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燕生：疫情后将面对一个不同的世界和中国

　　原标题：张燕生：疫情后将面对一个不同的世界和中国

　　张燕生（作者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

　　摘要：新冠疫情是全球百年一遇的重大公共卫生危机，有可能成为长期伴随人类社会生产生活的一种新的大流行病。而疫情的全球性影响将引发国际格局、世界秩序、全球供应链以及中国经济贸易和产业布局的改变。疫情结束后，我们将面对一个不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供应链、不一样的中国未来。

　　这次新冠疫情是全球百年一遇的重大公共卫生危机。它有可能成为长期伴随人类社会生产生活的一种新的大流行病。新冠病毒是不分高低贵贱、白人黑人、东方西方、中国美国的。越发达的经济社会、越先进的科学技术、越复杂的产业分工、越紧密的人际联系，病毒就越猖獗活跃。在没有得到有效疫苗和特效药品的条件下，应对新冠病毒的有效方式是隔离和增强自身免疫力。隔离会造成消费、投资、贸易、物流、商流和人流以及产业链、供应链等国民经济循环和产业链接的停顿和中断。新冠疫情的全球性影响将引发国际格局、世界秩序、全球供应链以及中国经济贸易和产业布局的改变。疫情结束后，我们将面对一个不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供应链、不一样的中国未来。

　　一、疫情结束后我们会面对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当今国际格局、世界秩序和全球产业布局正处于一个大变革、大调整、大冲突的时代。

　　其特征，一是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种力量的冲突对抗越来越像1870至1913年全球化中断后动荡无序的国际环境；二是全球经济重心东移，东升西降、南升北降引发了各种焦虑、冲突和紧张形势；三是大国之间科技战和产业战将削弱世界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周期性、结构性和战略性脱钩正成为大国战略竞争的重大威胁；四是全球化系统性风险显著上升，逆全球化和再全球化成为并存的相反趋势；五是全球劳动生产率增长减速趋势没有改变，新科技和产业革命成果进入供给侧并形成生产率增长效应尚待时日；六是全球供应链体系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及时供货和零库存随时面对中断风险；七是科技竞争正成为决定大国未来的关键领域，国际较量在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开发试验研究等创新链各个环节展开；八是安全因素泛化越来越阻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关键环节的链接，产业布局从全球化转向区域化、本地化和分散化；九是世界主要发达国家正酝酿一场双边、诸边、多边、区域和全球的“规则变局”，基于规则、基于对等、基于包容的分歧和冲突将改变未来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的走向；十是地缘政治形势更加复杂多变，石油、金融和粮食将成为大国博弈的重点领域。

　　新冠疫情就像一个威力巨大的引信，引发世界经济政治、科学技术和安全格局的许多全面重大深远的影响和变化。

　　第一波武汉是重灾区。从1月23日武汉封城，3月19日武汉新增病例归零，再到4月8日武汉解除封城，中国控制住了新冠疫情，代价是一季度GDP增速跌至-6.8%。2020年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的收官之年，也是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谋划开局之年。这预示着未来40年改革开放将面对更加错综复杂的形势和环境。

　　第二波美欧疫情蔓延。4月17日，全球累计确诊病例超过220万例，累计死亡病例超过14万例。G7除日本以外，剩余西方G6累计确诊病例占全球的58%，累计死亡病例占全球的69%，其中，美国累计确诊病例占全球的31%，累计死亡病例占全球的22.75%。IMF今年1月份预测全年全球经济增速为3.3%，4月份下调为-3%，美欧经济将陷入深度衰退。

　　第三波很有可能波及拉美、非洲和南亚次大陆。全球新增病例前10的国家包括排在第二位的土耳其（新增9154例），排在第四位的俄罗斯（新增 4070例），排在第七位的巴西（新增2791例），以及伊朗（1499例）、新加坡（1351例）。中国累计确诊病例占全球的3.87%，其余四个金砖国家占全球的3.63%，合计7.5%。新冠疫情使世界强烈意识到这是一场人类与病毒之间的斗争。我们处于同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各国只有联合开发出检疫工具、疫苗和有效药品，共同探索新冠病毒发生发展和传播规律，团结合作与新冠病毒展开不懈斗争，才能共度难关。

