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我国就业压力之谜

作者｜陈浩  高宏「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

文章｜《中国金融》2020年第15期

近年来，我国经济正增长，但劳动力负增长，存在“就业压力”之谜。这主要是由于，经济发展方式由劳动投入转向资本积累、由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导致经济增长拉动就业的效果持续下降，同时劳动市场的变化也导致就业压力上升。未来较长一段时间，我国经济增长拉动就业的能力仍将持续下降。对此，我们应未雨绸缪，及早应对。

发展方式转变导致我国经济增长拉动就业效果下降。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的关系会发生变化。1962年，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提出，经济增长率与失业率两者的变化之间存在一种稳定的关系，这被称为“奥肯定律”。奥肯定律描述的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的关系不一定始终稳定地存在，原因是，奥肯定律是拇指规则，是经验总结；奥肯定律的成立是有条件的，比如相对完善和稳定的劳动市场制度和环境；劳动是众多经济增长来源中的一个，资本积累、技术进步等都可以推动增长。

我国经济增长拉动就业效果减弱。总体看，近年来我国就业弹性持续下降。2006～2010年，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为0.03，2016～2018年弹性下降为0.01。分结构看，主要是第一、第二产业就业弹性下降。第一产业就业弹性为负且持续扩大，农业从业人口绝对规模持续降低；第二产业就业弹性从2006～2010年的0.37下降至2016～2018年的-0.15，就业拉动能力大大减弱。而与此同时，第三产业就业弹性从0.25上升到0.55，拉动就业作用持续增强，但仍不足以弥补第一、第二产业的下降。

经济发展方式转换导致我国就业弹性下降。从劳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看，通常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表现为劳动雇佣数量增加；第二阶段是劳动力从生产效率低的部门向高的部门流动（丹尼森效应）；第三阶段是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推动增长（鲍莫尔效应）。改革开放以来的较长一段时期，我国主要处于第一阶段，单位GDP需要投入的劳动力数量较多，增长的就业弹性较高。随着老龄化加深并越过刘易斯拐点，我国逐渐进入第二、第三阶段，增长由劳动驱动转向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驱动，对劳动力要素的数量需求下降、质量要求上升，就业弹性下降。

一是劳动配置由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第一产业向生产率高的第二、第三产业加快转移，配置效率明显提升，导致经济增长对劳动的需求减少。2019年，我国第一产业就业占比为25.1%，较2010年大幅下降11.6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占27.5%，保持基本稳定；第三产业占47.4%，大幅上升12.8个百分点。同时，劳动力在部门内部的转移也提高了配置效率。二是产业结构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转变。主要是机器换人、人工智能发展迅速，资本替代劳动趋势明显，许多行业尤其是制造业对劳动投入的依赖减弱。2018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密度为140台/万人，比2011年增长13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测算表明，2014～2017年新增机器人替换了293万名工人，解释了约34%的制造业就业下降。相应地，2013～2018年，我国劳动密集型行业增加值占比由32%下降至30.4%，就业占比由34.1%下降至32.5%；而同期资本密集型行业增加值占比由28.8%变化至28.2%，基本保持平稳，就业占比由28.6%上升至30.3%。三是经济增长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近年来，技术进步在我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明显增强，技术密集型产业不断壮大。2010～2018年，技术密集型行业增加值占比由37.7%上升至41.4%，就业占比由34.6%上升至37.2%。同时，对2006～2018年33个工业行业的测算表明，我国工业整体技术偏倚度为0.157，81.8%的行业技术偏倚度大于零，表明我国主要是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企业吸纳就业能力弱于以往（大于零为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小于零为资本节约型）。

劳动市场变化导致就业压力加大。我国劳动力供给总体趋降，就业压力似不应上升，但劳动力供给、需求和市场结构的变化增加了就业压力。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劳动供给变动增加了就业压力。一是农村人口流向城市。以前我国农村是个蓄水池，老一代农民工在城里找不到活干就返乡了，其失业不反映在劳动统计中。而新一代农民工大多没有返乡的意愿，即使找不到工作，也愿意留在城里，这提高了城镇调查失业率。二是小镇青年流向大城市。青年人工作生活期望高，更加偏好在东部、大城市就业，不愿去中西部、小城市，导致大中城市就业压力上升。同时，这一代青年人受家庭、社会关注度高，更擅长借助互联网等多渠道表达自身感受，也导致其就业压力被放大。三是老人和妇女劳动参与率上升。老年人劳动参与意愿上升，更多女性从家庭妇女转为有工作，这在补充劳动供给的同时，也增加了青年人的失业。人社部数据显示，2018年，55～59岁、60～64岁城镇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分别为45.2和44.1小时，比2015年分别增加1.3和1.7小时。

