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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NBA常规赛正在火热进行，一场场激战让人目不暇接。球场输赢本是常态，但如果某位球员手感极佳，连续投篮命中，队友和观众往往认为他下一次投篮命中的概率也会很高，这就是“热手效应”。研究表明，这种现象更多是基于人们对随机事件序列的错误认知和心理错觉。
在投资领域，这种效应同样存在，每一次市场起伏间似乎总有人能连续捕捉到机遇，在连胜的鼓舞下产生自己已经征服市场规律的认知。然而，这种自信究竟是基于深思熟虑的分析，还是来自“热手谬误”的心理错觉呢？
本期荐文便是探讨“热手效应”在其他领域的应用，并揭示其背后的心理机制——人们对随机性的误解以及对连续成功的过度预期，文章强调在决策过程中保持理性和批判性思维的重要性。尽管连胜的纪录可能令人印象深刻，但盲目地相信热手效应或许是一种极具风险的哲学。
如果你此刻正在被“运气”与“境遇”困顿其中，那么这篇文章或将为你提供如何辨别真正技能和策略的见解。勿让“万般皆是命”的悲观论调阻碍你前行的道路，或是让骤升的信心蒙蔽了你对风险的警觉。
愿你在阅读中横览世界，纵享时间。
本·科恩在《热手效应》一书中定义了所谓的热手效应。热手效应指的是在拥有超能力的状态下，引发百发百中、连战连胜的效应。热手效应的历史根植于篮球运动之中。在篮球比赛时，那种连投连中的情形，最能显现所谓的热手效应。篮球是一个探索世界的极佳窗口。许多人由此相信热手效应无所不在。
热手效应无处不在 # 1
“三分王”斯蒂芬·库里原本是金州勇士队的普通球员，在身高方面并没有优势，而金州勇士队更是一支行将易手的篮球队。但他知道三分球是如何让对手丧失斗志的。
一个偶然的机会，库里下场了。勇士队在与尼克斯队对决前，库里每场比赛的平均得分是18分，一场比赛会投出5次左右的三分球。在与尼克斯队对决时，他的得分均为26分，试投三分球为10个。这个次数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只要对方球队给他出手的机会，球场上没有什么地方是他不可以投篮的。比起NBA球员平均0.9米~1.2米的投篮距离，库里的平均投篮距离是9米~12米，在这样的距离他表现得更好。他在一个赛季中创造了投入最多三分球的纪录，甚至还以超40%的幅度打破了自己的纪录。这个数字与其说是一个统计学上的异常值，不如说更像是一个统计错误。
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他成了NBA最有价值的球员；不到三年，他成了联盟史上第一个没有争议的最有价值的球员；不到4年，他成了当今最有影响力的篮球运动员。勇士队成了以库里的投篮能力为中心组建的NBA一代王朝。在他最受欢迎的时候，球迷会在勇士队比赛的前几个小时就来观看他的热身训练。在体育竞技中，没有什么比观看库里变了更让人兴奋的事了。库里的表现暗合了人们心中的某种期待：如果一位篮球运动员手感极佳，连续投篮命中，那他的下一投也很可能命中。这就是热手效应。
这种热手效应同样也体现在文学、科学和投资等领域。莎士比亚曾在“疯狂飙分”的1606年的一年时间内，写出了《李尔王》、《麦克白》、《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三部作品。一些文学评论家认定这三部传世的戏剧作品是在短短的两个月里创作完成的。那是“莎士比亚创作生涯中的一次创作力的集中爆发”。
统计物理学家王大顺在《给科学家的科学思维》一书中研究了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设法完成光电效应研究的那一年所发生的事，这项研究后来让爱因斯坦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那时爱因斯坦本可以就此打住，然而他却发表了狭义相对论，一项关于布朗运动的研究以及科学史上最著名的等式 E=mc² 。他把他的一生最有价值的智力成果浓缩进了几个月的时间里。爱因斯坦在1905年的成就使这一年成为他的“奇迹之年”，并因此名闻遐迩。
