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伟民最新演讲：以改革为动力，推动经济整体好转|杨伟民_新浪财经

　　转自：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在9月22日举行的第五届外滩金融峰会全体大会“赋能实体经济与共建科创金融”上，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学术顾问，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伟民以《以改革为动力，推动经济整体好转》为题发表演讲。

　　杨伟民强调，当前形势下，既要加大政策力度，也会加大改革力度。他提出四方面改革方向：

　　第一，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一改革主线，深化市场化改革。

　　第二，推动经济发展的法治化。企业和消费者两大微观主体要依法经营、依法消费；政府行为也要依法，包括经济治理、宏观调控、产业政策、市场监管等，都要恪守契约，防止突然转向。

　　第三，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相关的两大制度改革：一是住房制度改革，二是身份证制度改革。此举对稳定当前经济具有十分现实的意义，也是我国实现现代化不可回避的重大课题。

　　第四，围绕完善经济治理深化改革。这是一项很大的课题，需注意三方面原则：一是经济治理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为首要任务；二是经济治理要坚持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三是经济治理要把握多目标的平衡，比如发展与监管的平衡。

　　* 以下为杨伟民在第五届外滩金融峰会上的主题演讲全文。

2023年9月22日，杨伟民在第五届外滩金融峰会上发表主题演讲

　　以改革为动力，推动经济整体好转

　　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非常荣幸参加外滩金融峰会。

　　当前，中国经济正在逐步恢复，总体向好。4月28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当前我国经济运行好转主要是恢复性的，内生动力还不强”；7月24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也指出，“我国经济运行面临新的困难挑战”。这种形势下，如何增强动力，包括赋能实体经济，如何克服新的困难和挑战？

　　当前形势下，既要加大政策力度，也会加大改革力度。下面，我以《以改革为动力，推动经济整体好转》为题，讲讲个人意见，主要是四个方面的改革。

　　第一，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一改革主线，深化市场化改革。

　　我们要通过强化市场化的改革，让企业和消费者这两大市场经济的微观主体确信，我们的基本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消费什么、消费多少，是企业和消费者自主决定的。要让他们相信、确信，实行市场经济制度，就必然会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发展壮大民营经济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应有之意。

　　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具体任务有很多，比如说要素市场化、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等，这些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性制度，这些都在抓紧推动。针对当前的经济形势，各地区、各部门应该认真检查评估本地区、本部门最近出台的一些政策，包括在疫情期间出台的政策，哪些不符合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哪些干预或限制了企业的生产经营，干预或限制了消费者的自主消费，其中做得不对的，应该改正，改正了其实就是改革。

　　第二，推动经济发展的法治化。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也是法治经济。保护产权、维护契约、平等交换、公平竞争、自主经营、自主消费、要素自由流动等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基本规则，这些都需要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之上。

　　应该说，相对市场经济的改革，我们的法治化建设还相对滞后。2013年，中央部署全面深化改革后，第二年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就部署了依法治国。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总结了党的十八大以来的10年做好经济工作的重要经验，其中之一就是坚持推动经济发展在法治轨道上运行，这是非常重要的。

　　法治化，一方面企业和消费者两大微观主体要依法经营、依法消费；另一方面，政府的行为也要依法，包括经济治理、宏观调控、产业政策、市场监管等，都要依法，都要恪守契约，防止突然转向。

　　法治化，要求我们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调整政策和推动改革，都要把握好时机、力度、效果。当前法律法规还有很多不健全的地方，都要抓紧完善，法律法规出台之前，可以暂时用文件替代，但我相信不会长久以文件代法。

　　第三，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相关的两大制度改革。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关系着我们的发展是不是以人民为中心，关系到居民消费的增加、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城乡二元结构的破除，以及农业的现代化、乡村振兴等等。

　　2015年中央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中任务之一是，“按照加快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和深化住房制度改革的要求，通过加快农民工市民化，扩大有效需求，打通供需通道，消化库存，稳定房地产市场。”这是2015年就提出的，实际上并没有做到。“去库存”的途径是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对稳定当前经济具有十分现实的意义，也是我国实现现代化不可回避的重大课题。现在我国城镇人口9.2亿，但是其中有3亿是非户籍人口，按农民工统计是2.9亿。这3亿人，作为整体是“回不去”的，回不去了，就要有相应的制度安排。

