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俞闲话丨在挑战中塑造有质量的人生

　　来源：老俞闲话

　　（本文源自2023年4月16日直播“对话王石”）

　　俞敏洪：各位朋友好！今天我邀请的是著名的王石老师，王石老师和我差不多都有热搜体质，动不动就会在不同时期上热搜。王石老师的热搜通常都是英雄形象，比如攀登珠峰、南北两极，比如现在他过了70岁，还在做攀岩、滑雪、赛艇的推广工作，现在中国不少年轻人对赛艇已经不那么陌生，其中不乏王石老师的功劳。

　　王石老师比我大了12岁，我们俩都属虎，这头比我大了12岁的老虎真的成为了我的榜样，如何打理自己的人生，保持身体到思想的活力，不管在什么年龄，还愿意去冒险，去推广公益以及自我学习，尤其王石老师前一阶段出乎所有人意料地去了哈佛、牛津、剑桥以及耶路撒冷大学深造学习。最近他带来新书《回归未来：王石的十四国运河穿越》，是他在疫情期间做的一些记录，讲述了他如何在各国推广赛艇运动。今天我们就一起和他聊聊人生，聊聊这本书。

　　王石：我看很多网友管我们叫老头，叫我老头名副其实……

　　俞敏洪：他们叫了我一年老头了，起因是去年我们卖《老人与海》，主播就指着我的头像说，我们这个老头跟《老人与海》中的老头是差不多的个性。今天你坐在这里，我发现你更像《老人与海》中那个老人的个性，海明威本身也是你学习的榜样。

　　王石：我曾经想打造海明威的船长形象，一定是胡子拉碴的。

　　俞敏洪：你今天也是饱经风霜了。

　　王石：没有，我被家里人改造了，让我心甘情愿了，但这些都不是重点，更多是表面形象的维持。但一定程度来说，我是不认可高龄的，过去说人到七十古来稀，我73岁了，当然算是高龄，但大家都知道，马克龙来访问中国，就是因为他要把法国的退休年龄再提高两岁，导致从公务员到各个机构都在罢工。

　　俞敏洪：中国也在讨论延迟退休。

　　王石：大家不是不愿意当老人，而是不愿意到了这个年龄还在工作。按现在来说，人都比较长寿，老年人很普遍，如果不能提高工作年龄、继续交社会保险金，这个社会可能会支撑不住，所以我的确认同，应该要提高老人的工作年龄，至于说……

　　俞敏洪：我个人观点，对于那些60岁以上的老人，不管是因为他们身体还健康，要继续给他们延长工作年龄，还是为了解决某种你提到的费用问题，要延长老人的工作年龄，我觉得这些都不是理由。我觉得到60岁以后的老人，应当可以自我选择，是愿意工作，还是愿意过自己的潇洒生活。

　　王石：人类是社会性的，需要有一个经济性支撑，所以你说的不能构成的理由恰好就是最重要的理由。我们现在的社保已经非常紧张了，面向未来，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当然这不是我们来解决的，也不是今天讨论的重点，重点在于现在的老人已经非常普遍，所以人到七十已经不是古来稀，甚至八十、九十都不是古来稀，如果你在这个社会上不能再创造价值、创造财富，从社会生物学的角度，你就没有价值。至于你是继续在工作系统里不退休，还是退休后继续出来做事，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一定要为社会创造财富。

　　当然，从家人的视角来看，都希望你一直长寿，但这不太现实，而且高龄的老人其实在这个社会中是非常孤独的，因为他熟悉的人可能都走了。

　　俞敏洪：现在的老年跟过去的老年已经不是同样的概念了，小时候我们村庄上过70岁的人真不多，到了五六十岁病泱泱的，也不一定有钱。现在的人，到了60岁退休后，大部分也都比较充满活力，广场上跳广场舞的老头老太太多有活力啊。原来说人生七十古来稀，现在已经过时了，在60岁到85岁，如果没有意外，就依然是充满活力的时间。原来到60岁，觉得人生已经差不多结束了，或者做不了什么事情了，现在从60岁到85岁，其实还可以做很多事情，可以重新学习某一个技能，比如我周围一些朋友，原来写的书法像鸡爪子写的一样，练了几年以后，居然有书法家的感觉了。

　　王石：我非常同意，退休的尤其是生活比较优渥的，一般都会去旅游，但如果仅仅是为了旅游而旅游，两三年以后就没意思了，再往下做什么呢？打麻将、练书法？

　　俞敏洪：对于大部分老年人来说，就是这些事情。

　　王石：我觉得现在应该不是了，现在能给老年人提供的活力远远不止这些。

　　俞敏洪：从你的经验来说，你今年73岁，已经过了所谓的七十古来稀的年龄，你这么多年做了一件又一件事情，也确实在很多方面为其他人提供了参照和学习榜样，也提供了一种活力的激励。你是怎么来思考你从60岁到现在70多，后续走向80岁的生命的？上次开玩笑的谈到，你就很严肃地说，我还会去爬珠峰。你现在已经三次登上珠峰了？

　　王石：两次，81岁准备登第三次。

　　俞敏洪：我真的很佩服。

　　王石：老年一定要有目标。我们知道青少年有目标、中年有目标，往往到了退休年龄，到了所谓古稀年龄，突然目标就消失了，生活的价值就基本到头了。

　　俞敏洪：大多数60岁以后的人群确实没有目标了，或者说是没有一个能带动他长远活力的目标。你是怎么做到的，一个目标、一个目标并且坚忍不拔地去实施？

　　王石：能不能做到不知道，至少这个目标对你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一定要保持状态。你要说出来，本身说出来就是一种承诺，这种承诺就牵扯到诚信，你承诺了，但你没有努力去做，你的诚信就有问题，尤其是企业家，诚信是第一。

　　俞敏洪：你是企业家的典范了，本来你在万科是可以终身制的。

　　王石：也不一定。当然我可以有另外一种选择，之所以选择退休，就是和这个目标有关。对我来说，创造企业只是我人生过程中的一个作品，作为作品来说，它可以告一段落了。

　　俞敏洪：你把万科当作你的作品，你觉得这个作品可以交出去了，就交出去了？

　　王石：它是一个作品，结束了。但很有意思的是，这个作品是可以传承的，所以这个作品成不成功，就不仅仅看你在的时候成不成功，而是你不在了，你没有话语权、表决权了，仍然能继续做下去，那这个作品就是成功的。一个人的生命周期50年、60年、70年，工作周期不可能是100年吧？你可以活过百年，但你的工作周期70年到头了。但一个企业的生命周期可以是一百年、两百年，在日本最长的超过了一千年。所以我的这个作品成不成功，不在于我在的时候成不成功，而是要看他未来是否可以一直不断地传承下去。