无论是莎士比亚的创作，还是爱因斯坦的科学发现，他们能够接二连三地成功，王大顺认为他们都不是巧合。成功是有迹可循、群集而来的。他们的事业是由他们的热手期来定义的。在热手期发生的事情，“才是被我们牢记于心的事”。
回到斯蒂芬·库里身上，在他进入热手状态之后，他的球队开始尝试让他有更多的投篮机会，而且他的教练要求他不停地投篮，这也导致库里得分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如果有一个拥有热手状态的导演，相似的事情也会发生在他身上。剧作家、演员、电影厂与他合作，他们想要协助他，他们想确保他能够开拍。因为他有了热度，所以他得到了更好的机会。这就是成功孕育成功——成功吸引资源，资源助推更大的成功。这也是“热手”的自然力量。
王大顺确信所有行业都存在热手现象。他相信这是普遍原则。王大顺和他的合作者研究了3,000名艺术家的作品的拍卖价格，20,000名学者在谷歌学术和科学引文索引上的作品引用次数，以及网络电影资料库中6,000名导演的电影评分。在研究了这些数据后，王大顺和他的合作者发现了一个惊人的模式：91%在商业上取得成功的艺术家、90%有作品发表的科学家和82%有电影在影院上映的导演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都至少有一个热手期。最昂贵的画作、最有影响力的研究和最受钟爱的电影都不是孤立的事件，它们都是热手效应的副产品。
当人们有了那种状态，他们的工作量或许不变，但实际上他们的工作质量更高。在一段持久的时期内，人们在专业领域取得的成就甚至超过了他们自己的期望。在他们有了热手状态之后，他们会更好的利用资源。当他们有了热手状态之后，这些文化名人和学术达人便会处在一种最佳状态。他们的职业巅峰期将会持续3~5年，而且他们的成就是逐渐累积的，这就意味着存在一个变热的长期效应。
这样的热手期不是线性的，而是锯齿折线状的。“你有了一定的水平并一直在进步，然后突然之间你的水平就会跃升到另一个层次，”王大顺解释道，“你不再是你自己，你的产出量未必会超过预期，但那段时间你创造的东西却好得多。”王大顺断言，“我从自己的研究中领悟到的东西着实令人兴奋。因为这种热流可以出现在任何工作领域中，唯一能真正阻挡它的方法是停止发表。假如你持续产出作品，你的热手状态或许即将到来。”
善用境遇导致热手效应# 2
但是，本·科恩并不认同热手效应。他甚至认为热手效应并不存在。在他看来，认同热手效应是一种极具风险的哲学。因为对于很多行业来说，其内在节奏完全受外部因素的支配。有时那些外力会中断其前进的道路，会让人信心崩塌。天赋固然重要，但好的境遇也是必要的，而且怀才不遇时，天赋往往会败给境遇。这一点王大顺及其合伙团队却没有看到，而这正是“王氏热手效应”的一个漏洞。不过，给予王大顺某些信心并相信热手效应的原因是，至少在天赋期等待热手状态的时候，境遇正好出现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以莎士比亚为例。莎士比亚生活在一个瘟疫肆虐的时代。莎士比亚的传记作者之一乔纳森·贝特说，瘟疫是塑造他和他同代人生命的最强大的也是唯一的力量。莎士比亚能够在横行时活下来便是一个奇迹。于是，在莎士比亚的大部分写作生涯中，瘟疫是一个禁忌话题。但在莎士比亚的名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瘟疫却无处不在。约翰神父为什么没能把劳伦斯的信送给罗密欧？因为瘟疫。瘟疫是将这部有史以来最著名的西方爱情故事转变成悲剧的关键因素。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詹姆斯·夏皮罗一生都在研究莎士比亚。他认为，莎士比亚的创作状态十分不稳定。他的戏剧作品并不是平均分布在他的整个写作生涯之中的。它们是集中分布的，并非人们所说的莎士比亚每年写两部戏剧。之所以1606年成为莎士比亚创作复兴之年，是因为那一年就是瘟疫之年。莎士比亚在瘟疫期间没有停止创作，他的才华与那奇特的境遇产生了碰撞，本可以杀死莎士比亚的瘟疫却让他变得更强大。
