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吴海珊
北京、上海、杭州、深圳都有一些很棒的公司，这些城市的排名在全球是居于领先地位的。
中国知名金融科技（Fintech）公司蚂蚁集团即将在科创板和香港市场同时上市，这成为了今年香港市场和互联网金融行业的风向标事件。这次全球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IPO将筹集至少344亿美元。
根据10月26日发布的监管公告，按照每股人民币68.8元（合10.27美元）和80港元（合10.32美元）的价格计算，蚂蚁集团寻求在上海和香港分别筹集约172亿美元。如果承销商行使选择权，通过“绿鞋”机制（即“超额选择配售权”）额外购买最多15%的股份，蚂蚁集团最多可以再筹资约52亿美元。
阿里巴巴集团创始人马云上周末在外滩金融峰会上表示：“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融资定价，也是第一次在纽约城外完成如此大体量的定价。这在五年前甚至三年前我们想都不敢想的，但是奇迹就这么在发生。”
近年，中国大陆快速涌现出一大批互联网企业，它们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互联网平台等技术不断优化、重塑传统金融的业务模式。如今，这批Fintech公司已经逐步成熟，陆续启动了上市的进程。
2019年，港交所IPO募资额达3128.89亿港元，位列全球第一。当前中美博弈升级，香港必将成为未来中国Fintech公司上市地点的最佳选择。
随着这批Fintech公司逐步成熟，国际化进程也成为其未来的战略方向，毕竟金融科技是没有国界的。作为全球金融中心，香港对于此类公司的独特价值凸显。香港投资推广署（IHK）作为帮助全球企业落地香港的政府部门，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在蚂蚁集团11月5日即将在港交所挂牌交易之际，《巴伦周刊》中文版与中国香港投资推广署金融科技主管梁瀚璟（King Leung）探讨了中国的Fintech公司跟香港市场的关系。
梁瀚璟2019年5月份加入香港投资推广署，此前曾在美国、英国从事战略管理咨询工作，也曾短期投身于风险投资（VC）行业，在香港创办过公司。
香港投资推广署的金融科技团队于2016年成立，有两个主要目标：第一，帮助外国企业及中国内地企业进入香港市场；第二，拓展香港金融科技生态圈，推进香港金融科技圈的完善发展。
以下为经编辑后的访谈实录：
《巴伦周刊》中文版：您在工作中能够接触到世界各国的金融科技公司，您能否介绍一下各国在金融科技领域排名如何？
梁瀚璟：我们看过很多不同的调研报告，但这些报告并不能很全面地解读全球金融科技行业的情况。比如西方国家研究团队对中国内地的情况了解深度不够，亦缺乏中国行业数据，在他们的报告中，比较靠前的城市往往是伦敦、纽约，包括香港，而中国内地城市，如北京、上海、深圳等，排名则比较靠后。
而如果是有中国内地机构参与的调研报告，中国的城市排名就非常靠前。比如在一份由中、英合作发布的调研报告中，排名前10的城市中，有5个都是中国城市，包括香港。但国外机构可能对这一结果也不认可。
据我了解，中国内地在金融科技领域的发展是全球领先的，我在北京、上海、杭州、深圳都遇到过一些很棒的公司。在我看来，这些城市的排名在全球是居于领先地位的。
《巴伦周刊》中文版：判断一个城市在金融科技领域的发展水平，一般要看哪些因素？
梁瀚璟：我认为在三个维度上可以作出判断：
第一，开明的监管机构。我曾经与清华五道口金融学院的一些专家交流过，他们的团队在大概两年的时间拜访过数十个不同城市的金融科技公司。他们发现中国内地金融科技行业的发展原来那么快，大多数场景在中国内地已经有了，而且发展还不错，其中一个重要的催化剂是政府或者有关监管机构在政策上抱着开明与进取的态度。
美国有太多的监管机构，联邦层面有，不同的州也有，这些机构沟通起来需要相当的成本和时间，并不利于创新的广泛采纳和应用。
中国内地在这一方面是比较开明的，这也是为什么金融科技行业会发展非常快；而美国也有很多创意，但太多的监管机构拖慢了美国的发展，导致落地方面较中国慢。
第二，社会容纳度。安永（E&Y）有一份关于全球金融科技解决方案采纳情况的报告，主要是从C端，也就是社会老百姓接受度方面去观察的。因为即便创意再多，但落地有问题也没用。