劳动需求变动加大了人们的失业感受。一是劳动需求持续放缓。我国面临三期叠加，国际环境日趋复杂，经济增速持续下降，这减弱了劳动力需求，增加了周期性失业。同时，企业对劳动力价格上升反应迅速，以技术和机器替代劳动进程加快，导致劳动力需求下降快于劳动力供给减少，也增加了失业。二是劳动需求变化加快。受经济结构变动加剧、市场需求转换加快、技术创新层出不穷影响，我国劳动力需求在地区间、行业间的转移大量增多，劳动力找工作的频率、难度和时间增加，摩擦性失业增多。三是部分企业和行业劳动需求减少更快。首先，小微和民营企业需求减弱。相对大型、国有企业，小微、民营企业吸纳就业更多，但发展更慢。2018年，小型、民营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占全部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比重分别为33.5%和27.1%，比2015年下降3.9和5.1个百分点，而大型、国有控股工业企业上升5.8和5.4个百分点。其次，民间投资拉动增长和就业力度减弱。我国政府投资力度继续加大，但由于其集中于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这些多属资本密集领域，因此就业增加有限。而拉动就业较多的民间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持续下降，2019年为56.4%，比2015年低7.8个百分点。四是灵活就业规模扩大导致失业高估。我国数字经济、小店经济发展迅猛，灵活就业、非正规就业增长加快。但由于其小型、分散、流动性强的经营特点，很多从业者难以统计。据《中国共享经济发展年度报告（2019）》测算，2018年共享平台的服务提供者约7500万，但绝大多数无法列入当前我国统计的“就业人员”。

劳动市场结构变动导致失业增加。一是劳动保护力度加强。我国《劳动法》实施力度加大，客观上降低了劳动力市场的弹性；失业保障增强，减弱了人们找工作的积极性；各地普遍实施最低工资，制造了工资刚性，增加了不熟练工人、青年人的结构性失业。二是劳动市场不完善。比如，劳动市场信息不完全的现象增多。主要是灰色、黑色中介增多，运行不规范抬头，违规、欺诈增加。一些劳务派遣公司两头吃，通过裹挟中小企业在旺季的临时用工需求，大幅提高工人工资高达20%～50%，导致劳动供求匹配效率下降。再如，劳动培训不足。许多电子厂工人工作内容单一，技能培训缺乏，导致在遇到外部冲击失业时，找工作难度更大、时间更长。

未来经济增长拉动就业的能力仍将继续下降。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将继续下降。世界人口变化规律表明，一国人口规模随出生率和死亡率此消彼长，通常需要经历“低增长—加速增长—增长减缓—低速增长”四个阶段。目前我国仍处于由第Ⅲ向第Ⅳ阶段过渡的时期，即出生率将继续下滑，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继续减少，劳动力价格更加昂贵。这将继续推动我国以资本代替劳动、以技术进步代替要素投入，并使增长拉动就业的能力进一步下降。

以资本代替劳动仍然是未来较长时期增长的方向。我国仍处于工业化后期，资本报酬递减没有到尽头，机器换人在东部仍有空间，在中西部还远远不够。我国目前人均GDP约1万美元，从国际经验看，随着未来收入进一步提高，第二产业的劳动力占比和就业弹性将继续下降。

以创新驱动代替要素驱动是经济发展的趋势。我国技术创新的路才刚刚开始，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仍处于较低水平。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验看，人均资本增加只能解释其增长的10%，而90%来源于科技进步。以创新驱动代替要素驱动，不仅是我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也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

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拉动就业能力普遍趋降。从发达国家经验看，随着工业化进程和经济发展，就业弹性普遍趋降。尤其是日本、韩国等雇佣制度稳定的国家，就业弹性稳步下降：日本战后就业弹性从1955～1960年的0.52降至2015～2018年的-0.35，韩国从1.1降至0.03。

长期看，我国面临的不是就业压力，而是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数量减少、价格上升和经济停滞。对此，我们要防患于未然。

一是充分认识人口对经济增长的决定性作用。中国一定要深刻吸取发达国家的教训，及早认识老龄化的巨大危害，要认识到人力资本和科技进步远不足以弥补人口的下降，要认识到老龄化虽然是慢变量但有加速发展、难以挽回的特点，要认识到创新的源泉只能来自于青年人，要认识到多生孩子的关键是为女性创造良好的生育环境，要尽快全面取消生育限制。

二是要将经济增长由报酬递减的领域转移到报酬递增的领域。传统的增长理论大多认为要素（资本）报酬递减，因此有所谓增长趋同，但近期的内生增长理论则认为报酬递增的现象愈发普遍。报酬递增意味着产出增加要多于投入增加，这是美国等持续增长的秘诀，也是我国在人口老龄化、资源环境压力日益增大背景下的应对之道。

报酬递增的领域包括两项。一是技术进步。要依靠科技进步，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要加强教育，尤其是理工科教育；要控制房价，让青年人买得起房，因为他们才是创新的源泉；要完善兜底保障，让人经得起失败，消除人们创新创业的后顾之忧。二是国际贸易。因为出口增加了一国生产者的总量市场，容许更大的专业化和分工，容许更大规模的知识流动，有利于规模经济。■

（本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供职单位意见）

(责任编辑　许小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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