并且，瘟疫让剧院关门停业，这意味着自16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莎士比亚“第一次有了可以支配的时间，可以自由地去和其他剧作家合作”。夏皮罗在他的《李尔王之年》一书中这样写道。如此，莎士比亚就以一种“极为不光彩”的方式从瘟疫中“受益”：瘟疫杀死了他的竞争对手。那时刚好正是他“热手”的时候，于是《李尔王》、《麦克白》、《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接踵而至。
莎士比亚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取得成功，是因为那些形势阻断了他的路。他的戏剧既不是随机的，也不是孤立的。一部作品会促成另一部作品的产生，而它又会孕育下一部，下一部则又有望再促成下下部。这种现象使其符合成功之定律：成功孕育成功。莎士比亚善用境遇的能力是其他竞争对手从未拥有的一种能力。莎士比亚改变了世界，只是因为世界先于他发生了改变。
热手谬误与赌徒谬误# 3
本·科恩认为，热手背后产生的思维陷阱有两个：一是热手谬误，一是赌徒谬误。
比尔·米勒曾经连胜15个连续年头，其基金表现每年都好于标准普尔500指数。由于这个成就，米勒被《金钱》杂志视为“1990年代最伟大的资金经理”。在比尔·米勒连胜的第14年头，CNNMoney网站引用某分析师的话，称纯靠运气而获得连续14年的成功机会的是1/372529。学术界把这种随机重复归因于超优异表现的错误认知称为“热手谬误”。
有效市场假说认为，股市里有成千上万的投资者都在试图战胜其他人，由此带来的最终结果就是，市场总是有效的，所以人们很难战胜市场。因此，如果出现像比尔·米勒或安东尼·波顿那样连胜市场十几年，基本上都可以归属为“运气”。在这种情景下，热手效应很容易演变成热手谬误。有效市场假说想要表明的恰恰就是：相信热手效应是愚蠢的；反对热手效应的存在可能是一个明智的商业策略。
盲目相信热手效应是投资者需要规避的第一个思维误区，而“将长期趋势放在短期运气之上”则是投资制胜的不二法门。因此，对于热手效应最好的假设是没有。当然，也可能会有，但我们不知道在事实发生之前如何识别到它，因为我们不知道哪只猩猩将会投镖命中。
赌徒谬误是热手效应推论的必然结果，是需要规避的第二个思维误区。赌场研究发现，连输的赌徒相信“下一局总该赢了”（这就是赌徒谬误），而连赢的赌徒则认为“我还会继续赢下去”（这就是热手效应）。在两种心理叠加的影响下，大部分赌徒都以赔钱收场。
有着赌徒谬误的赌徒们同时也会相信热手效应。只要赌徒一直慷慨地把他们的钱投给赌场，赌徒谬误就会像病毒一样一直传染他们毫无戒心的大脑。发现这种现象的第一人是法国数学家、统计学家、物理学家皮埃尔-西蒙·拉普拉斯。他在1814年出版的开创性著作《关于概率的哲学笔记》中用法国彩票的例子描述赌徒谬误，指出人们偏爱一段时间没有被选中的数字是多么愚蠢。“过去应该对未来毫无影响。”在那些轮盘赌这类直接窃取人们金钱的赌场游戏中，这一点尤其正确。
大数定律是指随机事件多次重复发生，它的结果呈现出长期的稳定性，重复的次数越多，结果就越趋近于稳定值。比如，抛一枚硬币，出现正面朝上的概率是50%，即使前面已经连续扔了50次都是正面朝上，而第51次正面朝上的概率仍然只有50%，但是赌徒谬误要么认为下一次还是正面朝上，要么认为抛了这么多正面，总该有反面。而实际上，之所以没有得出50%的结果，是因为目前的数据量还不够大。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根本无法观察到稳定分布。稳定分布只存在于理论数学的研究中，但帕累托20/80分布很常见。这是纳西姆·塔勒布在对热手效应研究的发现。
