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遥：推动“一带一路”ESG投资主流化发展|ESG_新浪财经

　　ESG投资理念并非仅仅是社会责任的体现，ESG投资也并非要摒弃投资的经济效益。践行ESG投资理念，短期能够助力“一带一路”投资者更好地协调与当地关系，长期是对“一带一路”沿线进行绿色投资的有力保障。

　　作者 | 王遥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院长、教授

　　来源 | 《当代金融家》杂志2019年第7期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实施，为全球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投资者在面对“一带一路”建设带来大量项目投资机会的同时，也要面对来自“一带一路”沿线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政治风险、监管风险、法律法规风险以及项目建设风险等；在倡导长期、可持续发展的今天，“一带一路”建设还面临越来越不能忽视的环境和社会风险。

　　践行ESG理念共建“一带一路”

　　绿色、低碳、可持续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内在要求，绿色发展理念贯穿于“一带一路”投融资过程中。其高度关注东道国环境和社会因素的发展理念，与ESG投资充分考虑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nvironment，Society and Governance）三大核心要素的投资理念不谋而合。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各利益相关方践行ESG投资理念，可以有效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高质量发展提供保障。

　　首先，有利于“一带一路”沿线的环境和资源可持续。

　　ESG投资理念倡导首先将“环境”因素纳入投资决策之中。“一带一路”沿线的陆地区域主要包括广大中亚地区和东南亚各国。中亚区域多沙漠、荒漠，绿色植被非常少，严重缺乏水资源，环境承载力非常脆弱；而东南亚地区的生态压力也很大，无节制的商业开发、工业化使热带雨林面积快速缩小，污染日益加剧。以上背景使得绿色经济成为各国的重要发展理念。如“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西亚、北非、东南亚国家联盟和南亚的斯里兰卡等国，由于沿岸工厂大量向海洋排污，海洋资源受到严重损害，生态环境异常脆弱，践行ESG投资理念，在投资过程中关注东道国的环境和气候影响，无疑有利于沿线的环境和资源可持续，促进沿线的可持续发展。

　　其次，有利于“一带一路”沿线的社会可持续。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社会文化习俗等差异很大，从宏观指导激励政策到语言沟通禁忌等，都将对投资形成影响。比如，中亚国家安全形势总体可控，但不能排除个别国家发生骚乱的可能性；东南亚各国的政治文化制度不尽相同，民主程度参差不齐，大陆法系和普通法系共存；西亚地区尽管在文化方面呈现融合和多元特点，但民族渊源复杂、宗教氛围浓厚，各国政策时有变化，地方差异较大。这些对“走出去”企业的投资方向、投资预测、用工管理等都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最后，有利于“一带一路”沿线的经济可持续。

　　ESG投资理念并非仅仅是社会责任的体现，ESG投资也并非要摒弃投资的经济效益。ESG投资理念的重点在于，将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要素纳入传统企业信用评价体系中，并在定价过程中充分考量相关风险，构建更全面的投资指导原则和管理路径，形成可持续的投资状态。ESG投资理念短期能够助力投资者更好地协调与当地关系，长期是对“一带一路”沿线进行绿色投资的有力保障。

　　“一带一路”ESG投资的主要障碍

　　一是形成ESG发展共识的基础薄弱。

　　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各国国内经济和产业结构相继调整的影响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中，有的已从粗放型、低密度的经济发展模式向集约化、绿色化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型，有的却大幅滞后于“一带一路”沿线的平均经济发展阶段，使得ESG投资理念在“一带一路”沿线难以形成共识。

　　二是各方支持ESG投资政策的基础参差不齐。

　　由于发展阶段、经济结构、法律体系、监管体系等各方面的差异，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各国鼓励ESG投资的政策基础也不尽相同。比如，意大利、卢森堡、瑞士等欧盟国家的ESG投资理念起步较早，应对气候变化、实施环境保护的意识十分强烈，相关法律法规相对成熟，信息披露要求较高。如欧盟“推进企业责任的欧洲环境”绿皮书对企业在环境、社会和经济三方面都提出明确的行动要求，使得欧洲投资者在共建“一带一路”时具有较强的ESG意识。再如，我国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主力，迄今未出台鼓励进行“一带一路”ESG投资的官方文件。至于“一带一路”沿线的众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很多甚至还没有ESG投资的政策框架和操作指南， ESG发展理念仍待推动起步。

　　三是缺乏ESG投资的投资者教育，投资者较少能够具备对环境和社会风险的辨识能力。

　　一方面，现阶段缺乏对ESG投资的广泛宣传普及，投资者很少面对ESG投资案例的教育和引导，多数投资者未真正理解ESG投资的正向意义，将社会责任视为付出成本，视其为传统投资策略的对立面。另一方面，现阶段ESG投资方法学的欠缺使得投资者对环境和社会风险的辨识能力不足，既不知道如何获取“一带一路”投资中的ESG信息，也难以对ESG数据进行有效解读和使用，从而阻碍了ESG投资的有效开展。

