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元春：面对超级疫情，要启动超常规政策

原标题：刘元春：面对超级疫情，要启动超常规政策

“超级疫情决定了我们必须启动超级政策，处理超级不确定性的时候，很基本的一个原理就是要启动超级底线管理，应对未来的超级不确定性，我们必须把疫情的管控进行阶段化，根据不同阶段面临的问题、主要矛盾来设定阶段性的目标，进行出台阶段性的政策，而不是简单按照常规的中长期规划来进行来处理。 4月10日，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在参加“疫情下的全球经济信心指数发布”线上论坛时强调。

他认为，此次疫情是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金融全球化和经济全球化环境下产生的，具备高传染性、高致死率，其很重要的特征是超越了传统的内生冲击、金融冲击，同时也带来很大的供给冲击，“这就决定了我们政策理论的基础不是传统的凯恩斯主义，不是传统的新古典，也不是我们这种供给管理政策，也不是我们的危机管理和萧条管理政策。”

刘元春建议，面对超级疫情，一定不能拒绝非常规政策的启动，在复工复产领域及未来都还要有一些超常规政策，要分阶段分批次实施底线管理，而不是简单的实行一个终极目标管理。“特别是今年虽然好像剩下来只有三个季度，好像是个短期概念，但是对于我们疫情管控来讲，它是一个中期概念，而对大疫情来讲，不同阶段的政策目标、政策工具是不一样的，因此我们在不同阶段的底线管理目标设定一定要很精准。”

以下为发言实录：

张燕冬：下面我们要请刘元春副校长跟我们谈一下，您上次提出这次危机不要用传统的认知去看待，因为这次危机是系统性的停摆，不是周期性的传统上的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您谈一谈您的看法。

刘元春：谢谢主持人，刚才朱民老师李扬老师燕生老师迅雷老师以及傅总都谈了很好的观点，目前大家的一个共识就是疫情是一个超级黑天鹅，对人类是一个大的挑战，因此这种大的挑战就像刚才朱民老师所讲的它需要一个超级智慧来解决它，我今天想讲的主题是我们的超级智慧来源于回归我们的常识，回归科学回归理性，为什么？因为从过去大疫情的治理过程中只有这几个回归能解决问题，如果出现非科学非理性不回归常识这样的状况，一定会出大乱子。那么回归我们的常识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要回归到疫情政策学疫情经济学的几个常识，刚才李扬老师已经讲了好几个最基本的理论和逻辑，对于疫情政策学来讲，我想归纳成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冲击的特性决定了政策的框架，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原理，疫情冲击特别是这一轮的疫情冲击它与我们的经济危机、金融危机、我们周期性的变化甚至与其他的自然灾害和其他的疫情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因为它是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金融全球化和经济全球化环境下产生的高传染性高致死率的大的疫情，这个疫情很重要的是它超越了传统的内生冲击、金融冲击，它同时也是很大的一个供给冲击，当然更重要的它在决策上产生了这样一个超级恐慌，这就决定了我们这种政策理论的基础不是传统的凯恩斯主义，不是传统的新古典，也不是我们这种供给管理政策，也不是我们的危机管理和萧条管理政策。

它的政策是什么呢？我们会发现大家现在议论的非常规货币政策理论、直升机撒钱理论、MMT理论、人民收入理论等等都是过去认为是“异端”学说，但是发现它现在已经归到主类，这个是我们一定要认识到的，这是一种超常态，超级疫情决定了我们必须启动超级政策、超常规的这种政策，这个认识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这个认识，我们还是按照传统的一些思路来构思我们的危机管理，构思我们的复工复产，构思我们的复苏和刺激，那一定会错失我们在这一轮冲击里面的危机修复的窗口期，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理论基础与以往完全不一样。

第二个很重要的是这次疫情里面在全球化的角度里面产生超过不确定性，处理超级不确定性的时候很基本的一个原理就是要启动超级底线管理，当前方看不清楚，这个超级黑天鹅只展现出它的头部，它还没有展翅高飞的时候，我们怎么来处理这些问题，因此我们要有一个超级底线管理，还有一个极度的相继决策权，更重要的要有一个超级的预期引导，这个超级的预期引导就是刚才李扬老师谈到的美联储为什么要这么果断甚至这种攻击性的在稳定市场稳定预期上做这么大的力度，一个是他对未来超级不确定性和破坏有一个前瞻性的考虑，当然另外一个他是很重要的底线管理的准则。因此在这个过程中应对未来的超级不确定性，我们必须把疫情的管控进行阶段化，根据不同阶段面临的问题、主要矛盾来设定阶段性的目标，进行出台阶段性的政策，而不是简单的按照常规的中长期规划各方面的规则管理来进行来处理，这种处理肯定是会出问题的。因此超级不确定性决定了超级底线管理，也决定了这种累计目标设定和累计实现的目标管理。如果不这样做，简单的设定一个目标可能会误事的，这是第二个很重要的基本。