　　俞敏洪：在我看来万科已经是中国企业中传承得非常优秀的企业了。在你眼光所及之处，你觉得中国还有比万科传承得更好的企业吗？

　　王石：当然有，我前天刚从云南回来，回来的时候我专门拐了一下玉溪，去给褚时建，我叫他褚厂长，给他扫一下墓。作为褚厂长创建的企业，尤其是他退休之后，我觉得是做得非常成功的。从褚时建的身上我看到了……

　　俞敏洪：不服输、不买账，要创造社会价值。

　　王石：褚厂长，我真的很佩服他、敬重他。

　　俞敏洪：看来在中国企业家里，你最佩服的是褚时建，至少是排在前面的。

　　王石：也包括面对面坐着的你。在三年前，你让我列出十个我最佩服的企业家，也不会排到你，但现在在世界大变局的情况下，尤其中国的民营企业家所遭遇的迷茫、挫折，也是前所未有的。俞敏洪老师如何重新做了东方甄选做到现在这样，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不管你主观是怎么想的，你都做了一个示范。

　　1983年我到深圳创业，这已经是40年前了。创业的时候，我在办公桌上贴了两段格言，一个是肯尼迪的，“不要问社会能为你做了什么？而是问你为社会做了一些什么。”就说明我还是有点野心的，包括现在我还是理想主义，实际本身就是表现你的能力、你的责任、你的姿态。第二个是巴顿将军的，“衡量一个人成功的标志，不是曾经达到的高度，而是跌到谷底的反弹力。”这也是为什么我这么佩服褚时建先生。

　　严格来讲，褚时建出事之前已经非常有名了，我完全说不上很佩服他，但我欣赏褚时建的其中一点是质量管理，这种管理的概念和逻辑，我没有从日本企业家和美国企业家、欧洲企业家那里受到启发，而是从中国一个民营企业家、云南企业家身上得到的，这个启发特别好。所以，那时候我非常佩服他。

　　俞敏洪：你认为企业家核心的能力或者精神要素之一就是反弹力？

　　王石：当然，你受到挫折时候的一种能力，不仅是企业家，对政治家、艺术家都一样，你想成功不可能一帆风顺。

　　俞敏洪：说到挫折，当时你在万科，包括你从万科退出的过程中，你认为你经历的企业中最考验你反弹能力或者重振企业能力的是哪几件事？

　　王石：我到深圳的时候已经32岁了，经过了三个月就赚了40万，在1983年的时候，这是非常非常出彩了。

　　俞敏洪：当时我拿着国家的22块钱助学金在过日子。

　　王石：当时我做的什么生意呢？就是把玉米从北方运到南方，就赚钱了，只要运输能解决，你有多少货就卖多少。所以我当时签了很多合同，但并没有那么多的车皮给你，比如我需要100个车皮，能给我10个车皮就很好了，所以我是开着敞口的，给多少车皮我都要。但那年7月份发生了一个事件，说鸡饲料里有致癌物，大家都不敢吃鸡了。鸡卖不出去，饲料就不要了，我提供玉米也没人要了，原来只能给我10个车皮，因为没人要饲料了，他们的饲料就发不出来了，但我是敞口的，你来多少我要多少，最后就全给我了，堆积如山。我最后赔本卖，价格便宜的还不够麻袋钱。40万不但赔进去，还亏70万，一共亏了110万。

　　然后我做了一个决定，我飞到了北方，到大连、天津、青岛这些卖玉米的进出口公司，我跟他们谈，你们还有多少玉米？他们苦不堪言，一了解有13000吨，我说我全要。

　　俞敏洪：你当时哪有这个钱要呢？

　　王石：我说货到一百天付款，他积压着卖不出去，而且积压仓储可能发霉，我如果不要这些货，我本身就是破产，我要了以后卖不出去，还是破产，对我来说是一样的，但我赌什么呢？赌我不相信香港人不吃鸡，因为那时候大家不吃鸡了，吃什么呢？吃鸽子，养鸽子是用豌豆，不是用玉米、豆粕，我不相信香港人不吃鸡，你只要吃鸡，就需要鸡饲料，只有我有，原来是拿多少卖多少，现在没有人要。

　　俞敏洪：当时还不叫万科吧？

　　王石：当时不叫万科，叫深特发，我是这个赚钱之后成立的万科。

　　俞敏洪：后来预测正确了？

　　王石：后来货到了通知我装船，非常紧张，七千吨，第一条船就差三天到深圳了，那边还不吃鸡，我就急得晚上睡不着觉，后来报纸公布，说鸡饲料致癌是错误的，就又开始养鸡了，他们说没有鸡饲料，我说我有。他们说在哪里？我说在仓库里，他们笑了，我没仓库，我说7000吨的移动仓库是不是仓库？结果一下赚了300万。

　　俞敏洪：你把它看作企业家的冒险精神？企业家的眼光？还是企业家的无奈之举？

　　王石：都包括在内。但我当时带有赌博的心态，这些船我都买了保险，它们从东海向南海开，我就盼着刮台风，到底是有预测？还是赌博？还是无可奈何？其实都有，而且心态非常阴暗，我就是赌。

　　俞敏洪：一个人未来的成功和他的个性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我觉得你的成功跟你个性的关系非常密切，比如你的意志力、坚忍不拔、做事情果断果决、不怕冒险，最后证明你的冒险精神也确实比别人充分。

　　王石：这是家族给的，就是这样的背景。我父亲是军人，我母亲是锡伯族，是游牧民族。小时候在郑州一放暑假，就把我们赶到火车站，说你们自己回老家。我记得第一次回老家，是我大姐带着我，她那时候才13岁，我才7岁，就回老家了。后来我9岁，也带着弟弟妹妹回老家了。到北京、锦州转车，再走七八里的山路。

　　俞敏洪：你父母是从小就注重对你们独立性的培养？还是说当时的环境无所谓注重不注重，都是那样？

　　王石：他们工作顾不上，你们自己回老家。

　　俞敏洪：确实我们这代人成长的时候独立性比较强，因为父母顾不上，基本就是自己能活就活。个性可以是基因传承或者是环境传承，你觉得你身上的个性是环境传承更多，还是基因传承更多？

　　王石：我觉得还是环境，父亲就是这样走南闯北过来的，母亲的家族也是这样。

　　俞敏洪：现在的家长要教育孩子的独立性，你有什么建议？

　　王石：我的理解是，更多要尊重孩子的选择。我的大女儿早就独立成家、结婚了，但她在国外上中学的时候，需要自己选学科，我就给她选了两门数学，没有选她非常喜欢的美术，因为美术将来对于考大学有什么用呢？没想到她就喜欢美术。后来考大学，我让她选理科，好找工作，就给她选了现代心理学，当医生，没想到她不喜欢这个，所以她学完心理学之后，又去学了服装设计。