安永这份报告是针对全世界27个主要国家和地区的调研。其中，中国排名第一，第二是印度，第三俄罗斯，英国排第十，中国香港、新加坡与英国差不多。令人惊讶的是，传统的G7国家，如美国、法国、日本，排名分别是24、26、27位。不是因为当地没有比较好的金融科技公司，而是落地方面进展较慢。
第三，B端接受度。刚才谈的是C端，现在谈谈B端，中国有蛮多很有竞争力的金融科技B端供应商。2017年普华永道（PwC）的一个报告研究了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金融科技在B端的落地情况。在2016年，全球主要市场平均只有32%金融机构采纳金融科技。而根据香港金管局的报告，到了今年5月，香港银行业对金融科技的采纳度（已采纳和即将采纳）已经达到86%。这是个不错的数字。
《巴伦周刊》中文版：蚂蚁集团要在A+H股同时上市，您对这家公司有什么看法？您接触的中国金融科技公司有哪几类？
梁瀚璟：蚂蚁集团已进入静默期，近期不方便评论，但可以肯定，该公司上市将成为香港金融科技领域一个很重要的推动者。
我把中国的金融科技公司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我们经常接触到的民企，其中一些颇具规模，它们有的做B端业务，有的做C端。比如有一家B端业务的公司主要服务中国内地的银行，由于这些银行客户在香港有分支，这家公司很自然地也想来香港落地，以便更好地服务客户。在香港落地之后，它也需要跟随其银行客户扩充到全球其他国家，这家公司就把香港定位为其国际拓展的总部。这是挺普遍的现象。
面向C端的民企中，我们看到比较多的是支付领域公司。因为政策传统的原因，涉及到跨境与货币交易，香港经常被视作一个中转站，所以一些支付公司在香港设立分支也十分普遍。
第二类是我们很感兴趣的科技巨头，像阿里巴巴、腾讯、平安、小米、京东，它们本身已有一个非常庞大的金融科技板块。像腾讯的微众银行去年申请了632件专利，数量居全球之首。微众银行其实只有6年历史，已经在科技创新上跑赢全球；平安壹账通则是另外一家公认的金融科技创新领先者。
第三类是国有银行新打造出来的金融科技子公司。据我了解，中国内地的银行当中有12家已经拥有金融科技子公司，有的规模多达5000人。
《巴伦周刊》中文版：如果去香港上市的话，您说的这三类公司哪一类更有动力，或者说更适合香港市场？
梁瀚璟：三类公司都是有动力到香港上市的，香港的本土C端市场规模虽然不大，但是B端的生态圈却非常丰富。香港有160多家银行，160多家保险公司，800多家的资产管理公司，它们来自全世界。对做B端生意又有野心走出去的民企，香港是个很好的选择。香港是很多银行与保险类金融机构的亚太区总部，如果这些民企能成功说服这些机构在香港市场试点测试其解决方案，未来它们的业务将有机会能拓展到其他国家，这是第一种动力。
第二种动力是，中国内地的法规跟国际其他市场的法规很不同，很多国内机构在国际拓展的过程中都要交学费。这类公司来香港，主要是因为香港的监管规则与其他国际市场很接近，这也是很多机构以香港为跳板的原因。
《巴伦周刊》中文版：过去一年香港投资推广署在引入Fintech公司到香港的过程中，有什么具体的成功案例吗？
梁瀚璟：在中国内地的Fintech公司中，我想说两类例子，一类是科技巨头，另一类是民企。
先说科技巨头。香港金管局在2019年发了8张虚拟银行牌照，如果了解一下这8个虚拟银行背后的股东就会发现，除了一家是香港独资外，另外7张牌照背后都有中国内地科技巨头的身影，包括阿里巴巴、腾讯、中国平安、众安、京东数科、小米还有携程。
为什么它们会对香港感兴趣呢？第一，它们看中大湾区的市场潜力。第二，它们想用香港做国际市场的跳板，这是一个巨大的发展方向。
第二个例子是一家在香港发展的民企。这是一家在国内叫豆包网的保险科技公司，它的老板以前是做互联网生意的。他发现大部分保险公司比较保守，后台系统很落后。他看中了这个缺口，开始打造保险行业的前台、中台、后台系统。
说实话，全世界有很多这种系统公司，但是这家中国保险科技公司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们在中国内地形成的互联网思维——先拿下客户，再想怎么赚钱。
豆包网的定价策略是——安装时不收钱，安装后前两年也没有年费。收费方式主要是根据每一份经过系统的保单的金额，收取一定百分比的费用。这个模式在中国内地比较普遍，但是在中国以外的国家，很少有公司这样做。一年多以前豆包网在香港落户（新国际品牌叫EasiTech），也是用这个方法去找新客户。它的香港CEO说，很多的保险公司或者保险中介公司，对它们特别感兴趣，因为开始时没有固定成本。之前保险公司需要耗费至少几百万去做一台系统，之后每年需要付几十到几百万的维护费用。
