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海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双循环均衡发展的关键在于改革

　　由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中国出版集团|中译出版社、中关村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共同主办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新书发布会暨“双循环”研讨会于2021年6月26日在北京召开。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副秘书长金海年出席会议并发言。

　　金海年在发言中指出，经济发展的主体是企业，企业在全球化产业链的分工模式，决定了企业对各生产要素的运用能力和效率；而动力则来自外循环的学习和创新竞争，以及内循环的需求潜力释放和创新升级。他分析称，小国的发展模式和大国的发展模式可以相互借鉴，也有着本质区别，主要体现在人口、疆域和影响力三个方面：

　　首先，大国人口多，需求大、市场大。小国的各产业需求大多可能通过进口满足，只要专注发展自己国家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即可，如瑞士的钟表和金融、德国的制造业、日本的电子产业等；而大国在各产业往往由于国际市场相比其国内需求的有限性，难以完全通过进口来满足，而且在国家安全角度也不便完全依赖于国际市场，这必然要求大国国内的产业结构具有一定的完整性，无论是否有比较优势。

　　第二，大国疆域辽阔，可能的资源储藏丰富，但各区域不平衡的可能性也更大。大国虽然物产丰富，但可能种类并不平衡，而且人均不一定多，所以资源尤其是能源安全战略尤为重要。小国需求量小，即使受某些国家限制，也容易通过其他国家供给实现替代。另外，小国的城乡差别、区域差别往往不如大国的巨大，解决起来也更加容易。

　　第三，大国有更强的独立性和影响力。大国由于其较大的经济规模往往具有更大的经济影响力和金融影响力，要求其货币和财政具有较强的独立性；较多的人口可能具有一定的民族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大国往往具有一定的文化独立性，最终形成独立的文明影响力，体现在经济规模、军事力量、科技贡献、制度榜样和文化影响这五大方面。大国由于更大的影响力，往往产生对周边乃至更大范围的辐射与联盟作用，对其资源合作、产业链合作、科技合作、经贸联系、金融合作和人才等多方面合作产生多层次的影响。

　　他表示，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美国、欧盟、印度和俄罗斯都符合大国模型，而阿拉伯国家、巴西、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具有大国的潜力，非洲还没出现大国趋势，这样的模型有助于我们分析未来世界的经济发展格局。

　　他还分析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以及发展过程中他们彼此的相互作用，也具有动态的特征，体现为后发的优势和劣势。首先他指出，发展中国家有六大后发优势：

　　一是发展快。学习别人成熟的科学技术、各类制度和政府与企业的管理经验，可以少走弯路，显然比自己寻找要快的多。

　　二是风险少。由于可以汲取前人的教训，就能减少自己探索与尝试失败的风险，降低风险损失。

　　三是效率高。参照先发国家，更容易确定发展目标，可以发挥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强项，按明确目标制定有成熟经验参照的计划，执行效率大幅提高。

　　四是成本低。后发经济体在发展的早期劳动力工资低，具有明显的人工成本优势，对外资吸引力大，许多简单商品价格低，具有较大的出口比较优势。

　　五是增速高。由于原来经济基数小，所以很容易取得较大比例的增长速度。

　　六是动力足。由于落后，追赶和改变贫穷而致富的意愿往往更加强烈，更容易激发各方面发展的动力。

　　同时他也强调，后发国家也往往面临6大后发劣势：

　　一是路径依赖。追赶早期靠学习可以实现高速发展，但当差距逐渐缩小时，学习型发展的边际效应将快速减弱，人均工资不断提高（这当然是发展的目标，即提高人们收入），但成本的比较优势逐渐消失，因此必须逐渐增加自我创新的比例，改变原来的追赶型发展模式。

　　二是卡脖子风险。已经领先的经济体大都具有规则与定价权，处于国际分工的优势地位，具有制高点先机和实力优势，掌握了国际话语权和垄断或控制地位，要想赶超可能会遇到领先者的压制。

　　三是基础不扎实。由于追赶时发展太快，许多体制方面的制度配套和需要几代人传承积累的习惯与观念积淀不一定都能跟上，发展的基础需要补足。

　　四是人才劣势。先发经济体有培养体系和吸引全球人才优势，后发追赶者需要补更多的课，不断对全球人才缺乏吸引力，对本国人才的培养和留用也面临更大的竞争。

　　五是资源更稀缺。在发展早期，石油等能源和资源比较丰富，开采容易、价格便宜，而等到更多追赶者发展时，面临更稀缺的资源和更高的价格，同时前期累计的污染等生态问题开始从局部问题逐渐变为全球性问题。

　　六是后发高速悖论。由于发达门槛日益提升，发展越晚差距越大，就需要更多的时间完成以前相同的追赶。

　　此外，金海年还强调，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双循环均衡发展的关键在于改革。首先要理解循环。经济要能循环起来，无论在国内和全球范围，必须要发展产业生态，供应链、产业链更加丰富，要完整认识从资源（能源与材料）到市场、从供应链制造到产业链生态、从学习追赶的产业政策主导到竞争创新的反垄断平衡监管、从国内市场监管的内向型政府体系到国内秩序与国际规则综合的数字经济时代的全球化大国体系、从华人人才资源到全球多元化文化人才资源吸引的转变过程。他指出，竞争不足会导致垄断，但竞争过度尤其是同质竞争就会内卷，差异化策略，既是企业后发的最优选择，也是政府创造可持续发展的营商环境的制度目标。他强调，无论内循环还是外循环，最应避免的就是“一窝蜂”和“一刀切”，一定要深入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结构性”内涵，坚决贯彻改革的“结构性”精神。

　　他还指出，我们的发展，跨越了农业、工业再到国际规则市场，企业主尚未完全完成从“为盈利而梦想”的商人到“为梦想而盈利”的企业家的转变，这需要充分发挥后发优势，避免后发劣势。

　　最后他强调，理解改革的关键就是两个字：开放，即对外“开”，对内“放”；不开，外循环就循环不出去、进不来；不放，内循环就流不动。所谓“开”，就是面向全球的资源、全球的市场、全球的科技，建立更加灵活，更被需要的全球开放供应链与产业链体系，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即从以前的人口优势变成未来的人才优势，要面向国际话语体系、规则习惯，逐步融入、逐渐影响，切勿贪大图快，让他国难以理解、难以接受，当前到完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之前，应以适应、融入现有国际规则为主，润物细无声的融入我方的诉求，先让国际大循环重新通畅起来；所谓“放”，就是释放人民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发挥人民在市场、在企业经营方面的自主性，即充分发展民营企业，发挥国有企业的国家战略导向作用和公共服务保障作用，发挥民营企业在国际市场的非“威胁”形象，促进国内民营企业大批量、多领域升级发展为国际跨国企业，发展民营企业在国内的生态多样性和竞争差异性，变人口红利为人才红利，全面建设国家战略创新、产业需求创新、科教探索创新三大支柱构成的国家创新体系，让民营企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可以实现有限劳动力的充分就业和收入的充分提升，让收入提升的内需多样性得到国内企业竞争差异性的多样化满足，以多样性充分提升内需的规模和质量，充分发挥内循环的基石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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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蒋晓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