　　俞敏洪：最后还是回到美术。

　　王石：但这就耽误了她基础训练的时间。父母想的是为了她更好的找工作，没想到完全是错的，所以要更多尊重小孩的选择。

　　俞敏洪：后来万科进入房地产是一种战略转型，还是一种偶然？

　　王石：战略转移，之前我做过很多生意，房地产是战略选择之一。玉米是再也不做了，玉米太难赚钱了，包括后来新希望做了玉米，我就跟他们讲，我虽然比你们先做玉米，但我选择放弃。当然新希望做成功了，刘永好他们兄弟转型做成功了，其实在他们转型过程中，也有很多人有疑问，我一点疑问没有，我说你们做饲料这么成功，做什么都没有问题，因为他们做饲料生意太难了，真的是从鸡屁股里抠钱，我转型做万科、做电脑、做摄像机，那容易多了。

　　俞敏洪：你是先做玉米，然后做各种电器生意，后来发现不是一个长久的路？

　　王石：对，就是一个认识的过程，我本身没有受过专业训练。

　　俞敏洪：你做地产比冯仑他们早还是晚？

　　王石：我是他们老师。我和冯仑怎么认识的，应该是1993年，“四君子”跑到深圳去拜访我，向我学习，那时候的虚荣心真是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俞敏洪：万科1993年已经有点小名气了。

　　王石：对，我是第一批上市公司，代码是002号，我1988年就股份改造了。

　　俞敏洪：当时你怎么会有这样先进的理念，要做股改，而不是做大个体户？

　　王石：我为什么要股改呢？我是国营执照，我做事的过程中已经很开心了，我不是冲着钱去的。但我发现上面会来干涉你，他们发现我账目上有很多外汇，就要调走，我说那是我人民币贷款来得，贷款调成外汇，你得给我人民币，但在行政上，我想调你就调你。但我不同意调，上面非常生气，如果你不能调，那就把你调走，你想想是什么场景？最后到什么程度呢？没把我调走，但随时可以把我调走，我就决定改变企业的行政管理方法，用股东来说话，用商业的行为来考虑。

　　俞敏洪：当时居然股改成功了，老柳联想股改成功，累掉半条命，你比联想的股改还要早很多年。

　　王石：我股改是1988年，1986年开始酝酿。

　　俞敏洪：你应该是中国最早股改成功并且上市最早的公司。你的这种能力和眼光或者做企业布局的格局，是通过阅读来的，还是通过跟人打交道来的，还是你自己悟出来的？

　　王石：读书非常重要，而且我阅历比较广。我是在北方长大，我出生在柳州，后来搬到衡阳、广州，之后到了北京。在之前，我随姥姥到了东北，在山村里长大，我们家孩子比较多，老大老二有保姆，到老三就不可能有保姆了，我就跟着姥姥到农村去了。这段来回迁徙其实给了我很多经验，你在路上见多识广，就不怕了。为什么到了深圳我能闯，敢那样去做？显然跟这段游动的经历有关。

　　俞敏洪：而且你还当过兵，后来还当过工人。

　　王石：对。

　　俞敏洪：你八几年进入商海的时候，你的性格、意志其实已经非常成熟了？

　　王石：对，非常成熟了。我想说什么呢？在到深圳之前，我一直不满意自己的状态，所以我一直想换，这当中当过兵、当过工人、当过技术员、机关干部、外贸进出口人员，我一直不满意我的现状。所以，我认为满意不满意在年轻的时候不重要，你将来能做什么，你不知道，但你一定要把每个你不满意的事都认真做好。

　　俞敏洪：为什么万科在中国房地产行业中能够独树一帜，并且在这次的房地产危机中，万科虽然也遇到了一定的困难，但却没有带来太严重的后果？你从万科董事长的位置上退下来也有十年了，但万科现在运行的也不错，你从一开始打造万科的文化、传承到底是什么样的？我现在也面临新东方的传承问题，我离开了新东方，它还是不是我在时候的新东方？谁能来承担传承新东方文化的岗位？以及没有了我以后，它是不是还算是一个成功的企业？还能够二代、三代传下去？一个企业家的生命就是几十年，一个企业应该有几百年才算是好企业，你是怎样做到的？

　　王石：能不能做到，现在也没法确定。但我对万科这个作品的要求，首先是长期主义，它能长期存在，更多不是考虑现在，现在你能活得很好，将来能不能活得很好？第二，不能只是能在将来活下去，而是你作为一个企业、一个品牌，是否还能在社会上有很好的影响力？长期主义是我对我创业的企业的要求，我对我个人也是这样的要求，比如我在万科的时候，利润如果超过25%，我绝对不做，我绝对不行贿。

　　俞敏洪：不少房地产利润都是50%，你是怎样坚持超过25%的利润就不做了，这是一种商业头脑还是一种道德底线？

　　王石：不行贿是道德底线，我辞职之后就想独立人格、自由，不要唯唯诺诺，想做到这样，自己要尊重别人，也要得到别人的尊重，所以不行贿是道德底线。但利润超过25%不做，是我本身经历的教训得出的结论。我之前做电脑真的做过700%的利润，你想想这得多得意啊，但得意的结果是，当那个生意能赚这么多钱的时候肯定是暴利，市场肯定都来做，产品就会过剩，过剩之后就不是暴利了，而是崩溃，这是我得出来的教训。市场是很公平的，你暴利获得的，市场一定会惩罚你，不但让你吐出来，还要惩罚你，让你多吐。所以做房地产的时候，我就发现，1992年小平南巡之后，市场的影响和当年录像机市场是一模一样的，我就知道我不能赚暴利，暴利不可能持久，1992年我就非常明确地定了政策，利润超过25%的不做。换句话说，刚开始创业的时候，我也投机过，也赌博过，你光脚不怕穿鞋的，但你已经上岸了，就不能那样做了，做企业是要做长期的。

　　俞敏洪：万科现在的主营业务还是房地产，你觉得中国的房地产还有未来吗？

　　王石：当然有未来，但原来那种大批量的做民居房地产、办公楼的市场已经过去了。

　　俞敏洪：你觉得中国房地产的未来在什么地方？

　　王石：我只能说我关于房地产市场的看法，像日本市场跟中国国情是比较相似的，日本泡沫经济破裂以后，40年过去了，日本的房地产是什么情况？举个例子，大和房屋是日本三大住宅开发商之一，40年前他们的收入中，房地产开发占70%，其他30%是服务行业的收入，但现在房地产开发只占27%，剩下多70%左右来自于其他和建筑有关的服务行业。

　　俞敏洪：还是和建筑有关？

　　王石：一定和建筑有关。比如仓储物流，万科把普罗斯的亚洲业务买过来成为股东，再买了冷链，现在仓储物流是我们的一个发展路径。大和现在在日本仓储物流是第一。

　　俞敏洪：现在万科除了开发民居房地产之外，也在开发这种？

　　王石：和这个有关系，而且不是卖，是出租、管理、服务，是更多的服务，比如仓储物流，我只是举一个例子，但至少现在万科仓储物流在中国排在第一位。

　　俞敏洪：万科也涉及了房地产文旅，比如东北松花湖。

　　王石：对，我们现在有70多家酒店。

　　俞敏洪：在这个过程中，万科已经在潜移默化的布局未来了？

　　王石：原来更多是盖房子卖，现在盖了公寓以后租，我们现在是中国最大的公寓出租公司。还有物业管理，原来就是住宅物业管理，但现在我们买到了戴德梁行中国的控股权，我们现在和全国差不多40家街道办事处合作，在整个街道办事处范围内进行物业服务管理。街道办事处是行政最基层的组织，有的街道办事处的居民可以有30万、40万，这是非常大的一块，更不用说绿色低碳、碳中和，这个服务可以说是空间之大，超乎你的想象力。