　　四是缺乏ESG投资的标准规范和分析工具，难以对环境和社会风险进行合理有效定价。

　　“一带一路”建设涉及大量投资项目，特别是基础设施投资项目。要在项目的建设和运营阶段将ESG因素纳入其中，当前至少面临两个难点：第一个难点是缺乏标准规范。目前“一带一路”沿线并没有就绿色基础设施的认证评估标准达成统一的行业规范。由于缺乏行业基准，投资者难以衡量项目的服务表现与投资潜力。第二个难点是缺乏分析工具。一方面，多数投资者对项目潜存的环境和社会风险缺乏辨识能力，导致在投资“一带一路”项目过程中，仅关注了经济效益而忽略了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另一方面，现阶段缺乏对相关风险进行判断的分析工具，使得很难在定价中将环境和社会相关的风险收益纳入。

　　实现ESG投资主流化发展的政策建议

　　其一，因地制宜推进ESG投资主流化。

　　在ESG投资起步较早、ESG相关的信息披露和法律法规建设较为成熟的国家和地区，投资者要注重提高自身ESG水平，遵循当地法律法规，避免因环境和社会因素引发风险。与这类国家和地区的投资者在“一带一路”沿线其他国家展开合作时，主动学习其先进经验，共同推进东道国的ESG投资主流化进程。

　　在ESG投资处于起步阶段、相关制度正在建立完善的国家和地区，投资者要循序渐进，充分发挥多边金融机构的影响力，通过提高项目的ESG要求，开展ESG投资教育，帮助东道国提高ESG投资意识，提高ESG信息披露程度，推动ESG投资理念的普适进程。

　　在仍处于粗放型经济发展阶段、尚未认识到可持续发展重要性的国家和地区，投资者要在尊重东道国文化的前提下，对东道国政府及相关部门普及ESG知识，推动建立相关规章制度和信息披露要求，并在投资过程中自觉承担社会责任，提高安全生产意识，帮助这些国家和地区减少环境污染，推动当地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

　　其二，推动多边金融机构进行ESG知识分享。

　　推动“一带一路”ESG投资主流化，既要加强对ESG投资经验的交流和分享，也要加强各标准体系和规则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如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亚洲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银行等多边金融机构与多边主权政府及国际社会均建设有良好关系，具有无可比拟的声誉，是各类开发性金融、商业性金融、机构投资者等社会资本可信的合作伙伴，同时是项目技术和服务标准的制定者。多边金融机构在ESG领域行之有效的投资经验可广泛应用于“一带一路”沿线。可推动多边金融机构推动开发和共享与ESG相关的知识工具，通过项目合作，使国内金融机构和企业了解“一带一路”投资涉及的环境和社会风险，掌握环境风险量化分析方法，从而将ESG因素纳入投资决策。

　　其三，加强国内ESG投资能力建设。

　　中国是共建“一带一路”的主要力量。在政策和监管层面，包括商务部、国家发改委、国资委、财政部、银保监会、证监会等各级监管部门在内，应合力推动“一带一路”绿色投资规范，约束“一带一路”投资行为；建立“一带一路”投资数据库，将环境和社会风险的计量、绿色投资效益的统计等信息纳入数据库。在投融资市场层面，推动投资者加强对ESG的认知，提高对环境和社会风险的辨识能力，企业应及时披露ESG相关信息，定期发布ESG报告，逐步建立ESG的“中国标准”。在研究层面，加强各科研机构对环境和社会风险测算、环境压力测试、环境效益评估的方法学，通过能力建设推动投资者将ESG纳入投资考量。在宣传层面，积极利用各宣传渠道，提高公众对ESG投资的认识。

　　其四，鼓励更多机构加入《“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

　　2018年11月，中英绿色金融工作组在伦敦举行的第三次工作组会议上，共同发布了由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和伦敦金融城起草的《“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明确提到投资者要“充分了解ESG风险”，要“把环境、社会和治理（ESG）因素纳入机构的决策过程，开展深度环境和社会尽职调查，必要时，在第三方机构的支持下制定风险防范与管理方案”。2019年4月25日，包括中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三大政策性银行在内的全球27家金融机构共同签署了该原则。绿色投资原则的签署，标志着“一带一路”投融资的绿色化进程迈出了新的一步。未来应鼓励全球更多机构加入该原则，扩大其影响力，形成“一带一路”绿色投资联盟，推动共建“一带一路”ESG投资主流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