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科院张宇燕：现在全球的主要问题是存在大量的治理赤字_新浪财经

　　4月17日消息，2022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15日至17日召开，会议主题为“行稳致远，金融助力高质量发展”。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发表演讲。

　　张宇燕提到，全球经济治理涉及的领域很多，贸易投资、供应链、价值链、大宗商品、货币、金融、气候变化，以及低碳等等。我这里讲的是全球经济治理，如果谈全球治理，可能还有其他问题，像恐怖主义、如何反恐等等。

　　现在全球的主要问题是存在大量的治理赤字。习主席2019年访问欧洲时，在几次演讲中都提到，当今世界存在的问题是四大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信任赤字。治理赤字，没有世界政府，大家要商量着做，又有全球问题，污染、气候变化、贸易不稳定等等，这时候怎么办？既然存在赤字，我们要解决，但是解决，这里又出现问题了，大家有共同利益，要解决面临的全球问题，但是共同利益不是形成集体行动的充分条件，只是必要条件。这里涉及到治理是要有成本的，这个成本与收益怎么分摊？怎么分享？就涉及到经济学里讲的集体行动的难题。

　　以下为演讲实录：

　　张宇燕：谢谢卫东。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今天能够应邀参加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刚才听了朱民院长和Michael Spence教授关于全球经济的高端对话，还有宣昌能局长讲的全球金融治理方面的真知灼见，我受益很多。

　　现在利用十几分钟时间，和大家谈一下我心目中全球经济治理的逻辑。

　　全球的经济问题，我理解归纳为一点，是要维持全球强劲、可持续、包容和平衡增长，这个增长的源泉，往根上讲，实际上就是三个：

　　1．技术进步。刚才Michael Spence教授、朱民院长讨论劳动生产率提高这一问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主要是两个源泉，一是技术进步，二是贸易收益。技术进步容易理解，技术进步了，单位时间内产出增加。

　　2．贸易收益。就是在没有技术进步的情况下，通过分工、专业化和贸易，同样可以导致财富的增长，这就是一般说的斯密定理，亚当·斯密讲的，两个国家、两种商品进行专业化交换，即使没有技术进步，同样由于分工，你生产你擅长的、我生产我擅长的，交换就能够扩张财富。

　　3．更基本的一点，无论是技术进步还是贸易收益，都需要制度保障。比如我专门生产服装，你专门生产粮食，如果不能交易，我生产服装就饿死了。所以要有基本的制度保障，就是产权和契约。

　　这三点构成了经济增长最基本的源泉。

　　全球经济治理，治理是指什么？简单说，全球经济治理，首先和人类的经济生活有关；第二是世界政府缺位环境下产生的东西。当我们说到治理时，指的是没有世界政府，各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之间坐下来讨价还价，谈成了一套规则体系，通过这套规则体系来保障自己的利益，实现自己的诉求，简单地说是通过协商形成的自我约束的一套规则。巴塞尔委员会一块儿坐下来，要对金融稳定做出贡献，巴塞尔协议1/2/3不断地改进，这就是所谓的全球经济治理。

　　全球经济治理涉及的领域很多，贸易投资、供应链、价值链、大宗商品、货币、金融、气候变化，以及低碳等等。我这里讲的是全球经济治理，如果谈全球治理，可能还有其他问题，像恐怖主义、如何反恐等等。

　　有些人想搭便车，有些人不想让别人搭我的便车，因为全球治理是公共产品，公共产品最重要的特点是不排他，所有人都可以享用，既然这个产品一旦创造出来我可以享用，干嘛要去做贡献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达成的这些自我约束的规则，有中性的规则，也就是说所有人一视同仁，都从中受益；还有非中性的规则，不同的人在这个规则下受益程度不一样。那么问题就出来了，全球治理本身可能成为一些国家谋求自身利益、打压竞争对手的工具或手段，这里就涉及到地缘政治竞争，涉及到大国博弈。