　　俞敏洪：万科的转型也给很多企业以启示，但很多企业要么就是在最好的时候忘记转型，等到危机来了发现没有任何储备，要么是转型的方向不对，或者路径不对，最后又陷入困境，再加上外在的因素，比如三年疫情，还有产业政策的调整，会让很多企业突然陷入困境。

　　王石：万科也走了不少弯路。

　　俞敏洪：但万科整体给大家的感觉是一直在比较平稳的发展转型，而且是一个总能爆出比较令人振奋消息的企业。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国际关系的不确定性，高科技带来的不确定性，经济带来的不确定性等等，面对这么多的不确定性，你对企业家最好的建议是什么？

　　王石：我分享下我遇到困境的时候是怎么考虑的，可能会有参考性。比如我们对电脑是比较生疏的，但在电脑开始运用之后，万科就办了电脑培训班，每个人都必须会操作电脑，其中就有两个例外，一个是当时年纪比较大的搞行政的党委书记，还有一个年纪更大的老大学生。

　　俞敏洪：特别注重全体员工的学习、素质和眼光？

　　王石：对，80年代初，我们就提出了文字化、数字化，表格化，万科的第一部电脑是小型机，那时候微机还没有那么普遍。包括后来的互联网、IT、AR、VR等等，我们没有冲动想要进入这个行业，这些对我们来说都是工具，你不用就会被淘汰，不是AR、VR把你淘汰掉，而是同行应用了这个工具，把你淘汰掉了，所以一定要与时俱进，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还是长期主义，对公司来说，刚开始生存为第一要务，是不是马上能做得很理想，马上就做得很爆发呢？活着是真理，再选择道路。

　　俞敏洪：企业领导人在一个公司的发展、进化、转型过程中，你觉得会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王石：这个作用当然非常关键，一个企业能不能有活力，我个人觉得传承非常重要，传承就是接班人的问题。我不妨举个小例子，当时在万科选郁亮的时候，郁亮自身还犹豫，因为当时万科是多元化，郁亮本身负责金融板块，我们当时也买了30多家准上市公司的股票。那时万科很明显是要转型搞房地产，接班的时候，郁亮就说我不懂房地产，我当时说，当一把手关键是当班长，你能懂最好，你不懂就用懂的人，当班长最重要的是能把大家的资源结合在一起。换句话说，在这方面选贤用能，贤是第一位。

　　俞敏洪：我们这一代人慢慢变老了，现在中国很多企业已经处于交接的关键时刻。

　　王石：我们这一代也是老一代企业家了，问题是我们能不能放得下。很多时候不是企业离不开你，是你离不开企业。

　　俞敏洪：这句话很深刻。

　　王石：这是一种惯性。我举我的例子，我交班的时候，各方面都非常正常，一直到第二天，我继续上班，我还是董事长，我的办公室也没变，但上班的时候就冷冷清清的，平时都是一上班就有人来找你签字、问话。我说人呢？人家说郁亮在召集开会呢。我说召集开会怎么不叫我啊？但我马上就醒悟了，我不是CEO了，所以郁亮召开班子会不叫我很正常。

　　俞敏洪：有没有冲过去？

　　王石：没有啊，抓耳挠腮，在屋里像困兽一样，熬了两个月才熬过去。

　　俞敏洪：对于那些自以为企业永远离不开他的企业家，你有什么样的建议？

　　王石：2014年我在剑桥办了一个月的深潜培训班，陈劲松、徐少春都去了，一个是搞财务软件的大佬，一个是搞中介的大佬，事后才知道，他们是碍着面子硬着头皮去的，因为他们担心，自己离开公司一个礼拜都不行，离开一个月怎么能行？但后来证明，他们离开了，公司也运转得很正常，而且事后都告诉他们，一听他们要离开，部下老高兴了。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更多还是自己的心理作用，觉得企业离不开他。

　　俞敏洪：所以企业家不要有太自我期许的心态，你早晚得离开，要么你是死了离开，要么是活着好好离开，但肯定更应该选择好好的活着离开，还能给自己的未来留下开启另外一种人生空间的可能性。

　　俞敏洪：《回归未来：王石的十四国运河穿越》是王石老师在去年全球推广赛艇运动和运河文化两者结合起来，做的一个一年的推广记录。

　　王石：我在这本书里记录了过去2021年10月到2022年10月去14个国家的运河划赛艇的经历，每次进出一个国家，就要被隔离，长的是14+7，短的就是5+3，去年一年我就被隔离了14个礼拜，隔离期间我就把前面划赛艇的经历写出来，经历完了，初稿就出来了，我是在西雅图写完的。

　　俞敏洪：你什么时候开始对赛艇感兴趣的？

　　王石：赛艇是一个非常传统古老的项目，第一届奥运会就有这个项目，从画面上看有点像流动的五线谱音符，过程中又是各种协作、合作，又是蓝天白云、青山绿水，这个环境让你非常向往，所以我一直喜欢赛艇，但没有机会去划，终于在2001年，我在南昌的省水上运动中心看到他们划赛艇，那时候我大概50岁。我就让南昌公司帮忙联络，到码头一看，那里放着摩托艇，我说我想划赛艇，他们说就是这个，我说不是这个，是细长的、没有动力的那个。他们说那个你划不了，你一划就会翻。我说我试试不行吗？他们就拿了一个赛艇，让另外两个运动员和我一起划，没想到在青山湖划了之后，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当时民间没有划赛艇的，所以我到江西的水上运动训练中心划。之后万科在全国布局，我到武汉、南京、上海，就都到水上运动中心去划，条件当然也非常好，有教练陪着划。但到了2005年，还是在青山湖，万科华东地区在那里开会，开完会，我就问华东地区一把手、二把手，我说你们要是没急事往回赶，要不要留下来陪我三天划赛艇？结果他们一划，立刻一发不可收拾，华东地区十个分公司就组织了十个赛艇队，华东一成立，北方公司也都跟着成立，万科就差不多有20多个城市的赛艇队。

　　俞敏洪：赛艇分为几个种类？

　　王石：从人数来讲，单人、双人、四人、八人。

　　俞敏洪：这就是奥运会上比赛的？

　　王石：是的。从桨数来说就是单桨和双桨，单桨就是一个人只划一个桨，双桨就是一个人划两个桨。

　　俞敏洪：你现在划的最多的是双桨？

　　王石：双桨，平时都是划四双，参加比赛是八单，最有表演性和竞争性的是八单。当然参加比赛都选择八单，但从参加比赛来讲，双人单桨、双人双桨、四人单桨、八单这种比赛我都划，都参加过比赛。

