀率从1月份的-0.3%和0.3%分别上升至2月的-0.2%和1.7%，高于市场预期（-0.3%和1.5%）。CPI同比小负、环比增0.6%，PPI同比增1.7%、环比增0.8%，有人说，这是典型的“滞胀组合”。而且现在全球通胀预期都在升温，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资本市场；对此，您怎么看？我们的货币政策空间如何？

　　黄益平：对，目前整体看还是一种通胀趋势，全球来说，石油涨价，物价也都在上涨……但我觉得，在今后一两年发生大通胀的可能性不太大。现在的通胀是一种结构性的调整还是长期性的趋势，还需要再观察。

　　最近美国的专家在热烈地争论通胀抬头的风险，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但金融市场特别是债券市场确实已经做出了一些反应。这其中有几点值得关注：一是如果通胀抬头，可能是一件好事情。过去二、三十年，国内外经济出现了货币供应与通货膨胀脱钩的现象。通胀不抬头，货币政策持续扩张，因为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是保持价格水平的稳定。但现在知道，通胀没有起来，金融风险却会累计。与那个情形相比，也许通胀是一个相对好一点的结果。

　　二是通胀一旦起来，央行的货币政策就会调整。现在说“滞涨”显然是言过其实，2020年四季度GDP增长6.5%，今年肯定在6%以上，哪里来的“滞”。通胀高了，货币政策需要调整，更有利于各国央行退出去年实施的扩张性政策。不会再像全球危机之后，宽松的货币政策迟迟不能退出，容易导致一系列其它的风险。

　　三是如果美联储提前调整货币政策，可能会对世界各国造成冲击。去年美联储再次实施量化宽松，令大部分新兴市场经济流动性增加、货币升值、市场利率下降、资产市场繁荣。但如果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上述变化就会逆转，容易造成一定的金融风险。美联储主席之前一再表示2022年底前不会调整货币政策。但如果通胀快速上升，这个转折点就会加快到来，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经济就需要准备好应对流动性的回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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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亚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