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国金融史：中国金融家刘明康_新浪财经

　　原标题：中国银行家刘明康

　　来源：英大金融杂志

　　刘明康，1946年8月28日出生于上海，福建福州人，1988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65年9月参加工作。英国伦敦城市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名誉博士，高级经济师、研究员，香港银行学会资深会士，香港城市大学商学院等多所高校兼职教授，复旦大学国际金融中心名誉主任，2003~2011年任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党委书记。

　　在百年中国金融史中，“中国银行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群体，他们身上有“使命”与“担当”，更有“风骨”与“柔情”。他们是近代中国银行业的缩影，在其诞生之初就奠定了制度、胆识、信任和精神。百年岁月中，他们不畏历史沉浮，照亮今天。而作为中国现代银行家的代表，中国银监会首任主席刘明康，推动并见证了中国银行业脱胎换骨式的巨变，他与中国银行业命运起伏的故事又是怎样的呢？

　　起步百年中行

　　中国银行诞生于1912年，前身是大清银行，它跨越了两个世纪，经历了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改革开放。100年前，中国银行就开启了国际化的尝试，到1929年，时任中国银行总经理的张嘉璈，在西方经济大萧条时开设了中国银行伦敦分行，叫“伦敦经理处”。直到今天，中国银行的网络已遍及世界各地，拥有超过600家境外分支机构。中国银行百年史，可以说是我国近代、现代金融史的一个生动写照。

　　刘明康正是从“百年中行”起步，二者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40年前，也许谁都没有想到，一名刚刚进入中国银行南京分行工作的普通年轻人，后来竟会成为中行的掌舵人。时值1979年，在这里，刘明康正式开始了自己的金融生涯。

　　1984年，刘明康以过硬的外语和银行业务水平，通过层层考试被选拔到中国银行伦敦分行工作。作为国际知名的金融中心，伦敦给年轻的刘明康营造了一个施展才华的绝佳环境。1984年7月至1987年4月，他先后担任中行伦敦分行贸易清算部副经理、业务发展部经理。期间，刘明康还于1987年从英国伦敦城市大学毕业，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在国际金融博物馆，陈列着一份由刘明康提供的贷款合同复印件，并对此作了书面说明，取名为“这不是贷款”。“这记录着中国银行第一笔涉外贷款的重大事件。”刘明康回忆道。正是他在中国银行伦敦分行工作的时候，接到总行传达的信息，中国政府要利用外资加快当时的“四个现代化”建设。但中国在过去几十年一直以“既无外债也无内债”为荣，现在怎么能到外国借钱呢？

　　“我们要不要钱呢？要，但是又不能借钱，可见问题之难。但自下而上的市场力量是巨大的，我们立即邀请当时的米兰银行等方面一起讨论，很快就商量出了一个办法，把借款变成存款，也就是让英国银团把5亿英镑存入中国银行5年。但这个借款合同由于不能当作外债，所以不能叫借款合同，中国银行只是作为一个窗口银行存放，这在国际上是非常成熟的模式。”

　　“但是在实际沟通过程中，米兰银行也遇到了麻烦，英格兰银行接到相关报告后，就表示哪家银行敢借钱给中国，它马上惩罚谁。因为在清朝末期，盛宣怀作为交通运输部长签署了债券，有好几条铁路是用国际上发行的英镑债券进行建设的，但是到了民国时期没有偿付。因此英格兰银行就拿这个来说事，第一代还有人活着，所以债券都在手上，旧债不还怎么又发新债？米兰银行当然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刘明康介绍道，此刻中国早已下定了决心。“这件事是一个历史上的坎，我们的大使馆、外交部和中国银行都做了大量的工作，让英格兰银行认识到时代的变迁，历史的巨浪绝对是阻挡不了的，而且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崭新的、改革开放的中国。‘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惯性思维我们来攻破，英格兰银行的劝说工作由米兰银行来做，最后他们成功地说服了英格兰银行。”

　　“中国正在崛起，中国的改革开放史无前例，是否愿意纠缠历史上的一些恩恩怨怨，并因此丢掉10亿多人口的大国崛起的机会？最后没过多久，我们政府也与时俱进，不再提‘既无内债又无外债’，认可贷款合同就是贷款合同，无需改头换面为存款协议。这个贷款的合同直到今天都具有标杆性的效应。我们的改革开放，在全球奏响了一个最高音。”刘明康自豪地说。