　　俞敏洪：你是哪年开始向社会推广赛艇，并且把赛艇当作独立创业项目来对待的？

　　王石：应该是2014年。那时候我正好在剑桥，赛艇运动最有名的就是剑桥、牛津的大学对抗赛，对抗160多年了，我就在那里开始推广，把企业家送到剑桥去。而且我有一个愿望，企业家是一种动员力量，他们划赛艇，往小了说可以带动企业成立赛艇俱乐部，往大了说就可以在社会上成立更多赛艇俱乐部。

　　俞敏洪：让大家玩赛艇的意义在什么地方？跟其他体育项目有什么不同？你觉得你推广赛艇的意义是什么？

　　王石：我的体会是什么？我做赛艇运动之前，我上了珠峰之后，我个人的英雄主义表现得淋漓尽致。七大洲最高峰都爬完之后，我的7+2就差+2了（指攀登七大洲最高峰，且徒步到达南北两极点的极限探险活动），后来穿越北极的时候，其中一个女队员身体比较弱，我们差点穿越不成功，穿越回来就差南极了，我坚决不要她，就把她排斥在外，因为她会影响我按预定时间到南极点。这就是我登珠峰的个人英雄主义的极端表现，在其他方面也是一样，但这是不好的，我差不多到了2006年、2007年才意识到。

　　俞敏洪：在书里，你都是去各个国家的运河划赛艇，为什么非要到运河里划赛艇？为什么不选择国外的湖泊呢？这样的选择背后还有什么样的目的？

　　王石：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引进西方的技术、文化，而这种开放文化其实就是运河文化，因为运河本身就是为了解决流通的。我建立的第一个运河赛艇基地就是在大运河很有名的城市——扬州，那里到现在都是亚洲最大的赛艇基地。我们都很了解中国的运河文化，但在国际交往上来看，西方对中国这么重要的一条运河文化了解甚少，少到什么程度？我到瑞士和世界自然基金会的总干事谈大运河，我谈得兴高采烈，眉飞色舞，后来我发现他理解的大运河和我说的大运河不是一条。我说的是中国的大运河，但西方文明里的大运河就是威尼斯那条运河，那才7公里。

　　俞敏洪：西方人有多少人知道中国有一条大运河统一了中国南北？

　　王石：很少，只有学者范围，一般都知道长城，但很少有人知道大运河。

　　俞敏洪：所以你在运河中划赛艇，是对中西文化交流的一种宣传？

　　王石：毫无疑问，不但是交流，也在了解西方的文化、西方的文明。比如西方就运河来讲，虽然没有像中国这么长的大运河，但西方的运河扮演的角色和作用很有意思，比如我们搞改革开放也会提到烂尾工程，现在世界上有一条非常伟大的运河烂尾了，你猜烂尾了多长时间？柯林斯运河，烂尾了一千年。

　　俞敏洪：把伯罗奔尼撒半岛切开的那条运河？而且是峡谷运河，得挖下去一百米。

　　王石：为什么烂尾？当时古罗马的尼禄皇帝是一个暴君，据说他用金铁锹挖的第一锹，当时从巴勒斯坦掠夺了2000个犹太奴隶过来挖的，很快岩石挖不动了，中间又挖了一次，挖不动，一直到了19世纪。后来他们为了跨过这个距离，用的办法是把船拉到岸上，用木头滚到对岸去。

　　俞敏洪：你是一个企业家，也没有听说你对历史有多深的研究，但在这本书中你写了大量西方历史文明交叉点的故事，这是你到了这个地方刻意去研究的还是你逐渐就把它连成了一个连贯性的东西？

　　王石：我本身对文史哲感兴趣，如果让我主动考，我是想考文史哲，但我考不上一流大学，我的语文表达能力非常差，但数学非常好。

　　俞敏洪：现在来看你的语文表达能力还是非常好的。

　　王石：我为什么一直坚持写，我的文字非常费劲、非常伤脑，非常出力不讨好，但我的人生就是这样，我什么不行我就克服它，但确实写不出华丽的东西。

　　俞敏洪：这点太厉害了。我也读了你好几本书，很真诚。华丽的辞藻有时候会掩盖一个人的真诚，掩盖故事的生动性、原始性，包括这次的《回归未来：王石的十四国运河穿越》，让人读出来一种真诚。你说一下，大家为什么要读你这本书？

　　王石：在这个不确定的时代，尤其是2020年以后，大家都有点躺平了，都有点无可奈何，都在等待，很多人出不去，我出去之后就成了宝贝了，为什么？外国想不想了解中国？因为我是从中国出来的。再一个我回来了，国内想不想了解国外的情况？我发现，你的责任就在这里，你尽量不要夸张，尽量不要情绪化地介绍国外的经历。

　　比如我的一个感觉是什么呢？我觉得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离不开中国。中国离不开世界，我们是外向型的，我们经济相当一部分是出口，技术还需要进口。世界离不开中国，倒不是从经济角度考虑，而是从感情上，我们改革开放了，一不小心，我们和外部世界已经来来往往有了感情，突然不来往了，他们其实会想念我们，但我感觉感情再好，时间长了不接触也是会淡薄的，所以去年我就感觉，不能再这样不来往了，再不来往都忘记你了，好在今年我们来往了，这是我的感觉。

　　俞敏洪：你讲的真的让我很感慨，很多人在疫情三年里觉得自己什么事情都做不了，因为各种各样的客观原因，但为什么在这三年中，依然有一些人做出了很值得纪念、很值得骄傲的人生安排，甚至是很大的人生成就？比如王石讲到，《回归未来》这本书不仅仅是一本书，因为他在家里呆一年也能出一本书，他是在用生命、用时间实践了他的理念，当全世界互相隔离的时候，他一个人勇敢地走出去，而且不仅仅是走出去，而是走出去学习文化、弘扬文化、理解文化、促进中西方文化交流。所以，在运河中划赛艇有非常深刻的内涵和意义，因为运河本身就是一种连接的象征。中国如果没有大运河从南到北的连接，中国南北的统一极有可能不会如此顺利。世界的大运河都是因为想冲破某种阻隔才会挖开的，就像柯林斯运河的出现，让两边的船只少了几天的航行时间。

　　整个世界的发展其实就是一种连接，王石用他的亲身实践告诉人们，即使是在世界有疫情互相阻隔的前提下，我们依然可以做到让世界连接，毫无疑问，王石做的这件事情有非常大的文化意义，甚至是政治意义。大家读一下王石的《未来回归》会发现，他真的能做出这么多事情，当一个70岁以上饱经风霜的人依然在开拓自己的生命，开拓着世界的交流，依然在为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使这个世界人们的生活更加健康而做出努力，我们或许也会被激励到。

