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周鉴读•第2期】长期危机：重塑全球经济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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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全球发展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增长下滑、通胀加速、不平等恶化、保护主义抬头、极端气候危机频发等各种挑战纷至沓来。世界似乎陷入了长期危机。”

由英国前首相戈登·布朗、诺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知名投资人穆罕默德·埃尔-埃里安等合著的《长期危机：重塑全球经济之路》认为，既有的经济增长模式、经济管理手段与全球合作秩序越来越无法适应快速技术革新和国际环境变化的趋势，导致了各种矛盾和冲突激化，直至当前糟糕的局面。

长期危机可以有长期对策，全球问题需要全球解决方案：以关注社会环境后果的增强式和包容性技术进步来促进增长；通过构建新的宏观经济理论、强化国际合作来改善经济管理；通过改革全球治理体系来构建世界新秩序。

“二战以后建立的原有世界秩序正在瓦解，不再适应新形势。完全基于效率最大化和比较优势构建的全球经济如今无法继续运转。”几位作者提到，像美国和中国这样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国家需要认真看待这些变化，并合作建设一套更为成熟的新版全球相互依存体系，尽可能保持开放和包容，并考虑技术服务于不同用途及国家安全的现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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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序

非常高兴本书与中国读者见面。《长期危机》一书面向全球读者，探讨经济冲击、金融紊乱、结构性变化和治理挑战等全球性问题。从一开始，我们的目标就是，针对如何适应复杂而快速变化的世界促进建设性讨论，而中国民众的参与则是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这些讨论和对话的迫切性与日俱增。

如果有人在一年前提出，俄乌冲突之外还会爆发一场地区性战争，例如眼下在中东地区的战争，以及它造成的城市损坏、人员伤亡、民众流离失所、生计被严重破坏，很少人会信以为真。如果有人提出，地缘政治冲击，例如红海的冲突，将导致全球海运费率重新飙升至新冠疫情高峰期的水平，多半也会遭到质疑。此外，人工智能引领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也正在挑战着我们集体想象力的极限。

本书出版不到一年，世界面貌已然改变。这些对太多人来说无法预知的新事件尽管影响重大，却没有从根本上动摇本书的观点，事实上还为本书提供了佐证。全球正在遭受频繁而激烈的冲击（不用说还有极端化的力量），这种长期危机的理念看来是立得住的。

随着以色列与哈马斯的冲突催生了中东乃至其他地区的更多暴力事件，危机正在相互碰撞。与此同时，我们听到了关于低增长世界的新说法，因为人们依旧担心通缩阴云不散、气候变化峰会未能推动防止生态灾难所需的投资，还有全球制度结构的陈旧落后日益凸显。过去每逢动荡时刻，全世界总是希望美国发挥稳定锚的作用，但今天的美国日益转向国内，与自身的恶魔和分裂做斗争，在最需要美国显示领导力的时候它却游离于外。2024年，全球近一半的国家将迎来选举，暴力极端主义和民族主义可能大行其道。

问题正在累积，这正是长期危机中的情形。我们很容易被战争、创新和经济冲击等日常新闻事件分散自己对长期趋势的关注，但之前十年积累的压力正在通过三个根本性变化释放出来。

首先，我们正在从单极世界走向多极世界，这将颠覆传统的地缘政治戏码。世界各国越来越多地利用资源、地理位置或者与中国和美国的外交结盟等谈判资本来对冲风险，维护自身利益。

其次，在经济管理方面，由于研究、执行、沟通或问责的不力，部分中央银行无意中从“消防员”变成了“纵火犯”，在如今抗击通胀的最后也是最危险的阶段可能带来破坏性影响。

再次，各国和全球的增长趋势在放缓，结构也在改变，因为供应链正在以很高的代价重新布局，以支持友岸外包、近岸外包和产业回流；与此同时，各种长期供给约束正在掣肘抗击通胀的斗争。

总的来说，随着我们从单极走向多极，从新自由主义走向新民族主义，从超级全球化走向分割化，一个新的全球格局已经形成。这些结构性变化冲击着一切事物：从低收入经济体面临的诸多困难，到中国围绕全球体系的传统核心修建基础设施的计划等。

二战以后建立的原有世界秩序正在瓦解，不再适应新形势。完全基于效率最大化和比较优势构建的全球经济如今无法继续运转。像美国和中国这样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国家需要认真看待这些变化，并合作建设一套更为成熟的新版全球相互依存体系，尽可能保持开放和包容，并考虑技术服务于不同用途及国家安全的现实情况。我们希望《长期危机》一书能为这一重要目标的建设性对话与讨论做出贡献。