手气需要被巧妙应用# 4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和阿莫斯·特沃斯基则对小数定律进行研究。大数定律表明大数据不太可能被极端值所歪曲，小数定律则要求人们根据很少的数据样本来推断太多的结论。实际上，将小样本结果适用于大样本的信念可能是错误的不见，因为那些扭曲小样本的极端值在大样本中会消失。然而，很少人能摆脱小数定律的影响。
样本量越少，其准确反映整体特质的可能性就越低。人们总以为样本能够自我调节，直至可以准确反映其所代表的整体。在大群组中，由于大数定律的影响，其预测准确性是可以得到保障的。假如你抛硬币多达1000次，那么最终正面朝上和反面朝上的次数基本会相等，而当抛掷10次时，结果就不尽然了。出于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人们就是看不到这一点。“人们对于随机取样所抱的态度似乎是符合小数定律的。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小样本和大样本一样，都能反映出它所代表的整体的特征。”在社会科学实验中，科学家或管理学家往往会从大群体中选取一个小样本，然后来检验某个理论。《基业长青》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作者以为选取了8000家企业就能总结出“基业长青”的原因，实际上样本还是不足。
由小数定律进行推导，特沃斯基认为热手效应根本不存在。这就是说，球迷到处都能看到热手现象，但统计分析没法证明这一点。然而，卡尼曼并不赞同阿莫斯的意见。卡尼曼强调了一个基本原则：当你向人们展示随机性时，他们并不认为这是随机的。卡尼曼在他的巅峰之作《思考，快与慢》中指出，一个随机事件是不需要解释的，但一连串的随机事件就有规律可循。大样本比小样本更精确，但小样本比大样本产生极端结果的概率更大。小样本的出错风险可能高达50%，但还有50%可能是正确的。由此，卡尼曼相信热手效应是存在的。
无论热手效应是否存在，研究热手效应的全部目的在于，把在高度控制环境下得到的经验运用到可能发生任何事情的场合中。有些环境里存在手气，但也有些环境里不存在手气。其实更麻烦的是，在某些环境中手气可能存在，但前提是它们必须被正确地巧妙应用。本·科恩的研究表明，从篮球到商业，再到甜菜种植，人类的每一次事件是如何受到“手气”的深刻影响的。
我们倾向于相信运气的存在，但在成长和找到我们在世界上的位置的过程中，最令人高兴的部分之一就是，我们能意识到什么地方存在运气，什么地方不存在运气，而什么地方可能存在运气。我们敢相信我们能打破逻辑的纽带吗？或者说我们该接受自身的局限而坚持机会的基本原则吗？对运气的自然追求及其风险关乎生存，更关乎如何判断成功会在何时接踵而至。
一旦我们开始承认热手状态的存在，或至少承认热手状态可能存在，我们就能发现日常生活中的三分线。斯蒂芬·库里热手状态的存在经历了从真到假再到可能是真的过程，其中一些事必定与不可思议的运气有关。如果库里早几年或晚几年出现，如果他加入了另一支球队，如果他没有错过那辆巴士，如果他坐的那辆巴士没有在去麦迪逊花园球馆的路上靠边停车，那么库里或许不会成为有史以来最有影响的球员之一。
有时我们能利用我们受控环境中的规则变化，有时我们不得不在受控的环境中为我们自己创造条件，而又有时热手状态需要天赋、条件和有很多事情为我们开辟道路的好运气。但是，运气的诱惑是如此令人向往，以至于我们很自然地为此倾注资源，渴望好运连连。这是人之为人的一部分，我们在它们存在的地方、在它们不存在的地方、在它们可能存在的地方看到了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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