　　刘明康在伦敦工作期间，受总行指派，还深度参与了总行组织的大型项目出口信贷融资谈判工作，那就是我国第一座大型核电站——大亚湾核电站的融资。经过大量的艰苦工作，这个电站实现了在出口信贷项目融资方面十几项条件的历史性突破，为我国核电事业的发展节约了大量资金，并首次在这个先行项目的适用法上，创造性地使用了英国法。

　　从伦敦回来后，刘明康于1987年5月至1988年9月任中行南京分行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1988年10月，刘明康调往福建，先后担任中行福州分行（中行福建省分行前身）副行长、福建省分行副行长及行长。

　　处于改革开放前沿的福建省希望能配备一个熟悉金融、精通外语的领导干部，此时，任中行福建省分行行长的刘明康进入了有关领导的视野。1993年1月，刘明康离开工作了14年的中行，走马上任福建省副省长，主管经济金融以及基础设施建设工作。8月，刘明康又兼任福建省政府秘书长。

　　1994年3月，国家开发银行组建，刘明康从福建调往北京，任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党组成员。国家开发银行属于新成立的政策性银行，没有运作经验可以参照，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刘明康当时为政策性银行的运作做了很多探索性的工作，比如在大亚湾核电站之后，由国家开发银行出面，在刘明康同志的亲自指挥下，完成了总额40亿美元的岭澳核电站和秦山核电站以及三峡水电站的项目融资谈判工作，为国家节约了大量的建设成本。1998年4月，刘明康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党委副书记兼货币政策委员会副主席，成为一名金融监管者。

　　操盘中银上市

　　1999年7月，刘明康出任光大集团董事长、党组书记。在鼎力相助光大集团稳定发展之后，2000年2月，他再度回到中国银行，被任命为中国银行董事长、行长，集多个要职于一身的刘明康承担起更加重要的历史使命：以香港为试验场，以中银重组为起点，开启中国银行业市场化改革的崭新一页，即从2000年下半年开始，正式启动中国银行在港多家子分行的全面重组。

　　“我们在香港的这十几家银行很有趣，因为中国银行的历史很长，在贝聿铭、张嘉璈那个年代，有一些小股东现在都找不到了，在全世界各地，对这些小股东都要有一种敬畏的心理，他曾经是我的股东，只是人找不到了，但是他的股权还是在的。因此在做这么大一个重组和上市案的时候，这件事情必须请最高人民法院来帮我们做一个公告。”

　　200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首次用公告的形式通知了所有海内外的债权债务人，这一做法是改革开放以来首次。刘明康明白，在香港这个完全市场化的金融中心，中银重组没有退路，中行必须摆脱以往财政部出纳的附属角色，真正独立地走向市场，再也不可能回到核销坏账的老路，中银重组必须做到清晰产权、增强市场竞争力，此役成败，关系到后续重构银行股权、完善公司治理、上市能否顺利推进，更关乎中国银行业在香港自上而下的改革初始试验能否成功。

　　重组涉及1万亿港币的资产，几乎占到了中银集团资产的一半，也是交通银行当时总资产的近两倍，理清14家机构的债权、债务和客户关系，是非常纷繁复杂的工作。2001年10月，经过一年零10个月的准备，通过香港立法的形式，10家香港中银集团子分机构所有的客户关系、资产和负债一同并入了宝生银行，宝生银行随即更名为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

　　新生的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拥有13000多名员工、358个营业网点，七千多亿港元资产，轻松超越了恒生银行和渣打银行的香港地区资产额，网点数量也超越了汇丰银行。中资银行的员工从此在香港扬眉吐气，中银香港采取国际会计标准处理账目，日后与汇丰、渣打并列为香港三大发钞行之一。

　　“走向市场的中银香港，今后再出现问题，钱不够了，不能再躺在政府身上，需要剥离坏账，不能找财政部，而是要自己想办法，面向市场找钱，通过发债、发股、增资扩股的方式说服投资者，接受市场的考验。”刘明康把中银香港上市看作背水一战。

　　在刘明康看来，无数次的金融危机证明，如果缺乏有效机制，全世界的银行业从业人员都容易犯错误，容易记忆力变差，所以一定要有好的董事会和管理层来解决更加深层次的人员的问题，建立良好的公司信用文化，实实在在地完成公司治理的突破。

　　2002年7月7日，刘明康在香港宣布中银香港即将公开招股，当时正值美国科技股泡沫破灭，全球金融形势异常严峻。刘明康坦然地说：“面对投资者，我们的心态和角色要彻底转变，上市之后，投资者是股东，是我们的老板，他们的买卖行为决定我们的市场价值。”中银香港管理层们分兵两路，昼夜兼行，11天的路演跑了11个国家，拜访了552家机构投资者。