不作为，即不对新的现实做出响应，可能导致长期危机的持续。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们或许会丧失解决气候危机乃至管控其影响的一切机会。增长将陷于停滞，经济形势将变得更不稳定，贫困人群将遭受最大的损失，我们拥有的任何全球秩序将退化为无秩序；政治矛盾将激化，排外民族主义将在零和博弈的世界中泛滥；包括现有多边组织在内的制度框架将步履蹒跚；破坏将延续数代人之久，而且影响难以逆转。

不过，把我们推到悬崖边上的这三种力量，也能够把我们再拉回来。灾难正在来临，机遇同样近在眼前。从经济管理的角度看，各国中央银行正在把自己的信誉押注于僵化过时的2% 的通胀目标，这有可能导致如下困境：虽然赢得控制通胀之战，却因为拖累经济而有失大局。如果我们的经济管理架构鼓励更多元化的声音，实现更强有力的问责，我们将更有希望在控制通胀的同时维持经济稳定，并为抵御未来冲击创造财务基础。

从全球秩序的角度看，新的世界格局尚在形成之中，在其固化之前，我们有能力在这个数十年一遇的时刻促进改变。从中国和美国对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深入改造，使它们不仅更具代表性，还能在提供救助和全球公共品（两个大国的共同目标）方面改进效率，到承认全球化带来开放但不够包容的经济，都表明二战之后的制度框架必须顺应当今世界的现实做出重新调整。

从经济增长的角度看，科学技术革命，尤其是当前的人工智能突破，以及绿色技术和生命科学的进步，有助于放松供给约束，并更清晰地界定“可持续”增长与投资的含义。这不仅意味着可以降低未来的成本，而且让增长助力所有类型的国家、企业和民众实现繁荣。然而，这样的未来要求各国政府看清楚面前的机遇，并能够为带来转型的变革投入资源。

人工智能尤其值得关注。在本书写作之时，生成式人工智能向世界发布不过数月光景。此后，人们对它产生的浓厚兴趣与日俱增。2022 年 11 月发布的 ChatGPT 在两个月时间里吸引了 1 亿多用户。而随着谷歌公司的 Gemini 和 OpenAI 的 Sora 的出现，人工智能的进步不断加速，新的应用程序（App）生态系统中无疑还将迎来更多成员。这些技术有实力和潜力改变受供应约束的全球缓慢增长的态势，但前提必须是负责任和明智地投入应用。任何产业部门或者科技领域，都很难不受人工智能的影响。

中国在人工智能数字转型领域是关键组成部分。中国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在许多方面已居于世界领先水平，他们将带头改善包容和可持续的增长，这些突破将服务于中国的利益。在全球经济中很多部分的增长已从需求侧约束转向供给侧约束的时候，中国在目前以及不久的将来仍属例外。由于众所周知的失衡问题（目前正在解决），中国的增长主要受总需求不足的制约。

从更长的时期看，经过几年的结构性调整，在价值巨大的人力资本以及技术、科学和商业的无形资产支持下，中国的增长可以充分恢复潜力。当然，在中国等待这一潜力爆发的时候，人工智能技术革命能够发挥有力的推动作用。

人们迫切需要解决方案。当开始撰写本书的时候，我们就有这样的直觉，并且在 2023 年底到世界各地参加《长期危机》新书发布活动的时候，该信念也得到了印证。我们回答的那些问题反映了长远眼光，其中有许多问题来自急切地想要参与应对的年轻人。听众和读者不满足于以牺牲明天来应付今天的权宜之策，他们极其渴望有细节和微调支持的宏大政治愿景，而非作为权宜之计的托词。总的来说，我们接触到的民众想要了解能够为子孙后代的持续改善做些什么。

这正是本书希望提供的内容。我们设想了一个更公正、更平等和环境更好且得到妥善管理的世界，并且与更基本的要素密切结合，包括共同的价值观、合作与信任的重建。建设那样的世界要求我们超越当前吸引眼球的诸多热点话题，并采取行动去影响那些冲击、塑造和改变世界的深层力量。

