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继伟、史耀斌、夏先德、宣昌能、曹宇最新发声！

　　来源：上海证券报

　　当今世界正经历变局。向外看，世界经济复苏动能减弱，全球通胀处于高位，金融市场大幅动荡，金融风险加快暴露，不稳定不确定性增强；向内看，国内经济增长企稳向上基础尚需巩固，需求不足仍是突出矛盾。

　　3月18日，主题为“以高水平开放应对全球变局”的全球财富管理论坛2023年会在京举办。与会人士聚焦全球经济形势、金融业发展趋势、绿色转型、高水平开放等热点话题，共商全球变局下的应对之道。

　　有与会人士表示，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中国坚持对外开放这一基本国策，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以自身的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为全球开放发展作出新贡献，也为全球变局下的财富管理提供了多元化选择。

　　全球财富管理论坛理事长楼继伟：优化外资参与境内金融市场的渠道和方式

　　全球财富管理论坛理事长、中国财政部原部长楼继伟表示，当前全球在经济和金融治理领域面临新的挑战。一方面，全球经济政治形势更加严峻复杂。另一方面，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加剧。

　　“各国在疫情防控期间采取的超常规货币财政政策，使政府、家庭、企业、金融机构的杠杆率易升难降，加剧了通胀上行，其影响外溢到全球金融市场，股票、债券、外汇市场波动加剧。快速加息，从历史上看，又可能导致新一轮的危机，并外溢到新兴市场。”楼继伟表示。

　　楼继伟认为，尽管面临一系列挑战，但中国2023全年预计实现5%左右的经济增长速度，中国将用实际行动向全球伙伴证明，开放发展的意志始终没有动摇，脚步始终没有停歇，愿与全球伙伴分享经济增长的红利。中国将进一步推动金融业高水平对外开放，与各国携手，齐心协力，共克时艰。

　　楼继伟建议，一是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中国政府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准备，坚定深化金融业对外开放的信心和决心，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性开放。外资准入中国金融业的负面清单已经清零。除了银行、证券、保险、资管行业以外，其他金融领域有越来越多外资机构参与。

　　二是致力于营造优质的政策环境和营商环境。要加强内外资平等，进一步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原则，确保开放措施的落实、落细、落地；要加强与国际规则衔接，与国际接轨，采纳全球标准和最佳实践，构建开放环境下的法律法规体系；制定更为精细化的金融对外开放政策，更加注重质量和效率，减少数量型限制；更加注重公平与透明，促进金融业稳健开放、深度开放。

　　楼继伟建议，优化外资参与境内金融市场的渠道和方式，降低运营成本，提高运营效率。条件成熟时，允许外资金融机构在国内资本市场公开上市。

　　三是完善监管制度，严守风险底线。最近硅谷银行破产事件发生，提示金融市场在货币政策变化中受到冲击。我国政府高度重视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风险，正在进一步完善金融监管。

　　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史耀斌：加大财税帮扶力度 提高中国企业参与和构筑全球供应链的主动权

　　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史耀斌表示，要加大财税帮扶力度，提高中国企业打入海外市场和供应链中高端的能力，提高参与和构筑全球供应链的主动权。

　　史耀斌提到，要加强制度性的开放顶层设计与国家发展战略一体规划、一体推进，结合加强法治建设，研究推动国有资产的综合立法，完善财政预算的法律制度体系。  

　　他也表示，要强动力，推进重点领域对外开放。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必须抓住、抓稳新一轮生产革命的脉搏，加强金融服务业和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的开放水平。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

　　具体措施包括，一是加强数字中国、数字经济、数字社会规划和建设等，进一步推动政府、科技公司、实体企业、金融机构等多方主体的深度合作，打开数字领域国际合作的新局面，优化数字化发展国内国际两个环境，夯实数字经济的发展基础，用足、用好中国庞大的数据资源。

　　二是坚决遏制金融服务业等领域垄断格局，推进相关行业向社会资本开放，营造与高水平开放相适应的行业制度体系环境，深化产业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持续提升产业和市场机构的国际竞争力，打造对外开放的新格局，并且主动融入全球科技和创新网络，深化国际交流合作。

　　三是配套构建中国特色重点领域的治理框架，完善法律体系。比如说做好对国际税收双支柱方案等在内的配套财税政策的研究、制定和实行，健全系统性风险的评估、防范、预警和金融风险处置机制，特别注重对跨境资本流动方面短期“热钱”的监管，统筹扩大开放与维护安全。

