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从福利经济学和伦理学角度看待人工智能?｜全景读书会（互动有礼）_新浪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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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增长的逻辑：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谈中国经济如何发展》

埃德蒙·费尔普斯著

我很高兴能从经济学和伦理学的角度去探讨一下人工智能这个议题。

当我刚开始思考人工智能这个议题的时候，我并不是从伦理学的角度，而是更多从经济学的角度——生产力、收入分配以及失业就业角度——来进行思考的。如果机器人能像人类劳动一样生产一个或多个产品，那么其经济效应是什么？在19世纪，当刚刚有机器人被引入经济体来“取代”工人的时候，这个问题成为很多人最早的关注点，他们认为机器人如果足够多，是可以替代工人的。

我建立了一个简单的模型，在一个国家的经济体里面，我们假设机器人所从事的劳动跟人类所从事的劳动是完全一样的。在这样的模型里，我们可以看到劳动力的总量，它实际包括了人类和机器人的总量，人类工人的数量H，加上机器人的数量RA，因此劳动力总量是H+RA。

为了用最简单的方法来完成这个模型，我们可以假定一个单部门经济，其中总产出是由资本和总劳动产生的。这些产出提供了国家的消费，剩余的部分则用于投资，从而增加了资本存量。

当这些额外的机器人出现，从而增加总劳动量时，这对经济的初始影响是什么？初级经济学的应用表明，相对于不变的资本存量，总劳动力的增加——因此资本—劳动比率下降——导致工资率（劳动报酬）下降，而利润率（资本回报）上升。

在继续分析之前，我想提出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是，如果增加劳动力的机器人是通过去除一些资本存量并将其改造成机器人而产生的，那么这些结果只会被放大。在这种情况下，总劳动量的增长和以前一样，但资本存量减少，因此工资率的下降和利润率的上升都更大。

第二种意见是，如果我们采用奥地利学派的两部门框架，即劳动力生产资本商品，而资本商品生产消费品，那么一切都不会改变。机器人的出现会降低资本与总劳动力的比率，就像在单部门模型中一样。

第三种意见是，这种类型的机器人纯粹是在人类劳动力基础之上做加法，也就是劳动力增加型的机器人，它与国家劳动力当中新移民的加入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时，它们对于当地的工人产生了非常类似的影响，它们会带来资本—劳动比率的下降，从而导致工资率下降、利润率上升。

在机器人模型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当利润率上升的时候，整个经济体也会做出反应：它会加大投资力度，在加大投资力度之下由于有投资回报递减的定律，所以投资增加会带来利润率的下降，直到利润率回落到之前的正常水平，这个时候资本—劳动力比率又回到机器人出现之前的水平。此外，随着利润率回到之前的水平，工资率又会上升到之前的水平，所以一切又恢复了正常。这个观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普通公众经常会认为经济的机器人化会造成工作岗位的永久消失，会造成工人阶级的贫困化。如果这里的分析基本正确，那么这些担忧其实是有点儿被夸大了。

上文我所描述的这两种模型实际上是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结果。我觉得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全球经济体还会持续产生这种可持续的增长，无论是劳动力生产率还是工人人均劳动报酬都能够在这个增长之下不断地上升。

随着全球经济的持续增长，机器人化到底会带来什么？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们知道，机器人带来的是人们工资的下降，但因为经济体总体呈现不断增长的态势和轨迹，所以虽然人们的工资会下降，但实际总体的工资还是会增长的，只不过它会低于没有机器人时工资的增长轨迹。但是我们知道，工资水平因为受到机器人影响会有一些震荡。它在恢复到正常水平之前会带来一定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因此值得尝试的一种做法是对机器人劳动收入也进行征税，就像各国对人类劳动收入征收所得税一样。

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如果认为机器人化的过程是永久的、长期的、持续不停的一个过程，我觉得这样一个假设也是不太现实的，因为如果说机器人的总劳动量以不消失的速度增长，它的增长率永远是上升的，那么它有一天就会遇到空间、环境以及其他公共物品的限制。我们知道，现在人口不可能无限制地增长，同样机器人的数量也不可能无限制地增长。