　　为此，要推动两大改革：

　　一是住房制度的改革。党的十九大提出“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十九届四中、六中全会，包括二十大，仍然强调要建立这样一种新的住房制度。我们所说的房地产新模式，也是建立在新的住房制度基础之上的。新的住房制度，既要面向城镇户籍人口，也要面向非户籍人口。这同过去的住房制度不一样，过去的住房制度主要面向城镇户籍人口。为此还要同步研究和推动下一个改革。

　　二是身份证制度改革。多年时间证明，放开户籍限制难以根本解决农业转移人口融入城市或者是市民化问题。农村户籍同他们在农村的集体所有制挂钩，放弃了农民居民户籍，等于放弃了承包地、宅基地、集体经济的产权等。所以，可以研究用身份证制度改革，解决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问题。

　　也就是说，身份证按照常住地的地址登记，不再按照户口所在地的住址登记，并据此划分城镇人口和乡村人口。登记的住址可以是产权房也可以是租赁房，常住的住址变更后，可以随时换发新的身份证。离开城市常住地回到农村的，再换回农村住址的身份证。

　　这样，长期在城市务工经商的农业转移人口就可以享有就业地的公共服务和权利、义务，包括享受保障房、廉租房等，也就会相应增加符合他们收入的消费。

　　第四，围绕完善经济治理深化改革。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完善宏观经济治理。接下来党的二十大提出健全宏观经济制度。2019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在多重目标中寻求动态平衡”。2021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调整政策和推动改革要把握好时度效”。2022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坚持实事求是、尊重规律、系统观念、底线思维，把实践作为检验各项政策和工作成效的标准。”前面列举的三句话，都是中央强调完善经济治理，强调经济治理要讲究方式方法。

　　中央为何如此重视经济治理问题？

　　一方面是因为我国经济问题，包括现在经济面临的新问题和新挑战，仅靠宏观调控、仅靠财政、货币政策加大力度是不能完全解决的。

　　另外一方面，近年来经济治理之中确实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或者偏差，比如某些领域治理存在着单打一、一刀切、单一目标绝对化、极致化、急躁冒进、顾此失彼、层层加码、合成谬误，以及长期目标短期化、系统目标碎片化、持久战打成突击战等。也就是说，我们在经济治理当中确实存在一些问题。

　　完善经济治理是很大的课题，这里我非常简单地讲几点原则、方向：

　　第一，经济治理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为首要任务，不应该偏离这一大方向。

　　第二，经济治理要坚持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经过45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已经建立起了市场经济体制，现在的市场机制是能够解决很多问题、能够达成多重目标的。因此，不应重视一个目标或工作，就设立一套行政性的指标来层层分解，不能把单一目标绝对化。

　　第三，经济治理要把握多目标的平衡，比如发展与监管的平衡。我们既要抓监管，同时也要促发展，不能够抓监管的手很硬、促发展的手软下去。各地区、各部门制定政策都要瞻前顾后，既要履行本地区、本部门的职责，更要顾及对全局的影响。要把握好长期与短期，长期目标我们需要持续做，久久为功，不能都打成攻坚战。要分清抓落实与责任制，要看到，并不是所有的工作都能够层层分解、压给基层，都能责任到人，都能精准问责到人。

　　以上四个改革，并不是改革的全部。但我相信，这四项改革，对当前经济有利，对长远发展有益。在改革推动下，相信中国经济一定会整体好转，长期向好。

　　2023年9月22-24日，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与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CCIEE）联合主办的第五届外滩金融峰会“迈向新征程的中国与世界：复苏与挑战”在上海市黄浦区召开。

　　峰会持续聚焦绿色发展、国际金融、资产管理、金融科技四大主题，坚持“国际化”、“专业化”定位，为上海建成具有全球重要影响力的国际金融中心，为中国作为建设性力量参与国际治理，为国际社会消弭分歧、增进互信、凝聚共识，贡献价值与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