　　俞敏洪：除了划赛艇，大家知道得更多的是你登山，攀珠峰。

　　王石：对，大家都知道我登山，不知道我划赛艇，我划赛艇有20年了，登山早一点。

　　俞敏洪：你第一次上珠峰是哪年？

　　王石：2003年，是在划赛艇之后，但我1999年就训练登雪山了，登了三座雪山。

　　俞敏洪：你第一次登珠峰是为了什么？想让别人觉得王石这个人不可战胜？

　　王石：就是我能你不能，我就是与众不同。当时甚至到什么程度？我不但能，我还要去第二次，甚至到了哈佛，教授都很好奇，你登珠峰真的登顶了吗？我故意轻描淡写地说我上去了两次。

　　俞敏洪：第二次登珠峰也还有我能你不能的感觉？

　　王石：好多了，但第二次登珠峰就不太在乎能不能成功了，第二次登峰就是环保登顶，一定要把垃圾带下去。

　　俞敏洪：登珠峰这件事给你的人生带来什么影响？给你的人生感悟带来什么影响？登珠峰前后，你对于世界的看法会有区别吗？

　　王石：简单来说，会对做任何事更有信心，大家都觉得珠峰上不去，实际上不是这样的，也不是说我上去了就了不起了，因为人在自然面前太渺小了。实际上像我这种水平，要登珠峰就得在最好的季节、最好的时机，还要聘请最好的探险公司协助我，再加上一定的运气，是这样上去的。但确实登上珠峰之后，你做什么事都会更有信心。

　　俞敏洪：会不会对大自然有更多敬畏？

　　王石：毫无疑问，觉得人类太渺小了。

　　俞敏洪：会不会一方面有信心，同时也会觉得任何一个个人都很渺小？

　　王石：太同意了，所以我更有信心的是在社会上处理一些事情，你原来觉得不可克服的困难，你现在觉得可以试一试，因为试一试也没有什么损失。

　　俞敏洪：我们认识的时间也挺长了，从你的态度中能感受到，你从过去更加外在的自信到现在内化成了一种比较谦虚、谦让的态度。

　　王石：是这样，可能也跟年龄有关系。我这个人喜欢发火，我也知道发火本身是修养不够，但我就是忍不住，但现在发火就不多了，我过去发火搞得身体也不舒服，现在发火以后心脏怦怦跳恢复得很慢，身体告诉你，你不应该发火了。所以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并不是因为经历了这么多我的修养就更好了，可能也有受影响，但比例不确定。

　　俞敏洪：但那种对个人的信心还在，比如你说81岁要再登珠峰。

　　王石：那有信心，实际上登珠峰主要是克服心理，很多人登珠峰过不了的是心理关。他一头疼、睡不着觉，他紧张、焦虑，第二天就下山了。所以不要太焦虑，可以放松，虽然睡不着觉，放松也是一种休息。

　　俞敏洪：我到现在也还没打算登珠峰，我更倾向于轻松愉快、不那么花力气的运动、生活状态。

　　王石：就我来讲，我前天就很焦虑，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企业家办一个年会，让我做一个发言，今天的年会主题是木兰会，是讲女企业家的，那我讲什么东西？我没有这个准备，我就很焦虑，焦虑着焦虑着就想出来该讲什么东西了。所以人焦虑是很重要的，一定是某种困境导致你的焦虑，焦虑了就想办法把它克服掉。所以讲如何不焦虑，如何不发火？对我来说，不发火、憋着可能会憋出毛病，我现在不发火了，因为身体受不了。

　　俞敏洪：我跟你不一样，我是很少发火的，我宁可憋在心里。尽管你现在不怎么发火了，也能心理调节了，但你这样的生命活力和对于未来美好的期待，你是靠什么样的能力维护下来的？还是说你天生就有这样一种生命的活力？

　　王石：我来和你比较一下，你是农村出来的，非常不容易，考北大，一次不行，两次不行，考三次。但你考上了北大，你不是走后门上去的，也不可能有走后门的机会。但对我来讲，第一，我是工农兵学员，正常说，我有可能考个一流大学，但北大、清华我绝对考不上；第二，我非常喜欢体育运动，但我最优秀的体育表现就是在校足球队当板凳队员，没人轮了才能轮到我。当时很多优秀的学生踢得很好，他们训练吊儿郎当的，但我训练特别认真。我个人运动成绩从来没得过冠军，最好的是在初中部的时候跳远第二名，推铅球第三名。所以从某种程度来讲，我是有自卑心态的。恰恰不是因为我有优越感，而是因为这种自卑让我不服气，所以我一直在努力。

　　俞敏洪：最后就变成了中国登上珠峰年龄最大的人？

　　王石：不是年龄最大。我2000年飞滑翔伞就创造了中国滑翔伞的攀高记录，这个记录保持了16年，2016年破了，是一个专业运动员破的。

　　俞敏洪：你太厉害了。

　　王石：不是厉害，人生奇妙处在什么地方？我飞滑翔伞的起点特别高，通常是从1100米起飞，飞到4700米，我是从4500米飞到5100米，别人起飞的高度都比我低得多，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我要么不起飞，起飞一定就破记录。飞了之后，由于气流，一下就上升了，我吓死了，但那个记录已经到5100米了，就破了记录，这也算是相对优势吧。

　　俞敏洪：滑翔伞、登珠峰都带有比较大风险的运动，如果要学得小心一点，但赛艇是可以学的。

　　王石：我现在非常提倡赛艇，我还要说服你攀岩。

　　俞敏洪：有一次你、我和周鸿祎一起去攀岩，我是最怂的，因为我没练过攀岩，只能在最简单的路线上攀上攀下。结果你一个70岁以上的人，把我看得目瞪口呆，倒挂攀岩，你就攀上去了。一般人到了这个年龄，骨头也酥了，身体也僵硬了，万一摔下来不就把自己摔得半死不活的，你为什么还要去做这样的攀岩运动？

　　王石：我在深圳有一个房子，地下室就是攀岩墙，是20年前建的，我划赛艇有20年了，攀岩也有20年了，但我真正认真攀岩是在疫情之后，因为这三年没地方可去，就在室内攀岩了。我原来也不那么爱好攀岩，只是当作一种训练，但疫情之后，确实也尝到了攀岩的乐趣，以前攀岩是没有乐趣的。

　　俞敏洪：为什么原来没乐趣，现在有乐趣了？

　　王石：你投入进去，就会体验到它的精妙之处。比如一般正常来讲，人的手指头都是有分工的，大拇指、二拇指、中指都有分工，比如你用哪个手指打枪？

　　俞敏洪：右手食指。

　　王石：那十个脚趾头有分工吗？

　　俞敏洪：没有。

　　王石：在攀岩，脚趾头是有分工的，这就是一种乐趣。人的功能开发出来了，在攀岩中，什么时候用大脚趾，什么时候用三个脚趾抠上去，你发现它之所以成为趾头，是有它的功能的。所以你活到了70岁，突然发现了自己的新功能，这种新奇感妙不可言。而且攀岩把你整个身体都拉开了，你过去做不出来的动作都做出来了，而且我们到了老年，会面临各种老化、各种不方便，唯一能让你克服这些毛病，甚至让你逆生长的方法可能就是启动以前不能做的一些事，而这些功能都通过攀岩全开发出来。