宏大梦想总会招致批评，但也会吸引人们翻开《长期危机》这样的书籍。质疑政治合作的可行性，大声反对经济改革，宣称我们的世界注定将重蹈覆辙；即便在愈发靠近无可挽回的生态临界点的时刻，我们依然怀疑人类实现基础广泛、可持续和包容性增长的能力；宣泄此类愤世嫉俗的情绪很容易，但帮助不大。事实上，我们始终奉行的是一条老调重弹的箴言：不能太乐观，但要抱有希望。

总之，我们相信是时候反思世界的运行方式并重新构想未来了。时间或许解决不了我们的问题，但可以寄望于国内和国际的现实行动。我们能够也必须从当前开始做起，也希望你加入这项共同事业。

以下内容为本书摘录，内容有删减：

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冲击

有些现实是我们必须接受并需要勇敢面对的。

第一，在二战后数十年的财富增长、让数十亿人摆脱贫困的时期过后，我们不再能保证经济的继续繁荣。如果路线没有改变，贫困现象有可能增加。增长放缓不仅会带来收入的不确定性，而且增长率下降与生活成本压力加大的结合会使政策响应变得更加为难。主权债务负担加重，劳动力供给收紧，全球化的性质发生改变，气候危机以及地缘政治关系紧张加剧，这些因素混杂起来，会以直接或潜在的方式拖累全球经济增长。

上述变化不只会影响发展中国家，还会波及更广泛、更富裕的世界。曾经处于追赶阶段、有大量人口跨入中产阶级行列的新兴经济体，如今面临被抛在后面的风险。试图登上经济发展阶梯、创造更多财富的全球最不发达国家，实现进步的难度比过去更大。脆弱经济体可能崩塌，最富裕的国家也会发现提高增长率变得异常艰难。

世界的北方国家与南方国家之间正出现一种新的差距。如今的主旋律变成了分化与分裂，而非趋同与合作。若没有新的增长模式和国民经济管理模式，增长速度会变得过慢，无力确保生活水平的改善和繁荣的持续，无力确保包容性和适应地球环境的现实。我们子孙们的处境将比他们的前辈更加糟糕。只有新的模式能够带来新的繁荣、更高的生产率、更好和更可持续的发展。

第二，在人力和金融的韧性均有所下降的时期，我们必须为迎接冲击做更充分的准备。冲击不再属于例外情形，而是正在变成常态，不仅更频繁，而且更剧烈。在过去十年的宽松货币时代过后，世界各国已消耗了大量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储备，造成了近些年来创纪录的通胀，并埋下了银行与金融不稳定的种子。

因此当下一次冲击到来时，我们的解决方案不能继续采用大水漫灌式的救助或发行货币。通过下调利率来提供救助的做法也可能带来反噬，加重通胀的压力。

韧性远不止于资金方面，我们切不可忘记人的韧性。无论作为个人还是社会集体，我们的韧性都正在经受考验。更炎热、更潮湿、更干旱的天气正在凸显气候问题的紧迫性，不仅表明我们的星球正走向生态临界点，也表明气候问题在冲击着人们的日常生活。这可能导致一个绝望的十年，让千百万人在恐惧和焦虑之中丧失希望。

我们固然拥有改变当前轨迹所需的资源和知识，但迄今为止采取的行动还太不完善、太缺乏合作、太犹豫不决。冲击将继续到来，这毫无疑问。我们应对冲击的能力则很不确定。今天的规划和准备是成功应对明天的扰动和灾难的唯一办法。

第三，在很大程度上由于我们面临的各类挑战，今天的世界有着多种可能性和多种均衡结果，一个糟糕的结果更有可能带来更加糟糕的结果。如果说过去的世界具有周期性和均值回归的特性，冲击的影响具有暂时性，那么今天已截然不同。在我们所处的多重均衡的世界，糟糕的情形之间相互反馈激化。洪水不仅会夺走人们的生命和房产，还会摧毁其谋生手段，加剧分配不平等，让巨灾保险更难以普及。疫情迫使经济活动中断，不仅造成工资减少和失业增加，还让大量年轻人无法获得良好的教育。这是一个毁灭版本的牛顿第三定律：每次冲击都会带来相应和放大的反作用力。

因此，我们需要增强在许多可能结果之间做横向思考的能力。我们不能只想着对付前方的火焰，还必须注意保护周边的树木。结合之前的第二点，就意味着要清理杂草，构筑韧性。如果不这样做，我们有可能失去对集体命运的掌控。无所作为则相当于给子孙后代购买一张彩票，指望他们能够在几十年后刮出幸运的数字，而成功的概率微乎其微。