　　7月15日，中银香港在香港招股，港人的热情令中银香港始料不及，印制的300万张认购申请表，当天就被领走250多万份，不得不马上加印，一些地方甚至排起了近百米的长队，最后，中银香港整体认购超额7.5倍。7月25日，中银香港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董建华、梁振英、史美伦等政商界人士纷纷到场祝贺。这一天，刘明康十分开心，功夫不负有心人，他参与缔造的中银香港不仅开创了国有独资银行重组改制、登陆资本市场的先河，而且依靠良好透明的公司治理立足于世界金融港，为中国金融改革树立了新的里程碑。

　　执掌中国银监会

　　2003年3月21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批准成立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刘明康成为首任主席。当时中国银行业已拥有10万亿元的金融资产，但是作为整个国家金融体系的核心，银行业风险积聚，正处在所谓技术上已经破产的尴尬境地，安全问题一直遭外界诟病，为社会所忧。这样的背景，让刚刚上任的刘明康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然而在困难面前，刘明康给自己、也给中国银监会立下了“军令状”——要使中国银行业在3到5年内走出困境。他也清晰地提出了银行业改革思路——“抓两头、带中间”。“抓两头”是指重点推进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和农村信用社改革，“带中间”是指积极推动其他银行业金融机构各项改革工作。

　　“大的一头就是把工农中建这些银行都推向市场，中央同意中建交第一批出去。”刘明康回忆道。在经历了国家注资、处置不良资产、设立股份公司、引进战略投资者、择机上市等一系列步骤后，2005年10月，建行如期在香港挂牌上市，成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首家上市的银行。随后中行、工行在2006年陆续登陆A股和H股，直至2010年7月农行分别在上海和香港两地成功实现公开同步上市，大型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另一头是农村金融，2003年全国有多少家农村金融机构？35000家，我当时都没办法想象，我们有35000个合格的金融专家吗？但真的有35000个农村信用社，怎么能够保证有质量做银行？”刘明康感慨。

　　将农村信用社重组、改造，有条件地变成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行业的管理全放到省政府去，地方有责任进行指导和管理，银监会从专业上进行监督；同时在空白的地区加强包容性金融服务，称为村镇银行。如今，很多改制成的农村商业银行都已登陆资本市场，如江阴银行、吴江银行、九江银行、重庆农商银行、九台农商银行等等。

　　“我觉得‘抓两头、带中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金融业的改革和开放，就是无止尽的，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在刘明康看来，银行家需要一种“风骨”，同时也需要一种“柔情”。

　　“银行家应在商言商，有自己的独立性与专业判断，要有操守，这是风骨。”刘明康经常举两个反面人物事例，他们是19世纪的两位商界奇才，一位是徽州绩溪人胡雪岩，一位是山西祁县人乔致庸，两位金融家没落的原因是相同的。在刘明康看来，他们是垮在了“距离”的自觉控制上，都是因为承担了与自身风控能力不相符的风险而导致失败的。历史上中国的金融业为什么不能持续发展？就是因为缺少自己的独立性与操守。欧洲各国的银行在历史上也有过类似的经验与教训。所以，对于银行家来说，“风骨”是最重要的，金融事业是一项高尚的事业，必须远离肮脏。

　　“有风骨不等于是冷血动物，不食人间烟火，银行家也要有柔情，主要体现在对弱者的关怀上。”刘明康这样认识“柔情”，并举了陕西一家农村信用社的信贷员马百党的例子。他负责一个乡的金融服务，其可贵之处在于几十年竟然没有发生一笔坏账。秘笈是什么？用他的话来说，农民大多数都是讲信用的，但信贷员也必须做好自己的工作。

　　马百党的经验要把握三点：“贷迟贷早、贷多贷少、贷你贷他”。所谓“贷迟贷早”，就是信贷员必须掌握农户的贷款用途，且必须在正确的时间发给农民。这非常关键，因为晚了就会误了农时，早了他可能打酒喝了；“贷多贷少”，意思是说如果农户家里搞大棚，信贷员就要了解带功能的大棚去年什么价钱，今年什么价钱，贷款不能多也不能少，要正好，少了农民买不回来，多了可能打酒喝，所以要特别了解具体需求相关的准确信息；“贷你贷他”，说的是有人懒有人勤，有人细有人粗，有人贪耍，要搞清楚，哪家可以贷，哪家不能贷。

　　“马百党说，凭着这三句话就不会产生不良，这就是‘有原则的柔情’，在我眼里，这位来自一线的信贷员是特别值得尊敬的。”中国银行家刘明康深情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