第三个很重要的是超级外溢性决定了我们的政策必须要有超级的协调，这个协调必须要有强有力的行政主体，我们的内部协调和外部协调都必须要全面加大，一个是疫情管控必须要有全面协调一致行动，附属管理也必须要有一致行动，如果没有这样的协调我们就会发现这一次我们人类真的面临了超级问题，这是我们所看到的必须要遵循的第三个超级外溢性要有超级协调。

第四个很重要的是新冲击启动的是老问题，突破的也是老问题，新问题是疫情可能会带来死亡，治理疫情必须要进行隔离，隔离就会导致经济社会的停摆，而经济社会的停摆就会导致我们一些传统问题在新的环境里面全面爆发，这里面会看到底线管理的短板到底在哪儿，第二我们如何在这样新冲击下保证旧机体的良性循环，特别是它的自我恢复自我循环的能力，这是关键，因此我们在目标设定和复苏阶段疫情阶段的新旧问题的搭配和目标盯住就可能与常态完全不一样，这是我给大家讲的疫情政策学在这次超级黑天鹅事件中应该回归到这四个常识上面来，这四个常识对应我们国家目前各方面的政策，我们怎么来评价它。

我们会发现第一我们一定不能拒绝非常规货币非常规政策的启动，这个非常规政策一个是我们前妻所实施的从市场轨向全面的行政管控轨迹调整，这是非常规政策，第二在我们复工复产以及未来还要有超常规的一些政策，前面李扬老师燕生老师妇总都谈到对中小企业的救助，对于稳就业的政策，利用美国模式我们很难实施，利用德国模式我们也很难，走德国和美国之间的中间道路，让企业、个人、国家、社会几个主体进行损失共享共担的机制，这种机制怎么构建是我们要考虑的，而不是像以往那样简单的进行贷款，简单的进行普惠金融，这个东西怎么讲，在这种超常时期这种政策没有效果，因此必须要有超常规政策要启动，我们过去这些年一谈刺激就色变，刺激要有后遗症这是必然的，但是不要因为有后遗症我们就不刺激，我们要对后遗症的成本收益进行权衡，第二我们的底线管理要分阶段分批次实施，而不是简单的一个终极目标管理，特别是今年虽然好像剩下来只有三个季度，好像是个短期概念，但是对于我们疫情管控来讲它是一个中期概念，而对大疫情来讲不同阶段它的政策目标、它的政策工具是不一样的，因此我们在不同阶段的底线管理底线目标的设定一定要很精准。

比如现在很多人谈到的新基建，比如我们谈到的新的城镇化和都市圈，这些主意都是非常好的主意，但是大家一定要认识到建设这样的中长期项目要想真正有效必须要建立在大量改革的基础上来实施，但是我们一定记住我们下一步所面临的冲击特别是世界外部环境停摆所带来的外部需求外部供应链产业链的冲击是超级冲击，我们能不能假设我们能承受，如果承受不了那么这种崩溃性的变化可能给我们带来的损失是超级的，因此在这上面我们就要有一些前瞻性的布局，不能够犹豫，一定要快。

第三个很重要的就是目前看来是短期外部冲击，但是它会通过生产主体的倒闭、民众生活的困顿以及整个经济循环的变慢，从而使外生冲击内生化，使短期冲击中长期化、趋势化，那么这个时候带来的损失更为严重，因此我们在复工复产的阶段必须要有行政大推动，同时配合以需求大拉动，这个政策非常重要，为什么很重要，现在大家会看到很多地方复工复产了但没有订单，复工复产了外部环境发生急剧变化，前期的成本可能再一次停摆所导致的成本更加上扬，因此我们对复工复产对下一步的冲击，这一点上很重要。

在这样一种状况下未来外部冲击有不确定性，我们的复工复产有不确定性，我们的疫情冲击再叠加传统的趋势性下滑和周期性下滑的力量，这几大力量的叠加，我们就会看到政策的力度要有一个基本性，我们最近进行了一些测算和设计，我们建议3.5万亿的减税降费加2万亿基建的扩张再加上1万亿的政策补贴，一共6.5万亿的财政刺激计划一定要快速推出，为什么？因为这在引导预期、稳定市场、提前对冲下一步的变化，应该是一个很基准性的力量。在这个基准方案基础上，我们再来讨论下一步该往上调一调还是往下调一调，再做一些相继决策，我们讲未来面临极其不确定性，我们只有在不断变化中不断调整不断吸收一些教训，才能真正的打赢这场仗，这就是我跟大家分享的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和这次疫情政策一定要回归几个基本常识，我们就能产生超级智慧，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