　　疫情结束后的世界将是一个不一样的世界。新冠疫情不仅加剧了原有国际格局、世界秩序和产业布局的对立和冲突，也带来了抗疫模式背后的政治因素竞争。尤其当中国在第一季度控制住新冠疫情影响，开始全面加快复工复产复市，启动经济社会生活正常化，全年力争保持正增长。而美欧在第二、三季都可能在疫情重创下艰难应对，加剧了中美抗疫的地缘政治化竞争。这不仅加剧了“去全球化”的进程，而且加剧了“去中国化”的进程。其中一个明显的倾向是将中国疫情扩大化，将中国抗疫模式歪曲化，将制度竞争显性化。来自美国精英代表发表的公开信，呼吁中美团结合作联合抗疫。但合作的基础类似于当年美苏团结合作抗击法西斯，然而，战争结束后迎来的却是冷战。如果把中美团结合作抗疫被当作权宜之计，这预示着疫情结束后大国政治经济冲突对抗和分裂将加剧而不是缓和。因此，未来是推动国际格局、世界秩序和产业布局朝向持久团结合作方向迈进，还是进一步陷入冲突对抗的陷阱，各国面对重大战略抉择。

　　二、疫情结束后我们会面对一个不一样的供应链

　　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称，新冠肺炎大流行是二次大战以来最严重的全球危机。新冠疫情的直接影响造成了世界三大生产网络，即东亚、欧洲和北美生产网络产出和链接的大幅下跌、休止和停顿，从需求和供给两端对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产生巨大不可预见的冲击。其直接影响是12个月、18个月还是36个月，其间接影响是否会持续更长尚不得而知。但已经确定的事实是，疫情蔓延扩散所到之处，必然导致当地和跨境物流、商流和人流的中断，导致当地和跨境的消费、投资、进口和服务的中断，导致当地和跨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中断，进而对当地经济社会文化生活产生巨大影响。

　　由于疫情影响导致全球经济急剧深度衰退，严重打击了生产者和消费者信心，孤立主义、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甚嚣尘上，国际经贸冲突可能再次升级，从而加速了全球化倒退和收缩，甚至加快逆全球化进程。疫情结束后，世界各国将做出具有长期性、战略性和全局性影响的供应链全球布局的调整。

　　一是疫情结束后，越来越多的国家会把确保供应链国家安全上升为重大系统性风险应对战略加以实施。这次新冠疫情影响有一个特点，参与全球化工序分工体系越深、技术和产业复杂性越高、供应链越长、对全球综合物流网络依赖越大的行业受影响越大。因此，预期疫情结束后，战略性产业供应链回归本土、一些行业供应链布局的安全考量高于效率考量、强调关键核心环节自给自足将成为新趋势，并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加以实施和制度保证。

　　二是疫情结束后，科技“逆全球化”趋势可能会全面凸显。一方面，疫情加强了疫苗和药品研发的国际合作与竞争，另一方面，新冠病毒来源的“甩锅”现象会加剧大国之间对立冲突。其中，“科技是决定大国生死存亡的关键领域”。疫情结束后，世界主要大国会重构国家科技供应链体系，强化其全球科技主导力将成为新趋势。不仅在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等具有公共科学技术知识领域，而且包括企业开发试验研究、共性技术和公共技术研究领域都加强了安全防范措施。

　　三是疫情结束后，世界大国将显著加强供应链的“国家干预”能力。例如，特朗普政府紧急启动《国防生产法案》力保战略物资生产本土化；法国拟考虑动用国有化等干预措施保护受威胁大型企业或重要经济资产，这些采取的临时性措施很可能被长期化、制度化。这使得2020年有可能成为政府作用提升的标志性一年。类似于1934年罗斯福新政和1936年凯恩斯革命，类似于1980年里根、撒切尔夫人新政和新自由主义理论政策回潮的又一次理论政策导向的大调整。

