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带来人类社会的千年之变|新冠肺炎_新浪财经

　　新冠疫情带来人类社会的千年之变

　　来源：中关村

　　王德禄北京市政府顾问、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所长

　　和14世纪引发了时代剧变的“黑死病”极为相似，新冠疫情已经成为历史转折点，足以引起我们对人类文明进程的诸多反思。

　　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在不到一年时间里席卷全球，已经演变成一场人类文明史上的重大灾难。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内如野火般的反复蔓延态势，进一步激化了全球性经济衰退与新经济高地极化发展共存、以中美关系为重点的国际秩序重塑、人类社会内部意识形态的分裂与动荡加剧等世界格局变动趋势，正在持续引发人类社会某些根本性变革。伴随着不同国家的多样化疫情防控方案的实施，一个与新冠病毒共生、充满不确定性的“后疫情时代”正在来临。

　　马克•吐温说：“历史不会重复，但会押韵”。14世纪欧洲曾爆发大规模鼠疫，史称“黑死病”，其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涉及面之广、死亡人数之多，对历史进程了巨大影响，并最终改变了世界文明发展进程。“黑死病”百年之后，欧洲社会出现了四道光芒，即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宗教改革和工业文明，并自此走上了一条与“黑暗中世纪”迥异的光明道路。对比来看，当下的新冠疫情，是人类文明已经达到较高水准后出现的又一次全球性灾难，不啻为大自然对人类无限膨胀的自信心、科技文明，以及人类中心主义观念的一次沉重打击。这种情况与引发了时代剧变的“黑死病”极为相似，某种程度上新冠疫情是一场“人与自然”的世界大战，势必将对科技、经济、社会、文化及国际秩序造成颠覆性影响，再为人类社会带来一场“千年之变”。

　　我们有足够理由认为，新冠疫情已经成为历史转折点。在这场新的“千年之变”发生之时，我们已捕捉到一些影响深远的变化，并对其进行了观察和反思。

　　一是反思工业文明。在工业文明中，工业化使人类物质得以繁荣，但过分追求规模化、机械化、同质化，却也使人类精神沉沦下来。工业化社会的个体异化现象成为鲜明的时代弊病，个体的幸福感和价值感被日复一日的重复劳作所泯灭，个性与思想更是难以得到张扬。此外，持续了几百年的工业化进程，给人类社会留下了行业资质、市场准入等诸多制度藩篱，也滋生出环境污染、贫富差距、大城市病等社会问题。

　　工业文明发展至今，在其内部孕育出了一股追求创新价值实现、思想解放、公共利益的变革性力量——“新经济”。发展新经济是人类对工业文明的反思和进步，但这不代表对工业文明的否定，而应把新经济看作相对于工业文明的下一个高级发展阶段。此次新冠疫情的暴发，加速了新经济的发展，独角兽、社会企业、平台企业等新经济新物种在抗疫中杰出的“跨界”表现就是鲜明范例，也证明了“跨界”正成为打破工业文明束缚的重要理念与方法。过去工业文明中“生产-分配-交换-消费”链条式的经济传导逻辑，以及生产资源与生活资料高度分离的状态，在新物种的“跨界”实践中被打破，进而演化为“生产×消费”高度复杂、耦合的生态式经济传导机制，即消费者开始深度参与生产过程，使得生产者与消费者身份跨界，甚至平台企业的平台运营规则也需要倾听消费者的心声；再如，在数据成为生产要素的今天，人们的消费行为同时也是产生数据资源的生产行为；还有，在个体发展上，未来数字化技术将大幅提升劳动生产率，大多数劳动力将从事教育、娱乐、文化创意等服务行业，个体将获得更多的商业自由度和“跨界”可能性，人们的生活、工作、学习等从忙碌“割裂状态”越来越走向一体化，走向心灵自然。新经济如此的繁荣景象，犹如史前“物种大爆发”一样，让人充满期待。

　　二是反思经济全球化。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的经济全球化经历了贸易全球化、制造全球化和服务全球化，打造了一个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分工与价值分配体系，实现了全球物质资源的优化配置。但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也导致了毒品、犯罪、病毒、环境污染、社会与个体共同异化等负面因素的全球化，进而引发了区域发展的不平衡、财富分配的不公平，不同国家的税收与就业分化、贫富差异下的社会阶层分化等一系列问题。

　　此次新冠疫情悍然为经济全球化按下了暂停键，对过去的全球化范式形成了巨大冲击。然而，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持续展开，全球各地区间的联结仍将越来越紧密。后疫情时代，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应当在新发展格局的基础上，坚持探索具有引领性的全球化新范式。一方面，要积极推进全球化的价值基准重估，以人类共同福祉为新基准，谋求更加互惠、稳定、可持续的全球经贸文化往来。另一方面，要坚持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国际交往准则，和平妥善地处理国家间经贸、领土争端，理性看待各国民族主义情绪，推动形成多元共治的治理新共识，为全球化提供稳定、乐观的国际社会环境。

　　最后是反思人类社会文明发展进程。当前世界阵营越来越以价值观为群分，或许如汤因比所言，以一种文明为基本精神而统一世界的企图，造成了世界的分裂局面。西方领导人多次强调西方国家价值观统领世界的一致性，但即使如此，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建交等系列文明和解事件，预示着人类文明可以搁置意识形态分歧与制度性差异，建立新的“世界文化均势”，开启利益一致、多元共生、和而不同的全球新治理格局是存在可能的。纵览世界各民族历史文化，各族人民为寻求人类的解脱斗争与实现和平，普遍把希望寄托在建立一个“大同世界”，然而这个“大同世界”只是和而不同。因此，要想在全球范围内战胜疫情，并建立更具长远意义的新世界精神，关键不在于各国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文化习俗等价值观间的互相征服，而在于全球各国基于全人类生存安危的大立场所应开展的一系列联合抗疫与共同治理行动。

　　对此，中国的担当有二：一是中国有着“和而不同”的传统文化观念和社会现状的承袭。包容兼顾不同民族的个性与情绪，崇尚在和谐中保持多样性，这一中国历史传统的实践和文化主张，有助于推动世界从分裂局面向文明和谐转变。二是中国是14亿人口大国，对内的治理绩效和改革进步优劣时刻被世界关注着。如果中国能在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上做出前无古人的改革进步与治理创新，或可为世界现代文明进程带来新的东方启迪。

　　远古东方有先哲老子古训谓“天之道，利而不害”。新冠疫情的出现，再次给了人类一个警醒：当人类面临着一个共同威胁时，人类文明要想取得质的进步，不应诉诸于武力、经济与外交上的互相征伐，而应竭力建立一个全球各国民族可保全文化传统、共抵自然威胁、共享进步成果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文明共生体。（徐鹏、岳渤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