第四，如果我们保持目前的路线，以邻为壑的政策将变得更加频繁、更具诱惑力，为救助自己而不惜伤害他国。我们目前的合作本就很不充分，没有认识到略微放弃点自主权能让自己获得丰厚回报。而在少数开展合作的场合，我们的合作行动也没有持续产生最大效应。

世界上大部分国家认为通胀是件坏事，但我们有没有尝试通过改善供应链管理来共同克服这个难题？世界上许多国家认为俄乌冲突是不应该的，但我们是否做了足够多努力去寻找解决办法？

全世界都希望终结疫情，只有当所有地方的所有人都接种疫苗，消灭病毒变种的传播途径后，这才能实现，然而疫苗并没有足够迅速地供应给最贫困人群。

离开合作，我们不仅会损失联合行动的收益，还将更深重地滑入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泛起的躁动世界。对各种维度安全的追求，包括国家安全、经济安全、能源和食品安全、人身安全，以及在全球疫情过后的卫生安全，都会被用作走向孤立的借口。我们面对的不是在独自向前与携手同行之间做虚假选择。我们可以也必须在自己珍惜的自主权与世界迫切需要的合作之间找到平衡点。

长期危机的解药：经济增长

全球生产率下滑，老年人口增加，劳动力总量缩水，国内不平等恶化，全球化的性质因为生产回迁发生改变，以及越来越多的全球冲击事件……所有这些显著变化都给增长造成了巨大阻力。

如果这就是故事的全貌，那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测前方将是漫长的供给约束型增长时期，生产率低迷，通胀持续。然而幸运之处在于，故事还有更多的内容。新的增长模式可以给增长带来新的目标：实现各个国家、企业和个人的繁荣。这种新增长模式必须考虑安全与可持续性的关系：从食品和能源安全到经济和健康安全等所有领域。确立包容、可持续和安全增长的目标意味着，我们采取的所有行动都必须是为了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与更为安全的世界。这固然知易行难，但我们除了尝试，别无选择。

利用技术实现涡轮增压式的增长率进步

从3纳米标准的半导体到人工智能支持的聊天软件，强大的新技术和新工具正在推动技术的飞跃。各种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可能促进生产率显著提升。事实上，它们已经在经济中的可贸易部门产生了显著效果：从智能手机等制造品，再到金融和咨询等可贸易服务业。

不过，促进生产率显著提升还要求把新技术推广到经济中的非贸易部门，该部门目前占据就业人数的80%与产出的三分之二，包括政府、教育、医疗、传统零售业和餐旅业等。利用技术进步来提升非贸易部门的生产率有望产生更大的收益。此外，技术推广还有助于给城市区域之外的偏远落后人群提供更多类型的服务，为包容性增长模式创造机会。

增强式技术进步，而非追求完全自动化

技术进步（尤其是人工智能）有可能达到一个临界点，使此前长期停滞的一些重要部门的生产率明显提升。然而采用数字工具不会也不应该导致教师被取代，而应该帮助他们提高效率。例如，利用视频会议来提供校外辅导，利用先进的程序来监测学习状况，找出学生的学习瓶颈。医院和看护中心采用监测设备，能够及早发现病人站立不稳、需要帮助的情况。零售业的先进软件则可以给存储和采购流程提供参考意见，减少可能导致打折处理的过量储备。在所有这些以及类似的情景中，技术都应该成为赋能而非替代的工具。从这个角度看，我们迫切需要的是增强式而非劳动节约型人工智能。

克服供给侧约束

我们今天身处供给约束型的世界，这种情形不太会很快得到改变。各国的中央银行、政策制定者乃至市场起初都把此类压力视为暂时性的，相信疫情导致的供给侧失衡和堵塞最终会消失，后疫情时代的需求暴涨会退潮。虽然运输成本和木材价格已经下降，但由于长期因素的影响，从全球化的碎裂到能源转型、人口老龄化、全球劳动力人口减少，整体状况并未完全恢复，没有实现向低通胀和充足流动性的均值回归。

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增加供给弹性，让厂商能灵活响应需求变化，同时减少增长面临的供给侧约束。提升各国国内的劳动参与率，并打开那些急于加入全球经济的被忽略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的市场，以增加全球劳动力供给，也能够有效改善供给侧约束。