　　四是疫情结束后，国际大三角分工格局将加快调整。过去美欧为世界提供市场和技术，疫情使美欧的市场购买力大幅萎缩，关键零部件和元器件、重要材料和设备的供给中断，供应链回归和加速再工业化试图重塑实体经济。过去东亚为世界提供制造和人力等要素，疫情迫使“10+3”东亚地区加强合作，协调扩大区域内需，共同稳定区域供应链、恢复区域产业链、提升区域价值链。过去中东和亚非拉为世界提供能源和资源，疫情结束后，也将加快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的本地化趋势。

　　五是疫情结束后，供应链东移步伐会加快。全球疫情率先趋于稳定的是东亚地区。中日韩和东盟复工复产复市和社会经济正常化会领先美欧地区，这将加速半导体、机器人、智能制造等高端制造业东移，高端工业服务、消费服务新业态等东移，技术、人才、数据、资本等优质要素东移，进而带来东亚生产方式的变革，即从要素投资增长支撑的旧动能向要素生产率增长支撑的新动能转换。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东移，将使东亚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六是疫情结束后，供应链缩短的趋势将加快。新冠疫情、去全球化和新科技产业革命相互作用，加快推动全球供应链更短、更本地化、更分散化的趋势。跨国公司将进一步收缩跨国经营的全球布局，避免供应链过长、价值链过度全球化、产业链过分集聚集群集中所带来的断链、断供、断联风险。一些跨国企业可能将采用新型贸易的方式推动货物全球化，用商业存在的方式推动服务全球化，用数字技术方式推动技术全球化，全球供应链缩短趋势将进一步加快。

　　七是疫情结束后，供应链区域化趋势将更加明显。如RCEP（不包括印度，经济规模占全球的比重约28.9%）、CPTPP（经济规模占全球的比重约13.1%）、欧日EPA（经济规模占全球的比重约28.1%）、美墨加协定（经济规模占全球的比重约27.6%）等大型区域贸易协定的签订将改变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布局。其中，RCEP最具有包容性、开放性和多样性，美墨加协定则有更强的排他性、保护性和单一性。RCEP经济的高成长性将吸引更多国际资本和跨国公司参与其供应链布局。

　　八是疫情结束后，医药、健康、人工智能将成为未来市场成长性最好的科学抗疫供应链网络。该网络将更加重视增强人体自身免疫力，更加重视大数据、人工智能、互联网物流网的应用，更加重视全方位国际合作。因此推动中西医药的深度融合，推动医药、健康和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推动全球科学、技术和人才的深度融合将成为新趋势。尤其在拉美、非洲和南亚地区可能因疫情失控成为一场人道主义灾难，还是同舟共济共度难关，是对科学抗疫供应链的需求和挑战。

　　九是疫情结束后，供应链分散化将成为主流趋势。新冠疫情会改变人际交往方式、人群集聚频率和服务空间密度，促进网络会议、网络广交会、网络购物等新业态的发展，推动传统制造业与数字技术、生产性服务业和城市群的深度融合，形成更加分散化、碎片化、个性化的新型供应链网络。其中，满足个性化需求的定制供应链，满足多样性需求的跨境电商供应链，满足主观体验性消费的虚拟供应链等迅猛发展，充分满足消费者需求痛点，增进了全球经济福利水平。

　　十是疫情结束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供应链将成为新增长点。疫情蔓延过程中，中国与“一带一路”相关地区联合抗疫，合作复工，保障民生，将带动供应链进入拉美、非洲和南亚地区。包括公共卫生和健康、生态建设和环保、减少贫困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合作，也包括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拓展供应链产业链分工协作、创造更多本地就业改善民生等领域合作。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表明，“一带一路”倡议将大大减少当地运输时间和贸易成本。