　　俞敏洪：攀岩总共有多少级别？

　　王石：业余是到八级以上，我到不了八级，民间的年轻人就是在五级上下。

　　俞敏洪：你运动型的爱好是年轻的时候就开始的？

　　王石：对，从小学的时候就喜欢踢足球、打乒乓球、跳远、跳高、推铅球、中长跑等等。

　　俞敏洪：你觉得运动本身对人的个性有什么样的影响？

　　王石：运动是竞争性的、不服输的，要训练、要吃苦，所以运动对人的性格成长非常好，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国家强调要增加学生课外的运动时间，这个强调也反映了原来的教育导向可能还是有一些问题，但现在能不能成功，还不确定，但户外运动是非常重要的。

　　俞敏洪：像你做这么多运动，赛艇、登山，现在还有攀岩，你觉得对于像你这样年龄的人来说，是会潜移默化的加快你机能的衰老，还是逆生长？

　　王石：科学已经证明这种方法是有益于延年益寿，我自己更看中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我是愉快的，所以生命就算是缩短了也无所谓，毕竟老子乐意。人生就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延长十年还是缩短十年，我觉得无所谓。

　　俞敏洪：有质量的活着和没有质量的活着是两个概念。现在的医疗条件可以让你活着，但并不一定能让你有质量的活着。

　　王石：人的健康曲线是这样的，一直上升上升一直好，到一定年龄，各种病就开始出来了，慢慢就开始下降曲线，到最后就是质量非常低的苟延残喘。我希望我下到一定程度就不下了，直接说走就走。我都设想了我的追思会，我希望大家在我的追思会上提起我时，说的是“他昨天还很愉快”。人没有出生前，你什么都不知道，不存在痛苦也不存在苦恼，你走了以后，也不会留下任何记忆，但最后那段很痛苦的人生有什么意义呢？对你自己没有意义，对亲人也成为负担，对社会也成为负担，所以我希望我的曲线是到了一定程度就说走就走了。

　　俞敏洪：你对死亡是不是已经想得很清楚了？

　　王石：人到七十古来稀，人生无常，我希望我走的时候没有任何遗憾。

　　俞敏洪：依然希望后面20年活的非常精彩？

　　王石：我预期，81岁登珠峰应该是没有问题的，80岁能登珠峰，81岁也应该可以。

　　俞敏洪：现在最大年龄登珠峰就是80岁？

　　王石：对，我的目标是世界记录。三浦龙一郎81岁登顶，他现在已经87岁了，我三年前在东京看他，他还每天走十公里，而且小腿绑着沙袋，他有再登的打算，他没说，但我感觉他90岁还要尝试。如果他90岁尝试了，我就要尝试91岁。所以首先要健康活着，这就是一个生活目标。

　　俞敏洪：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活法，我更喜欢舒适的、轻松的、不再有太崇高目标的人生。

　　王石：我是这样来看的，中国改革开放的80年代，我恨不得春节都不要过，天天就工作、创业、挣钱，我曾经有过这个阶段。但我觉得现在应该是该休息要休息，该工作要工作，该疯狂要疯狂。

　　俞敏洪：你原来主要是在国内做万科，登山也是在国内，但后来你跑到了哈佛学了两年，而且你当时英文水平不是那么好，完全是强行把自己放在这样一个文化环境中，后来你又到英国待了两年，接着是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你前前后后在这些国家转了差不多六年，还要克服那么大的语言困难。你为什么会从一个国内企业家的身份，突然想到做深度的文化连接、沟通和深造，你最终的目的是什么？

　　王石：简单讲一讲契机。我是1983年到深圳，但我从来没准备过当职业企业家，我就是觉得这是给我展示的机会，我赚点钱就出国留学去，这是我的想法。但没想到在深圳一做就做下去了，一直做到50岁，我才打消了留学梦。

　　俞敏洪：你八几年就想出去留学？

　　王石：对，到50岁的时候，就不用再去深造了，可以聘请硕士生、博士生来弥补知识的短板，我就打消了这个念头。但2008年，我开始在大学兼职当教授，第一个聘用我的就是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EMBA，一天讲两天半的课，结果发现很受欢迎。我讲的也很认真，同学也觉得很有收获，但我发现你去做演讲是一回事，但要系统讲课对我来说是非常吃力的，而且直觉告诉我，之所以学生听得那么津津有味，可能因为你是名人，人家好奇你的经历罢了，那你在学术上、理论上对学生有提供多大帮助吗？所以我发现我的学术训练是不够的，你再怎么着也是在北大接受过专门训练的，我没有，所以我就萌生了继续学习的想法。

　　我先找了国内的学校，先跟我比较熟的周其仁他们讲我想学术深造，想当访问学者，他们不相信，以为我在讲笑话，他们说你来了就是给学生上课，哪可能来听课呢？但我是非常认真的。在这种情况下，哈佛大学偶然发出了访问学者的邀请，短则三个月，长则一年，我已经58岁了，一下就把我的愿望勾起来了，我就说要去一年。所以我并不是一定要出国，只不过在国内的大学没有积极回应，觉得我在讲笑话，所以才去了国外。

　　俞敏洪：是的，但你刚去哈佛的时候，我以为你最多待半年就回来了，当时你的口语也不是那么好，听课大部分听不懂，在那边也没有朋友。你怎么能适应在国外那样沉到教室里的生活？

　　王石：这和我的性格有关，我小时候就走南闯北，我不害怕陌生的环境，我能独处，我能静下来，而且我有这个需要，我需要学术上的基本训练。

　　俞敏洪：后来你又去英国牛津以及希伯来大学，连续这么多年去不同国家、不同学校，是因为什么原因？

　　王石：原来我有个三年计划，在哈佛一年，伦敦政经一年，伊斯坦布尔半年，还有一个没确定是在柏林还是东京，那时候想法多，但是是一个三年计划。后来没想到在哈佛第一学期度日如年，苦不堪言，随时准备放弃，只不过我对自己说，这是你最后一次机会，你放弃了会不会后悔？我就自问这句话。

　　俞敏洪：你当初为什么没想着把英文学好了再过去？

　　王石：人最不能战胜的是自己。之前我有没有学英文？有的。有没有请家庭教师呢？有的，一对一，但效果非常差。所以我就问自己会不会后悔？是不是真的熬不下来？到了第二学期，就没有那么度日如年了，不像第一年那么难熬了，但觉得自己还没学到什么东西，觉得还得学习，所以又在那儿呆到了第三年。

