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墟·西夏国·敦煌宝卷

一片甲骨惊世界

自北宋以来,在河南安阳殷墟一带,商代铜器就不断被发现。千百年前,或许就有甲骨文出土,但中国学者注意到甲骨上的文字,还是清朝末年的事。

　　甲骨文的发现,是中国学术史上的大事。甲骨文在还没有被认出前,是作为药材“龙骨”出现的。有了甲骨作为药材的背景,在清末,才会有人得以能辨认出甲骨文。1899年(清末光绪二十五年)初,时任国子监祭酒的王懿荣身患疟疾,就到北京宣武门旁的中药铺买了一副中药,当时就有作为药材的“龙骨”。

　　王懿荣此人很有学问,而且独具只眼,在药材“龙骨”上,他发现有一些奇怪的符号,看着好像是文字,但又不太能认出。王懿荣本就是著名的学者,而且是古文字学家和金石学家,所以他并不会因为难认就不去认,这反而激起了他探索这些符号的念头。

　　王懿荣细心查看上面的文字,这文字既不像大篆、也不像小篆,但又似是而非,似乎有着什么关系。突然他脑中灵光一现,这难道是更古代的文字吗?

　　王懿荣想到这一点,立刻出发到药店买回来了一切带有刻痕的“龙骨”,通过各种手段,他共搜集到了1500多片。经由细致的研究,王懿荣成功辨认出了“雨”“日”“山”“水”等文字,而且他还认出了一些商代君王的名字,也因此,他断定这些“龙骨”就是当时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

　　非常可惜的是,王懿荣没来得及深入研究甲骨文就去世了。八国联军逼近北京城,王懿荣面对国难被任命为京师团练大臣,以身殉国。王懿荣的儿子王翰甫没有继承起父业,因为贫穷,在1902年把家里仅存的甲骨卖给了《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在刘鹗的进一步搜集下,拓印出《铁云藏龟》一书,第一次公开出版了甲骨文资料,并把甲骨文增加到了5000多片。从王懿荣开始,再到后来的学者中,逐渐形成了一门新学问——甲骨学。

　　不过,甲骨文的破解难度实在是太大,在今天还有“悬赏公告”:“破译未释读的甲骨文并经专家委员会鉴定通过的研究成果,单字奖励10万元。”如此巨大的奖励可见其辨识的不易,而甲骨学中,“甲骨文发现第一人”是王懿荣,“甲骨文著录第一人”是刘鹗,“甲骨文研究第一人”是孙诒让。

　　孙诒让在研究甲骨文时,也面临了很多陌生难辨的情况。孙诒让解读的方式是先把已经认识的文字的偏旁分解出来,然后把这一偏旁的不同形式进行对比,研究发展变化,从偏旁入手一个一个文字辨认。文字的一部分被认识了,再把文字的其他部分也结合起来,最后就有可能对文字实现解码。孙诒让的研究方法,也被称为偏旁分析法。

　　在孙诒让后,甲骨学的研究愈发光大,甲骨文的研究,也引出了安阳殷墟的发现。刘鹗继承了王懿荣的甲骨,而当时刘鹗有一亲家,名为罗振玉。罗振玉听说了甲骨来自于河南安阳的小屯村,就多次派人去那边收购。

　　在罗振玉的研究中,他认为甲骨卜辞属于王室遗物,因而小屯村就应该是王室遗址,亦即殷都。后来大学者王国维进行了更进一步的考证,证实了罗振玉的看法。安阳殷墟也就自此被发掘,商代的国都也终于被人们认识。

被遗忘的西夏王朝

　　西夏国虽然一直不曾在历史中被湮灭,但有关西夏的史料却相当稀少。按照中国的传统惯例,如果一个王朝灭亡了,后来统一天下的王朝一般会为其修史,但后来的元朝却并未给西夏修史。而且,成吉思汗征服西夏后,还对西夏进行了屠杀和典籍焚毁,也因此,西夏几乎没能留下什么资料。

　　对西夏历史资料的重新了解,要到几百年后才开始。西夏尘封的历史,是由一个叫张澍的学者打开的。

　　1804年,张澍在凉州大云寺游玩时有了一个意外的发现。张澍发现了一个被封闭了很久的古亭,看起来就年代久远,似乎隐藏着什么秘密。古亭用砖封闭了,张澍感到很好奇,于是就去询问了寺内的僧人。

　　僧人告诉他说,如果打开古亭,就会招致灾祸。“子不语怪力乱神”,张澍也完全不信这些鬼神之力,听了僧人的话只觉得更加好奇,在张澍的持续劝说下,僧人被说服了。于是古亭被打开,出现了一件稀世珍宝——西夏碑。