长期危机的解药：经济管理

“给我任何一个单词，我都可以给你指出它的词根如何来自希腊语。”这是格斯·波托卡洛斯在电影《我盛大的希腊婚礼》中，手拿着清洁剂瓶子，给屏幕上的女儿所做的早期教育。如果让格斯来写本书这个章节，他或许会指出英语里的经济（economy）一词来自希腊语oikonomia，本意为“家政管理”。我们对地球村大家庭的账目管理，可以做得比目前好得多。

对经济管理的重新构想

在这些日子里，“经济管理”一词颇有些自相矛盾的意味。通胀居高不下，衰退阴影挥之不去，银行出现倒闭，居民家庭深受其苦，成功的管理到哪里去了？政策制定机构与中央银行家们需要用开放心态来对待新的思考视角，以缓解群体趋同思维的危险，并减少定性错误（如“暂时性”通胀的判断）的出现。

提升经济决策制定者的认知多样性，这不仅是重要的价值取向，也是可以改进政策效果的现实目标。必须加强合作与问责，不仅在各国政府内部，也包括在它们之间，以及促进更高效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的发展。为克服基础设施与创新面临的阻碍，设立更多的国内基础设施银行可能是一个积极的办法，将其作为对区域和多边国际组织的补充，用以刺激私人部门的活动，分散风险承担，分享专家经验。

此外，可以把国家经济委员会和财政部借款咨询顾问委员会等机构的模式作为广泛推广的架构设计，并给各国政府更好地开展合作提供“安全地带”。英格兰银行把独立外部人士纳入关键的政策制定委员会，这种模板值得他国借鉴。另外最明显的一点是，领导力需要得到改进。承认政策失误，把“我们错了”纳入经济学家的词汇表，这有助于恢复信心，让感受到政策冲击的人们重建信任。

关注人类与地球而不只是利润

经济政策总是在应对我们周围的现实挑战，而不太关注远方潜伏的隐患。在全球金融危机与新冠疫情之后，我们把资产负债表扩充到前所未有的规模，负债达到数万亿美元，流动资金充斥着全世界的金融体系。尽管我们针对面前的问题投入了如此多的资金（或恰恰是因为这一做法），伴随着单位现金的边际效应递减，不平等仍继续恶化。

是时候重建经济韧性了，以便让世界对日趋频繁和剧烈的外部冲击做更好的准备，之前的建议也提到了这点。我们必须在财政政策中纳入实现可持续性要付出的成本，目前知道的提升可持续性的价签为每年4 万亿美元以上。然而从GDP 预测到通胀预期，这一切还必须考虑到面对各种挑战如果无所作为会带来的成本，从愈演愈烈的气候灾难到全球债务成本激增等。无所作为带来的损失远高于采取行动付出的成本，这一现实必然会改变世界的支出方式。

长期危机的解药：改造全球秩序

没有人会认为，气候变化或战争是局限于个别国家内部的问题。金融传染会很快从一个经济体蔓延至下一个，某个银行部门的流动性危机可能造成全球市场的破坏。其他形式的传染，如新冠病毒，同样容易跨国传播，病菌会搭乘飞机、火车和汽车，迅速占领全球。我们处在一个相互联结、相互依存的世界之中，全球性问题需要全球性解决方案。

妥善管理的轻度全球化

全球化必须得到妥善管理，让我们在各国民众追求的自主权与他们需要的国际合作之间找到恰当的平衡。许多国家在感受到全球资金流动的脆弱性时，本能反应是奉行自给自足的策略以及把资金用于民族主义的目的。要想消除孤立狭隘，恢复开放，以追求贸易、增长、投资和繁荣的改善，我们就必须做出心态上的调整。

我们首先需要认识到：不再把自己理解为自给自足的本国经济孤岛，而是必须顺利运行的全球体系的组成部分，这样的视角意味着什么？

每个国家都有邻国和盟国，通常也是重要的贸易伙伴。但除此之外，我们同其他国家也保持着联系，尽管程度没有那么密切。所以，我们必须找到一条“我们联合他们”的前进道路，而不是“我们对抗他们”。我们并不需要破坏性、敌对性的民族主义，而是需要摆脱了狭隘民族视角的爱国主义，在热爱自己祖国的同时，又能接受多种身份认同。

国际组织的重生

全球化带来了开放经济，但不是包容性的经济。除非能够在开放的同时实现包容性，否则我们的全球化仍会走向失败。实现包容性愿景的最佳办法是立足于多极世界的现实，通过国际组织来发挥作用，对二战后形成的原有组织架构做彻底改造。