我想说的是，由于中国内地在金融科技领域经过激烈的竞争，价格趋势是走向“白菜价”。在如今经济不明朗的环境下，中国的金融科技公司比西方的系统公司具有更强的竞争力。
但是很多香港的国际机构不太了解中国内地的金融科技机构的，我们的目标是要让香港的国际金融机构更加了解中国内地的金融科技公司，最终能帮助提升香港整体的竞争力。
《巴伦周刊》中文版：有没有一些中国的科技公司是香港会拒绝进入的，中国有一些小的金融科技公司，其实在内地的名声并不好。
梁瀚璟：香港打开门做生意。如果你看在过去20年最自由的市场排名，香港经常是排名第一或第二的。因为香港很少有壁垒，谁想进来做生意都行，从找办公地点到介绍潜在客户，我们也都提供帮助。但是如果企业有法规方面的违规记录，我们就会比较审慎。但总体来说我们是欢迎任何公司在香港落地的。
《巴伦周刊》中文版：香港投资推广署会给金融科技企业提供什么帮助？相对其他行业的公司，会有特殊之处吗？
梁瀚璟：香港投资推广署内部有针对不同行业的团队，金融科技是其中一个团队，我们提供的服务大致差不多，比如签证或牌照申请时间较长，我们都会帮忙询问。
不过，大部分帮助是与经营有关的。比如我们会给公司介绍潜在客户，让它们在香港的起步更容易；也会帮助一些公司对接投资者，香港其实有很多资金；还有招聘问题，我们也会帮忙。
大部分问题，我们都会帮助对接相关资源，因为我们跟大部分与金融科技相关的机构都有联系。
《巴伦周刊》中文版：新冠疫情对香港的金融科技行业产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影响？
梁瀚璟：当然有影响。
有困难的公司，一般来说是现金流比较紧张的公司。在这方面，香港政府推出了一系列计划，其中一个叫“抗疫基金金融科技人才计划”（FAST），能够为这些机构在现金流上提供帮助。还有一些政府现有的补贴计划，我们也会尽量介绍给现金资源有困难的公司，帮助它们尽快去拿到这方面的补贴。
另一方面，疫情亦有有利影响。金融科技的其中一个特性是通过互联网渠道与客户进行交易沟通。中国内地在这方面发展很快，但香港和国际其他市场对于数字化方面的采纳会慢一些。
但是疫情改变了这一切，我与不同规模的机构交流过，他们说，在疫情之前他们头痛的是怎样吸引老百姓用手机进行交易。以前他们估计起码需要三年时间才能够改变香港客户的行为。而在疫情后，情况整体上改变了。三个月做完了三年的事情，这对于金融科技公司而言是一个大利好，不需要用很多的费用做客户教育，也不需要做市场推广，就完成了一个很自然的转变。
《巴伦周刊》中文版：香港在中国内地金融科技领域想发挥什么作用？
梁瀚璟：简单来说，有三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是怎样发挥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作用。以前外国公司通过香港这个窗口进入中国内地，现在是香港要如何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
第二个重点是大湾区。我们对于大湾区的未来非常兴奋。与外国机构打交道的时候，我们发现他们的目标亦不再单纯地是香港市场，而是人口超过7000万，GDP有1.6万亿美元的大湾区。大湾区的规模已经与西班牙、澳大利亚的GDP差不多了。
中国人民银行与监管机构今年5月发布了一个框架文件，内容就是对于开放大湾区不同金融领域的安排，包括26个领域。大湾区在金融方面要跟世界接轨，香港可以起到台阶的作用。
第三是如何与其他国家打通。我以数字货币为例说明。在中国内地，区块链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发展方向，中国短期内已经诞生了几万家区块链公司，很多的区块链应用场景中国内地的公司都有，而且中央银行也在开发数字货币。区块链本身是分布式的。鉴于中国国情，中国的区块链有分布式的，也有中心式的，但外国公司的主流是分布式，而不是中心式的。
香港跟全球机构接轨已经很久了，知道规则和标准。比如中国一家钢铁巨企跟国外供应商的金融贸易交易，就是通过一家香港区块链公司来实施的，原因是这家公司对国际规则和银行监管风控方面的情况很了解，这也是为什么，中国香港在中国内地区块链全球化方面能做出很大贡献。
责任编辑：杜琰 SF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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