在这一点上，重要的是我们要认识到，人工智能不仅给我们带来了增加型机器人，还带来了增倍型机器人——这些机器人的价值在于它能够使工人的生产力成倍提高。

这种增倍型机器人的例子不胜枚举，其中一些机器人可以让工人更加高效快速地完成他们的工作，还有一些机器人可以使工人能够做到之前他们自己做不到的事情，比如搬运重物。据报道，人工智能对医生进行外科手术有显著的帮助作用。这种增倍型机器人的优点是，它们的到来并不会导致总体就业率的长期衰退，也不会带来工资率的长期下降。

然而，很多增倍型和增加型机器人也都存在一个缺点。一个特别常见的现象是，许多人工智能带来的很多应用并不是完全安全的。一个比较耳熟能详的例子就是自动驾驶汽车，自动驾驶汽车可能会撞上行人或其他车辆。但对于这样一种批评也有人提出反对意见，因为人类自己开车也会犯类似的错误。

很显然，我认为一个社会在经济体中使用可能会偶尔犯错误的机器人——就像我们容忍飞机驾驶员犯错——原则上是没有错的，前提是人们可以接受预估风险的大小。

从经济效率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在很多情况下，人们可以对机器人的拥有者提起诉讼，比如出现问题或者事故之后可以获得相应的赔偿。因此，医院里面可以有机器人，虽然这些机器人有可能会侵犯病人隐私，但我们仍然接受这些机器人是可以使用的，因为我们的确要在这个情况中评判成本和效率。

当然我们知道，机器人存在一些不确定性，相比一些风险已知的应用来说，社会肯定会觉得存在不确定性的东西会让人感到更加不舒服。因为风险是可以测量的，如果说只是有些风险，这是一回事，但如果存在不可测量的不确定性，这是另外一回事。

我们不仅可以从福利经济学角度，也可以从伦理学角度来分析人工智能设备的影响问题：某些设备如果投入使用会对用户带来的影响。我曾称之为“不完全信息”，也有人称之为“不对称信息”。2019年8月，欧盟宣布了禁止使用侵犯无辜旁观者的隐私的人工智能。欧盟将禁止使用人工智能来侦查犯罪，因为人工智能可能会拍到没有犯罪的人的照片。

最近，人工智能的进步使得一些新的设备得以开发，这些设备有可能给这些设备使用者带来严重的不可挽回的伤害。我知道有一个芯片，它被植入人的大脑后，这些人的大脑会出现不可逆转的萎缩。

这是一种反常现象。一个社会通常认为其公民有权在城市和高速公路上驾驶汽车。因此，社会为通过驾驶考试的公民颁发驾驶执照——尽管有些人会给自己和他人造成事故。与此相反，社会并不认为机器人的所有者有权将其出售或出租给他人。

所以这里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到底要不要制定相应的法律和程序来保护人们免受此类伤害，界定出什么样的程度是合理范围之内的。因此，现行制度的批评者呼吁硅谷一些领先的公司都成立道德委员会，来监督和干预这样的事情。

所有这些都让我们想起对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创新的严厉批评。在1887年，斐迪南·滕尼斯写了一本书《共同体与社会》，这本书在20世纪20年代广为流传，在德国有非常大的影响力。他的一些批评和观点可以说推动了社团主义的兴起。社团主义就是指社会里面的每个人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比如对他的雇员、消费者、整个社会等都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所以这种社团主义是意大利和德国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持续发展起来的，从而导致了这些国家市场经济的终结。因为当时在社团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政府更多关注怎么保护工人、农民，而不是思考怎么去创新，怎么引入新的市场方法和生产力方法等。

我曾看到有一篇文章讲到社团主义，公司要有社会责任，等等，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新的一轮思潮好像又兴起了。它由新技术带来的不确定性所引发。我认为，如何解决人工智能的出现带来的这些问题，将对未来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也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但是，这些问题目前还没有大范围地出现，即使出现了，也肯定不是西方国家几十年来普遍存在的沉闷和反常现象的主要原因。

*本文源于2019年8月26日作者在北京举行的“人工智能脑科学与东方文化”论坛上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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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当下，全球宏观经济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以创新推进高质量发展被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度。作为多年与中国经济结伴而行的经济学家，埃德蒙·费尔普斯认为创新无处不在，而中国人具有巨大的创新活力，能够成为伟大的创新者。

作者：埃德蒙·费尔普斯

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就业与增长理论奠基人，被誉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缔造者”和“影响经济学进程*重要的人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