　　财政部副部长夏先德：未来全球高利率环境还将持续  各国需要防范金融风险逐渐水落石出

　　财政部副部长夏先德表示，近期，硅谷银行等美欧国家一些银行陷入困境，未来全球高利率环境还将持续，各国需要防范金融风险逐渐水落石出。

　　夏先德认为，虽然目前全球发展态势出现向好迹象，但一些变化需要关注。

　　一是经济增速有所变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分别预测2023年全球经济增速为2.9%和1.7%，均低于疫情前20年3.8%的平均增速，部分国家甚至面临经济衰退风险。

　　二是利率环境有所变化。为遏制通胀压力，主要经济体央行持续快速加息，全球市场流动性迅速收紧，延续十多年的低利率时代随之结束，一些前期扩张较快、杠杆较高、期限错配的市场主体风险加大。

　　三是全球化环境有所变化。近年来，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脱钩、断链搅动世界秩序，产业链、供应链被迫调整，贸易活动和跨境投资增长放缓。世贸组织预测2023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速可能仅为1%，处于相对较低水平。

　　四是人口结构有所变化。全球人口生育率持续下降，社会老龄化趋势加速，劳动年龄人口增速放缓，劳动力成本逐渐上升，或影响产业发展格局。联合国预测，全球65岁及以上人口将从2021年的7.61亿人上升到2050年的16亿人，老年人口增长速度超过人口的整体增速。

　　夏先德提到，今年积极的财政政策将加力提效，加力主要是适度地加大财政政策的扩张力度，为了提升财政政策效能，一方面要完善税费优惠政策，增强精准性和针对性，着力助企纾困。另一方面，优化财政支出的结构，更好地发挥财政资金的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有效带动扩大全社会的投资，促进消费。同时，加强与货币、产业、科技和社会政策的协同配合，形成政策合力，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向好。

　　人民银行副行长宣昌能：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的快速调整 在产生外溢效应的同时也存在内溢影响

　　人民银行副行长宣昌能表示，经济保守主义和逆全球化深刻改变着全球经济金融运行的格局和环境。在过去几十年里，全球化与合作共赢是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稳定通货膨胀的重要力量。在这期间，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通过快速工业化显著提升了生产率，并向全球供给了大量低成本的优质商品，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和稳定通胀的重要因素。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经济开始进入了再平衡的调整期。近年来，经济保守主义、逆全球化思潮等有所抬头，对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有效配置形成了不利影响，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生产和交易效率，抬升了成本，并通过供应链、产业链调整加剧通货膨胀压力。”

　　宣昌能表示，近几年来，疫情反复、地缘冲突等对全球供应链带来新的不确定冲击，并进一步加大了通胀压力。而主要发达经济体为抑制通胀采取的快速加息措施，也使各方面担心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并引发新的金融风险。2022年，包括股市、债市、大宗商品、黄金在内的全球各类资产价格均出现比较明显的波动。

　　近期，美国硅谷银行倒闭及其引起的连锁反应仍在发展演化，已引起各方面的广泛关注。

　　“全球经济金融环境的复杂变化给财富管理带来新的挑战。”宣昌能表示，在全球经济金融格局发生调整和变化的大背景下，价格体系包括利率参数等可能产生非线性和跳跃式的变化，这些都会给全球财富管理带来新的挑战。

　　他表示，近期，美欧个别银行业机构暴露出的风险表明，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的快速调整在产生外溢效应的同时，也存在内溢影响。过去长期低利率环境使部分金融机构习惯于在利率低波动性环境下摆布资产负债，缺乏对利率短期、大幅波动的预期和敏感性。硅谷银行的资产负债特征使其对利率变化更为敏感并最终引发风险。

　　“从目前情况看，主要发达经济体通胀短期内能否明显回落还存在不确定性，而继续保持较高利率水平也可能对银行业等金融体系的稳健运行造成不利影响，这些都增大了货币政策调控面临的‘两难’甚至‘多难’。”宣昌能表示，财富管理和资产配置对这些重要宏观变量的变化十分敏感，由于不确定性、不稳定因素增多，未来全球财富管理面临的挑战也在增大。

