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副院长：我们可以选择什么样的减税降费？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高培勇：我们可以选择 什么样的减税降费？

　　高培勇（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所长）

　　经过一段观察，我发现虽然社会对减税降费的呼声很高，讨论的氛围非常热烈，但是大家所讨论的减税降费不是一回事，都在自说自话。我认为首先应当勾勒出大家心中减税降费的蓝图，搞清楚我们可以选择什么样的减税降费？这是我们先要解决的问题。

　　把减税降费落到实处，要对减税降费进行精准的分析，这一定是建立在专业的基础上。因此，把减税降费从口号变成实际的行动，必须要回答五个问题：第一，为什么减税降费？第二，给谁减税降费？第三，减降什么税费？第四，拿什么支撑减税降费？第五，以什么途径减税降费？ 这五个问题是大家讨论减税降费问题时绕不开的。

　　在过去，这五个问题的答案是明确的。传统意义上的减税降费是在积极的财政政策之下实行的，彼时积极就等于扩张，积极的财政政策具有减税降费、扩大支出、增列赤字三个行动线索。

　　但是，现在宏观环境发生变化，考察减税降费的维度从单一变为双元。10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到我们要坚持新发展理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高质量发展这些战略决策。这三个方面的概念或者基本的理论判断都是对应以往的政策的，新发展理念是区别于旧发展理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区别于需求管理政策，高质量发展是区别于高速度增长。因此，我们需要在不同的话语体系、不同的平台上讨论减税降费的问题。

　　第一，为什么减税降费？我们需要回答，进行减税降费的目标是扩需求还是降成本，还是两者都要实现。以扩需求为目标时，要关注总量效应和需求侧，围绕可支配收入进行减税降费，可支配收入提高可以增加消费或投资，最终扩大社会总需求。但是现在增加了一个降成本的目标，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降成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这时进行减税降费关注的是结构和供给侧，围绕产品价格进行减税降费。产品价格包括成本、税费、利润三个要素，我们希望通过降低税费成本来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最终提高供给质量和效益。但可以发现，两种目标下的减税降费是不同的，故而首先要回答目标是什么。

　　第二，给谁减税降费，有没有特定和重点的对象？以扩需求为目标的减税降费，瞄准于总量和需求侧，这时减税降费不用区分特定和重点对象，减税降费可以落实到个人或企业层面，是总量性的减降。但是以降成本为目标时，瞄准于结构和供给侧，此时只能在企业层面减税降费，调整的是涉企的税费，这时候就必须锁定特定和重点对象，只能是结构性的减降。

　　第三，减降什么样的税费？以扩需求为目标时，目的是增加个人可支配收入和企业可支配收入，因此所减的主要是直接性的税费。但是以降成本为目标时，关注的是企业和涉企税费，并且此时锁定减的是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税费，只能以间接税费为主，在中国的现行税费制度下，也就是流转性税费。

　　第四，拿什么支撑减税降费？税费收入用来支撑政府财政支出，那么减税的同时是否要减少财政支出？根据平衡预算的乘数定律，假设减税100亿，如果同时减支100亿，社会总需求将减少100亿。因此，以扩需求为目的时，减税降费必须以增列赤字为支撑，否则减税降费无法达到效果。以降成本为目的时，则不能以增列赤字作为减税降费的支撑来源。同样假设减少100亿税费，但增加了100亿的赤字，从而增发了100亿国债。在这种情况下，第一，资源配置格局没有发生变化，都要从民间获取100亿；第二，国债要支付利息，所以总成本有所增加。因此，以降成本为目标时，减税降费的支撑只能是节用裕民，削减支出。

　　第五，以什么途径减税降费，是通过制度变革还是政策调整？大家所习惯的是逆周期调节的政策，即当总需求不足时，以政策性的安排来减税降费，当经济形势回转时，减税降费政策停止，回到原来的税费制度轨道上。例如前几年为了促进房地产销售，契税减半征收，为期两年。这种方式是临时性、季节性或者是权宜之计的减税。以扩需求目标的前提下，可以选择对冲性的、逆向调节、政策性安排的减税降费方式。然而，以降成本为目标时，只能通过税费制度改革实现减税降费。这两种方式不能混为一谈。

　　降成本是判断减税降费两个维度差别的标尺。在高质量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发展理念的体系下，如果要实现实质性的减税降费，只能以降成本为目标进行减税降费。此时资源配置格局发生变化，当下和未来的成本会下降，能够着眼于企业长期持续健康发展。如果要的是形式上的减税降费，则可以回到以扩需求为目标，但此时资源配置格局不变，并且未来成本会上升，不能真正彻底的让企业享受到降成本。因此，两个维度的差别很大，是否能够降成本是判断两个维度差别的标尺。

　　在进行两个维度的选择时，必须进行形式判断，即当前的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是否发生变化。首先，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是经济结构变革过程中发生的，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其中有周期性因素，但更重要的是结构性和体制性因素。其次，要抓住主要矛盾，把握宏观大势，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当前经济的主要矛盾是结构问题，矛盾主要方面在供给侧。虽然中美经贸摩擦对中国的经济运行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没有使我们对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的判断作出调整。虽然中美经贸摩擦对中国的经济运行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没有使我们对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的判断作出调整。一言以蔽之，就是要着力办好自己的事，步步为营，久久为功。

　　在政策调整方面，以往总是强调在总体上保持宏观经济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经济形势虽然发生变化，但当前还是要对宏观经济政策长期性、稳定性保持一种清醒的预期。具体来讲，第一，财政政策在扩大内需和结构调整上发挥更大作用；货币政策把好货币供给总闸门，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第二，把补短板作为当前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任务，加大基础设施领域补短板的力度。第三，把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和服务实体经济更好结合起来，坚定做好去杠杆工作，把握好力度和节奏。第四，推进改革开放，继续研究出一批管用见效的重大改革举措。

　　最后，在当前的条件下我们要特别注意对表，一定要在新时代话语体系下分析问题，即站在高质量发展的平台上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语境下讨论，不能不由自主地回到高速度增长、旧发展理念和需求管理的话语体系中思考。起码在今天，对减税降费的方式我们有两种选择，究竟选择哪一种，还是两者都要？两者都要情况下如何区分主辅，这是当前大家需要注意的。

　　（本文是作者在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主办的博智宏观论坛“大力度减税与稳增长稳预期”月度例会的发言整理而成，经作者审核）

责任编辑：李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