　　三、疫情结束后我们会面对一个不一样的中国

　　可以预见，这次疫情结束后，中国的发展将进入一个新时代。中国发展的国际格局、世界秩序和产业布局面临着三个不确定性变化前景。

　　一是科学和技术领域是更加脱钩还是更加挂钩的前景不确定，避免脱钩的举措是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推动更加开放的科学和技术国际合作。二是规则和标准领域是更加脱钩还是挂钩的前景不确定，避免脱钩的举措是在确保中国特色的基础上更快推动与国际高水平规则和标准相衔接。三是供应链和产业链接领域是更加脱钩还是更加挂钩的前景不确定，避免脱钩的举措是形成基于自主可控的更加紧密的区域内、产业内和产品内更高层次的分工合作链接。

　　其中，有三种不同的驱动力在起作用。一种是基于经济规律的周期性因素在起作用。钟摆现象会使创新链、规则链、产业链出现更多关联或更少关联的自然变化。另一种是基于外部干预的结构性因素在起作用。更加开放还是保护、更多干预还是放任、更加全球化还是本地化，会影响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关联程度。第三种是基于战略竞争的安全性因素在起作用，非理性冲突对抗隔离大国之间科技、规则和产业链接。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在百年一遇的新冠病毒大流行结束后，第三种因素有可能会占据主导地位。这意味着1870至1913年全球化中断后，曾经发生过的旧秩序解体、贸易战、大萧条、流感大流行甚至两次世界大战，很有可能再次重演。要“避免因一时短视而犯下不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更要保持平常心，保持历史耐心、战略定力和底线思维，保持进一步扩大开放包容、和而不同、共享合作的心态，赢得这场划时代的国际拔河。

　　这场疫情对我国的影响重大深远。主要表现在科学和技术尤其是医学科技创新体系和体制机制建设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基于规则法治的公共卫生和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变革及能力建设的紧迫性更加凸显；在科学抗疫基础上稳定和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竞争力及安全并与全球生产体系对接的战略性更加凸显。在与新冠病毒作持久斗争的过程中，我国作为全球有重要影响力的负责任大国要对疫情结束后的国际格局、世界秩序和产业布局朝向和平合作和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前行做出应有贡献。

　　首先要对全球科学抗疫，尤其是与发展中国家联合抗疫加强合作。重点是加强与东盟及周边地区、“一带一路”相关地区和国际组织之间的全方位、深层次、高水平合作。其次要推动科学、技术、人才和创新国际合作。推动医药和养老健康领域的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共性和公共技术研究、开发试验研究的创新体系建设。重点是构建研发服务、技术服务、设计服务、资讯服务、人才服务和专业服务等国际合作的跨境创新网络，深化科学技术研究开发管理体制改革。再次要打造现代产业体系。重点是构建满足高品质、多样化、个性化需求的弹性灵活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体系，形成中高端工业服务和生产性服务差异化集聚的城市群，打造科技创新驱动的新动力源和创新策源地，建立与全球产业体系紧密对接的产城、产创、产智、产融深度融合的合作机制。第四，要推动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不仅在公共卫生和健康、生态文明和环保、国家安全和反恐等领域开展全方位国际合作，而且在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扩大进口和对外投资，改善投资和营商环境等方面加强国际合作。最后要推动公共卫生及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次抗疫充分调动了各级政府的公共资源、企业和工商界的市场资源、志愿者和社区及自治组织的社会资源、全球华人华侨的海外资源以及境外团结合作的国际资源，形成了和谐之力，取得了抗疫的阶段性成功。未来要进一步推动公共卫生和社会治理体制变革，提高法治化、专业化和规范化治理水平和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

　　疫情结束后，武汉疫区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城市群有可能成为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新战略支点。以数字经济、生命健康、新材料等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将有更多发展机遇。其中，一个最关键的变化因素就是中国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发展创造了新机遇。其中，创新发展成为第一动力、协调发展成为内生特点、绿色发展成为普遍形态、开放发展成为必由之路、共享发展成为根本目的，将成为重塑全球供应链合作网络的发展理念和合作重点。

责任编辑：蒋晓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