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章：数字普惠并没有实质性改变金融风险 在鼓励创新和防范风险间要找到平衡

　　2021年第九届中国中小企业投融资交易会 “小企业 大梦想”系列论坛开幕式及全体大会于9月10日举行，中国建设银行原董事长王洪章出席会议并演讲。

　　王洪章指出，金融支持中小微企业创新数字普惠金融新模式，是新时代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应有之意，这对金融企业来讲是一种重大的历史责任，也是缓解金融供需矛盾的重要抓手，也是助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实现共同富裕的有效举措。此外，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基数庞大的中小企业，畅通国内大循环，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就是要调动社会各方，包括中小企业的力量，而中小企业就像人体的毛细血管，将氧气和营养输送到人体的各个部位，保持旺盛的机能。中小企业的普惠作用在于，它把社会生产、流通、居民收入和消费等广泛的串联起来，实现有效的循环，而且惠及着全社会。

　　他表示，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到现在为止还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从企业来看，小微企业生命周期短、抗风险能力弱，而且缺少规范的财务报表，缺少抵押物，也难以找到合适的担保主体，导致了难以获得融资服务。此外，涉及到小微企业融资的公共基础设施也不够完善，公共服务手段，公共信息响应等方面还存在着完善的空间。信息系统的公共平台建设现在也不够，甚至有些方面还不足或者没有，信息竖井、信息孤岛现象在一些省市依然存在，信息的碎片化导致信息的集成难度很大。从金融供给端来看，各类金融主体在敢贷、能贷、愿贷的服务能力与供给的效果方面差异比较大。他还强调，当前尽管初步形成了多种普惠金融服务模式，但还存在着不平衡、不充分，整体的资金供给规模和服务覆盖面仍然还有很大的潜力空间。

　　此外他指出，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实践和认知是科技进步和理念转变的结果，顺应了数字时代的脉动。在政府、银行和企业的各类主体的共同努力下，特别是在科技赋能、数字普惠金融模式的加持下，融资难题也正逐步得到解决。到2020年末我国小微企业的贷款余额和2015年底相比，6年的时间贷款的余额和户数均实现了翻一番。

　　从国际上看，普惠金融的概念是2005年开始提出来的，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他总结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有四个方面：小、少、散、难。小指的是企业太小，甚至有的企业找不到、看不着，是在一个胡同里面、在乡下偏远的山区；少是个体需求的贷款量太小，难以给金融机构、金融企业提供动力；散是像天上的星星很难顾及几千万人；难是贷款条件不具备，贷款审查难、催债也难，这对金融机构来讲是个现实的问题。

　　他特别指出，从过去几年金融机构为中小微企业服务采取的措施，包括金融科技、数字化，“回过头来看，和国际同行相比，在国际上能够大面积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应该说非中国莫属。持续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我们应该还有能力做得更好，我们已经开始突破抗击疫情和艰难复工复产的关键时期，金融科技在疫情期间表现出的非接触性持续服务能力，使我们运用数字技术服务中小企业更有信心和动力。”

　　他表示，我们在技术和管理方面可以做很多事情：一是信息的集成。在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数据成为重要的战略资源，对多元的数字化信息进行汇总集成，基于算法和模型将信息转化为信用，成为开展数字普惠金融的前提基础和信息集成在数字化普惠金融方面更为重要。二是科技赋能，在技术应用上要多下功夫，在企业级的技术架构上，集成主体、集成服务、集成工具和集成应用，这样才有了企业服务载体和依托，才能真正实现普惠金融的数字化。三是数据的要素，要防止数据孤岛和数据壁垒，推进数据要素的流动、流通和交易，现在这个方面还没有开展，让数据更大限度的发挥它的市场价值和它的存在价值，形成数据要素市场，鼓励和支持包括银行在内的各方将数据作为资产进行社会化生产和交易，来提升数据的价值。四是平台化，以平台作为重要的模式来支持，加强线上的平台建设，提供一站式的综合金融服务，今后为中小微企业服务的平台建设的重要的一个导向，进而以开放银行方式，广泛连接形成整个社会服务的大的生态体系。五是三新结合，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的演变密切关联。根据创新创业的主体和创新要素的变化趋势，持续的改进服务手段、改进服务方法，包括改进服务方式。在这些要素的共同的作用下，数字和普惠金融的有机结合和践行，将一定会改变普惠金融的行业面貌和经营模式。

　　对未来数字金融，他还提出了几点建议：

　　1、要丰富数据要素的供给，数据要素是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关键。除了企业数据外，还需要广泛连接政府及第三方信息平台，持续的引入公共数据，搭建国家级信息数据共享平台，形成数字化的生态共同体。

　　2、要加强金融科技的应用，让数字普惠金融能够做到无处不在。不能因小而不为，应该要普惠金融横向到顶、竖向到底，使普惠金融能够惠及到众多的中小微企业。在这方面金融科技需要加强，一是依托金融科技来推动数字普惠业务架构的优化，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数据化渠道、物联网等技术工具来降低整体的运营成本；二是要构建场景金融，不是单一的一个平台，而要有一个场景，几个平台加在一起能够形成为中小企业服务的综合化的金融场景；三是金融科技的技术输出能做到共享，大中小银行、互联网金融公司可以共建数字化的生态，深化技术合作，推进创新。同时他强调，金融科技方面的新型风险也面临一些挑战，比如通过抢占渠道汇聚大量的信息流，甚至有的机构把它做成数据的寡头或者是生态的垄断；比如新技术带来的业务、技术和网络的三重风险的叠加，所以完善相应的数字金融的风险监测、预警和管理体系，还有很多的工作需要做。

　　3、要完善多元的数字化的普惠金融的供给体系。银行应该加强数据化运营，持续的推进线上的改造和下沉的服务，在线上服务的同时也要发挥好线下网点的优势，特别是银行这方面的优势更加明显，线上和线下联合联动结合，为中小企业提供便捷综合的金融服务。互联网金融机构应找准在普惠金融当中的地位，利用科技力量、平台优势，灵活机动形成有利的互补。另外，金融行业当中的保险、信托、租赁、基金等非银行金融机构也应该积极参与到数字普惠金融的供给侧结构改革，满足中小企业多样化的需求。

　　4、要清醒地认识到数字普惠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金融业的风险，无论是传统风险还是现实风险，还是科技风险，还是未来的数字化转型的风险，还会带来一些新的监管挑战，需要完善与数字金融相适应的监管政策，在鼓励创新和有效防范风险之间要找到平衡。一方面可能要给予适度的容忍和激发数字普惠金融创新的实践，对金融科技平台等节点性介入的机构，应该适配相应层级的管理，避免一刀切。另一方面根据数字普惠发展的态势来调整监管方式，比如建立跨部门的金融科技协调监管小组，创新运用监管沙盒，在充分理解数字普惠技术模式和服务业态的基础上要更进监管，同时还要关注数据安全问题。数字普惠金融加速了信息的运用，可能也容易带来信息的泄露风险，而监管机构应当从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角度出发，统筹规范商业银行等各类金融主体搭建数据安全管理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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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蒋晓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