中国和美国可以带头在利益一致的领域开展合作，以防范走向“一个世界，两种制度”的未来。世界银行能够也应该拓展提供全球公共品的使命，这必然要求增加它的资本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必须把业务领域拓展到最后贷款人之外，并更好地承担起全球经济监控机构的极其关键的职责。这两个国际组织都必须摆脱把领导职位保留给特定国家代表的落后做法。二十国集团应该建立常设秘书处，以确保在主席国轮换的安排下改善工作的连续性。世界贸易组织与联合国安理会则应该减少西方领导下的俱乐部色彩，而变成真正的全球联盟。上述改革可以促进合作，减轻困扰最贫困国家的债务危机，鼓励为应对气候危机提出创造性的解决方案，并打通关键的人道主义援助。

融资创新

预算反映了我们的价值观，力图用全球公共品来解决全球公共问题（从气候变化到公共教育、公共卫生等等）的全球性支出目前极度短缺。在需要数万亿美元投入的地方，我们往往只争取到数十亿美元的承诺，真正及时投入的甚至不过数百万美元。我们的挑战和任务是找到用杠杆方式撬动公共资金的更好办法，例如创新性的国际融资机制，以及通过风险分层的合作关系动员私人部门的闲置资金等。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政策制定者就必须说服众多投资人：不仅要开发促进经济增长的创新，还要挤入资本，承担在多个领域（从清洁能源转型到全民教育普及）提供更多资金的责任。

面对长期危机的世界，最主要的解决方案就是全球合作，包括国内层面与国际层面的合作。要恢复增长活力、改善经济管理、避免气候灾难、减少不平等以及重塑全球秩序，合作是我们最为需要并且能够做到的。

我们正站在历史的转折点上。

我们在本书开篇请读者们想象，一个变化了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

想象一个由增长带来繁荣，并走向更加可持续的平衡发展的世界。

想象一个政策制定者不是疲于应付一个接一个的危机，而是能积极防止危机爆发，更好地管理未来，让更多群体而非极少数人获益的世界。

想象一个沿着加法和乘法而非减法与除法去构建的全球秩序。

想象这样的世界并不困难，实现它也完全有可能性。唯一阻拦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依靠自己的力量，我们完全可以摆脱当前的长期危机。

[英]戈登·布朗

[美]穆罕默德·埃尔-埃里安

[美] 迈克尔·斯宾塞 

[美]里德·利多 著

余江 傅雨樵 蒋琢 译

中信出版集团 2024年6月

内容简介

当前，全球发展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增长下滑、通胀加速、不平等恶化、保护主义抬头、极端气候危机频发等各种挑战纷至沓来。世界似乎陷入了长期危机。本书认为，是既有的经济增长模式、经济管理手段与全球合作秩序越来越无法适应快速技术革新和国际环境变化的趋势，导致了各种矛盾和冲突激化，直至当前糟糕的局面。

但是，这并不是注定的结局。世界的未来取决于现实的选择，长期危机可以有长期对策，全球问题需要全球解决方案。作者特别强调了三个方面：以关注社会环境后果的增强式和包容性技术进步来促进增长；通过构建新的宏观经济理论、强化国际合作来改善经济管理；通过改革全球治理体系来构建世界新秩序。

问题久拖不决只会使情况更糟，现在是时候采取行动了！

作者简介

戈登·布朗（Gordon Brown），曾任英国首相和英国财政大臣。目前，他以联合国全球教育特使的身份全面参与国际发展工作，努力为世界儿童提供高质量和包容性的教育，并担任世界卫生组织全球卫生筹资大使。他在2009年伦敦二十国集团峰会上发挥领导作用，动员全球领导人联手行动、力挽狂澜，从而阻止了第二次大萧条。

穆罕默德·埃尔-埃里安（Mohamed A. El-Erian），剑桥大学王后学院院长，宾夕法尼亚大学劳德研究所高级全球研究员、沃顿商学院Rene M. Kern实践教授。自2014年以来担任安联集团首席经济顾问。曾任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首席执行官和联席首席投资官，奥巴马全球发展委员会主席。曾任职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花旗集团、哈佛大学管理公司。著有《负利率时代》等。

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管理学Philip H. Knight荣休教授、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杰出客座研究员。曾任斯坦福商学院院长，哈佛大学文理学院院长。因在现代信息经济学领域的贡献于200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著有《下一次大趋同》、《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与转型》（合著）等。

里德·利多（Reid Lidow），获得剑桥大学皇后学院发展研究硕士学位，主修国际关系和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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