　　中国坚定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全球资产的多元化配置提供了新机遇。宣昌能表示，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下，中国市场的开放、稳定与发展，给世界提供了多元化的机遇与选择。

　　具体而言，一是坚定实施稳健、正常的货币政策。宣昌能表示，中国经济增长稳中向好，并形成了难得的低通胀经济环境。面对近年来主要发达经济体利率水平大幅变化的外部环境，中国在货币政策操作上并没有简单地跟随，而是“以我为主”，从本国宏观经济状况出发自主决策，保持利率水平与潜在经济增长的要求相匹配，不使货币政策偏紧，也不搞“大水漫灌”和过度刺激。

　　“近年来，中国的利率水平总体比较平稳，人民币汇率弹性明显增强，并且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和有效性增强，在为稳定经济大盘提供充分支持的同时，也形成了有利于稳定通胀、稳定预期的货币金融环境。”宣昌能说，在过去5年里，中国的CPI总体稳定，平均涨幅为2%。在复杂多变的内外部环境下做到这一点非常不容易。

　　二是金融市场对外开放日益深化，为投资者做好财富管理和资金配置提供了新的机遇。宣昌能表示，近年来，中国先后推出40多项对内对外金融开放措施，大幅放宽了金融服务的市场准入。中国债券先后被纳入彭博巴克莱、摩根大通和富时罗素等全球三大债券指数。

　　宣昌能介绍，到去年底，境外主体持有境内人民币资产余额为9.6万亿元，较2017年增长1.2倍。其中，股票和债券的规模分别为3.2万亿元和3.5万亿元。境外发行人累计在我国债券市场发行“熊猫债”6300亿元人民币。

　　“这些都反映了中国债券市场不断提升的国际影响力和吸引力，也反映出全球投资者对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金融市场持续扩大开放的信心。随着中国经济增长动能逐步恢复和金融市场进一步开放。我们相信，中国金融资产的投资属性和避险属性也会更加凸显。”宣昌能说。

　　此外，在ESG领域，中国也具备较多和较好的投资前景。宣昌能表示，自2020年向国际社会做出“30·60”目标承诺以来，中国不断完善绿色金融政策框架和激励机制，绿色金融市场迅速发展，国际合作空间比较广阔。

　　银保监会副主席曹宇：进一步提升中国金融业的制度型开放水平

　　银保监会副主席曹宇表示，近年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中国金融业始终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特别是2018年以来，金融领域先后推出50多条开放措施，其中，涉及银行业保险业的有34条，这34条开放措施的相关法规修订工作已经全部完成，开放政策在多个方面已落地见效。

　　具体而言，一是取消了银行和人身险公司外资股比限制，二是大幅减少了外资准入数量型门槛，三是丰富了外资机构类型，四是基本实现中外资银行保险机构业务范围一致。

　　“随着开放水平不断提升，在华外资银行保险机构数量和资产稳步增长。”曹宇表示，十年来，在华外资银行资产增长了58%，在华外资保险公司资产增长了552%。截至2022年末，外资银行在华共设立了41家外资法人银行、116家外国银行分行和135家代表处，营业性机构总数911家，外资银行总资产达3.76万亿元。境外保险机构在华共设立了68家外资保险机构和79家代表处，外资保险机构总资产达2.26万亿元。

　　关于稳步扩大银行业保险业制度型开放，曹宇表示，下一步，将重点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与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对标对表，进一步提升中国金融业的制度型开放水平。中国与14个国家签署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已于去年正式生效，该协定代表了目前中国金融领域开放承诺的最高水平，为扩大制度型开放打下了良好基础。接下来，将主动对照《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等高标准经贸协议规则，进一步提升开放水平。

　　二是推动监管规则与国际接轨，加强和完善现代金融监管。近年来，银保监会主动对接国际监管规则新标准，开展银行业保险业资本监管改革，提升金融体系的稳健性。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规则II已经发布实施，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正在公开征求意见。未来，还将在气候变化、绿色金融、数字经济等大家共同关心的领域进行积极的探索和尝试。

　　三是进一步优化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将在内外资一致的基础上，主动回应外资金融机构诉求，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依法保护金融机构合法权益，激活在华外资机构的发展动力，促进中外资银行保险机构共同发展。

　　责编：蒋烨欢   校对：孙洁华图编：尤霏霏

　　审读：朱建华   监制：张晓光   签发：潘林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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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海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