　　俞敏洪：第三年你还在哈佛？

　　王石：对，我2011年去的，2013年还在那。这里有一个故事，MIT知道我在哈佛待了一年，而且我选了很多MIT的课程，因为他们两边互相承认学分，当时正好张永和在设计院当院长，他们说你就换到MIT吧。按照我过去的虚荣心，肯定就换过去了，但他们是有圈子的，不能东一年西一年的，所以为了混圈子，我就抵住诱惑，混哈佛去了。两年过去了，我本来按计划联系伦敦政经，但他们程序很慢，后来正好剑桥几个教授到万科总部谈事情，他们聊起我，万科的人就说我们董事长现在在哈佛，他们说怎么不去我们剑桥？我想哪邀请快，我就去哪儿。剑桥一下就把邀请发过来了，我就没去伦敦政经。

　　俞敏洪：这几年的跨国学习给你后来的人生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王石：影响了认知，认知自己的民族，认知自己的文化。

　　俞敏洪：我觉得你的开放性思维、外向性思维，更深刻认识到中华文化发展需要的思维，实际是这几年的学习带来的？

　　王石：我到了哈佛发现很多人在选修中国传统哲学课，而且很多人选。我就很好奇，因为那儿有很多大家的课，比如曼昆的传统经济学，大课人多的时候能有一千人，其次就是桑德尔的论正义，也八九百人，第三大课就是讲中国传统哲学的，有很多本科生听，而且这不是必修课，是选修课。为什么他们这么认真？因为他们在研究中国，我们在研究西方，他们在研究中国，为什么这么多年轻学子、老外、白皮肤、西方的精英要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他们非常重视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影响力，他们觉得过去认识的中国是不对的，他们这么认真，但我一个中国人反而不了解自己的传统文化，学了以后开始重新认知了。

　　俞敏洪：这种认知实际是更加全面的过程，为什么呢？因为你本来想去更加深入到西方文化中向他们学习，结果西方文化在倒过来向中国文化学习，这样一个循环就形成了世界文化互相学习的闭环，而在这个闭环中，你其实有了一个不知不觉认知上的维度升级。你认识到了西方文化的重要性和中国文化的重要性，以及这两种文化互相融合的学习。所以我个人的感觉，经过这几年的学习，你讲话时候的格局、宽度是明显超出了你原来没去学习时的状态的。

　　王石：那完全不一样了。

　　俞敏洪：包括我记得你第一次用英语照着稿子演讲，我说你才去了半年，怎么水平这么高了？所以我觉得学习能力非常重要。

　　王石：学习太重要了，我非常同意，读书和经历都非常重要，显然你不读书就得经历，经历是没法回避的，但读书是非常重要的。

　　俞敏洪：我跟王石老兄认识了20多年，我是从崇拜他开始的，我第一次认识他是在电视节目中，他在一个少数民族地区跳舞，如此的轻松、如此的难看，又如此的充满自信，让我感受到他的魅力。后来由于各种企业家论坛，我们逐渐就认识了，刚好我们俩都属虎，他比我大一轮，后来有了很多交往，更多是对他所做事情的佩服。

　　今天我们探索的一个主题就是王石为什么会成为王石，我觉得有几点。首先是坚忍不拔的个性。其实没有人不会遇到困难，也没有人不会遇到艰苦，但遇到困难和艰苦时的人生态度和个性，就决定了他到底还能不能走向未来。王石喜欢各种各样的体育运动，本身就是对自己的挑战，因为体育运动做到一定时候都是对耐力、精力、体力、体能的全面挑战。聊到创业的时候，王石描述了买卖玉米时生不如死的感觉，大部分人顶不过去，他能顶过去的主要原因就是个性中的坚强不屈，这也是作为一个男人必须要有的气质。尽管我的个性比王石老兄柔和不少，但我之所以做到今天，背后也有这样不服气、不买账、不放弃的精神所在。

　　第二是正气。这种正气非常重要，比如底线问题，不管是做生意、为人处事，如果一个人做事情没有底线，可能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后遗症，万科到今天为止之所以没有大问题，不仅仅是因为万科的商业模式做得好、转型做得好，王石、郁亮领导的好，更重要的是万科一直是有底线的企业。万科的掌舵人有底线，而这个底线逐渐会变成企业文化的一部分，不管谁来传承这个企业，这个底线不遵循，底下的员工都会不答应，这就是正气。所以我觉得一个人的正气实际上形成了这个人的人生之路或者事业之路能够走多远的最基本条件。

　　第三是学习能力。王石是工农兵学员毕业，他在最年轻、最能够吸收知识的时候其实失去了机会，但王石后来到哈佛大学、剑桥大学留学的过程，包括在80年代全中国没有几家公司股改的时候，王石成功把万科进行了股改并且上市，这些都是学习的过程。如果只专注于赚钱，就算有再大的赚钱能力，如果没有学习力，人必然会停止成长，他所从事的事业也一定会停止成长。

　　第四是传承力，或者叫包容力。谈到企业传承的时候，王石说，不是企业离不开你，而是你可能离不开企业。为什么在中国，长久的企业或者代代相传的企业不是很多，除了客观的历史原因以外，也有企业家本身的原因，就是企业家的传承能力。当然现在大部分都是一代、二代企业家，企业家的传承能力是不够的，这实际就包含了设计能力的缺乏，比如企业制度的设计能力，传承机制的设计能力，这些机制才是真正能让企业长久发展的设计。王石的厉害之处就在于他真的把企业交出去了，而且交得非常好，在中国这样的企业寥寥无几，这也是让我非常佩服的地方。

　　第五是冒险精神，或者是挑战自己的勇气，可以把它叫做挑战力。一个50岁的中年人登上了珠峰，60岁又登一次，现在计划81岁还要登一次，当然这个挑战背后也有一定的虚荣心，但更重要的是希望证明自己在这个世界上不是废物，而是一个有用的人的想法。包括推广赛艇，碳中和的推广，参与世界大自然组织对大自然的保护等等，背后凸显的是，一个70多岁的人是可以有活力，不光能维持自己愉快的生活，还能够为世界带来点什么。这本《未来回归》就是很好的总结，我也希望大家能从王石身上学到一些东西，何况你们比我们更加的年轻。

　　今天时间差不多了，你最后和大家说几句。

　　王石：非常感谢大家。实际到了老年，最担心的就是你对社会没有价值了，所以我们应该积极地做觉得自己有价值的事情。今天来听直播的应该还是年轻人为主，大家现在可能都比较焦虑，比起前几年，最近显得大家没有机会了，但和我们当年来比，现在的环境仍然是非常好的，现在一定要做的就是为自己积累，这样才不辜负这个年龄的成长，只要你有任何逆境的经历，将来都是你的财富。最后，再次感谢大家的积极参与！

　　俞敏洪：谢谢大家！各位朋友，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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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梁斌 SF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