　　著名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2004年在《经济学展望》上发表了一篇很有名的文章，这篇文章讨论了什么问题呢？贸易是可以互利共赢的，是劳动生产率增长非常重要的来源。他说斯密或李嘉图-穆勒这些模型在没有考虑技术进步时是成立的，一旦将技术进步考虑进去的话，模型就可能出问题。两个国家生产两种产品，比如粮食和服装，两者的劳动生产率不一样，就有了比较优势，比较优势双方交换，就有各自福利的改进，这是李嘉图-穆勒模型，贸易里面最基本、最简单的模型。

　　一旦考虑到技术进步，问题就来了。原来我们是生产两种劳动生产率不一样的商品，但是由于技术进步可能使两国相互开放，进行贸易，你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使得两国之间生产两种商品的劳动生产率完全相等了。相等以后，就没有比较优势了，这时候贸易就自动停止了，所以自由贸易竟然自发地扼杀了贸易。但是扼杀过程中，贸易开始双方互益，后来劳动生产率相等了，就没有贸易。如果中国和美国这时候贸易停了，美国没有变，但是中国有一个部门，如生产粮食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中国就获益了，美国就受到了持久性的损失。这是萨缪尔森这篇文章最基本的结论，换句话说，自由贸易有可能对一些国家带来好处，对另外一些国家带来持久性的伤害。

　　我看到这篇文章时很吃惊，我觉得像他这个级别的经济学家应该是赞成自由贸易的，但他的结论却恰恰指出了可能有这么一种情况，举的例子就是大国之间的竞争。

　　这里说到下一个问题，要想让自由贸易、让开放造福整个世界，就要考虑治理体系的覆盖范围、覆盖边界有没有标准。现在有国家治理、区域治理、区域贸易协定，还有全球治理，决定这些治理的范围、边界到底是什么因素？在这里列了几个：市场规模和贸易收益。市场规模大、贸易收益大，这时候人们要不断扩张市场范围，可能就出现全球治理或区域治理，当然这里涉及到治理成本，也和机制设计有关。巴塞尔协议一个一个往前递进，也越来越厚，巴塞尔协议1开始是30多页、协议2变成60多页，到了巴塞尔协议3，加上说明文字是6000多页。

　　这里特别想说的是大国博弈。国家博弈的时候，考虑到大国博弈不仅仅是经济利益，还有地缘政治、权力，不光是追求互利共赢，而是我和你之间的差异。政治关心的是权力，就是我让别人去做他不愿意做的事情的能力，这个能力哪儿来的？是差距。我们常说一句话，杀敌一万，自损八千，这是一个复合博弈，不仅仅是零和博弈。我们都受损，但只要你的损失比我大，我就赢了，这里逻辑就开始变了。经济治理最后还受到大国博弈的影响，决定相对利益、还有创造性力量和毁灭力量等等。

　　当然还和文化传统、价值理念有关。现在看到美国在构建它的全球治理和区域治理时，特别强调志同道合，英文是like-minded，它要找这些国家一块儿来做，这就是文化传统。

　　谈到金融开放，开放是不是一个完全正向的词？越开放越好，是不是这样？或者边界越大越好呢？从前面的逻辑来看，并不是，因为有成本和收益。正反两方面例子都有，时间关系不赘述了。

　　对开放有没有度量？我们最近和合作单位一块做了《世界开放报告》，提到了“开放指数”，一个基本的理念是开放要适度，要和这个国家的条件、区域条件、你的伙伴，以及全球各种各样的条件相适应。

　　同时还有很多国家越来越关心安全问题，即开放与安全。举个例子，一个骑自行车的人越来越关心车闸灵还是不灵，这个人是想把车骑得更快、还是骑得更慢？两种情况可能都有，但是我想恐怕一个人越关心闸灵不灵，他想的是如何骑得更快。我们现在谈发展与安全问题，不是非此即彼，而是相互促进的，包括人民币的国际化等等。

　　现在全球治理面临各种各样的挑战，这些挑战前面几位都谈到了，这里强调一点，即美国这次对俄罗斯的制裁，特别是金融制裁，触及到了全球金融体系一些根本的问题，特别是它开始冻结俄罗斯的外汇储备，这是非常关键的。

　　我们还是要推动对外开放，找到最适合中国开放的途径和程度。我就讲这么多，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