　　西夏碑的全称是“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公元1093年(西夏天祐民安四年),因地震,寺庙的佛塔倒塌了,西夏国对寺内倒塌的佛塔进行了重修,这一座碑就是用于重修时记功的。整块碑上有西夏楷书28行,每行65字,背面则是汉字,共计26行,每行70字,西夏文字和汉字互为对照。

　　西夏碑的发现极为珍贵,但清政府对此十分漠视,张澍对西夏碑的发现犹如昙花一现,更深入的探索又要等到百年后。

　　清末民初时,一批心怀不轨的俄国人潜入我国进行盗宝。1908年,彼得·库兹米奇·科兹洛夫,势要进入中国西北盗取珍贵的宝物。在探索中,1909年,他发现了黑水城遗址。彼得·库兹米奇·科兹洛夫见猎心喜,发现遗址后,迅速打开了佛塔、王陵,攫取了宝物十多箱,珍贵的绢质佛画、西夏古钱币,以及西夏皇族的珍宝被搬运殆尽。

　　在搬运回国后,彼得·库兹米奇·科兹洛夫感到轻车熟路,于是在同年卷土重来,开始了第二次的盗宝,带不走的,彼得·库兹米奇·科兹洛夫就给尽数销毁。

　　1923年,彼得·库兹米奇·科兹洛夫再次前来盗宝,这一次他逗留了三年,无数珍宝被他彻底毁灭。回国后,带着珍贵的宝物,彼得·库兹米奇·科兹洛夫成了享誉西方的探险家、考古学家,还被俄国、荷兰和匈牙利聘请为地理学会的会员、乌克兰科学院的院士。西夏的珍宝,也被放在了圣彼得堡皇家地理学会保存。

　　俄国汉学家伊凤阁对这些文献进行了研究,整理出一系列辞书,他将辞书公开,引起了世界的轰动,也因此,中国的西夏学才得以展开。

　　庆幸的是,中国还有西夏王陵等待发掘。1970年初,一位陕西考古工作者在乘车经宁夏前往内蒙古阿拉善的途中,看到贺兰山下有一片高低不同的土丘,对西夏王陵进行了考察,但是宁夏考古界没有重视起来这一信息。

　　过了一年,宁夏驻军某部为了完成训练任务,在土丘附近进行了挖掘。当挖到一米多深的时候,挖出来了一些奇怪的残碑,上面有着无法认出的文字。当时宁夏博物馆考古工作队的队长钟侃听到这一消息,就立即赶来辨认。

　　这些文字是什么呢?钟侃想必一开始也感到疑惑,但毕竟有前人的辞书公开,西夏学的研究也已经起步,故而钟侃震惊地辨认出了西夏文。

　　那一片土丘,被当地人称为昊王坟,西夏开国皇帝就是李元昊。意识到那片土丘的重要,宁夏考古工作者立刻展开行动,终于对陵墓进行了真正意义上的考古发掘。战士们挖出残碑的周围,就被寻找出1775块刻有西夏文字的残碑片。经由学者们研究,也终于可以确定,土丘就是历史上的西夏陵园。

敦煌藏经洞的发现

　　敦煌藏经洞的发现,是在20世纪初,其发现过程还要从王圆箓王道士说起。王道士是湖北麻城人,逃荒到了河西地区,然后遇到德高望重的道士,就皈依了道教,当了道士。当兵结束后就接受道士剃度,自此彻底出家了。

　　在当时的莫高窟,还存在一些寺庙。莫高窟附近有两座藏传佛教的寺庙,里面的僧人是喇嘛僧。按照藏传佛教系统,他们不立偶像,就对莫高窟佛像不太感兴趣。喇嘛僧看到莫高窟里都是佛像,对此也不管理,王道士就自己封自己为莫高窟住持了,自此传播道教来获得香火钱、维修洞窟。

　　1900年,王道士雇人给甬道清沙,因为西北风沙很大,洞窟建在地面上,不清理就有很多沙子。王道士雇人清除沙子,就产生了压力变化。洞窟里长期有沙子,但突然沙子没有了,洞窟开裂。王道士在裂缝中,发现了甬道的玄机。

　　打开洞窟后,王道士发现里面有很多经卷、帛画等东西。王道士不知道这些东西有什么学术价值,但他知道可以换钱。于是王道士选了很多字迹清秀的经卷,给了敦煌知县,不过知县对此无动于衷。

　　但王道士还是不放弃,想要换钱,于是他就不远万里到了张掖,找了当时的防务长官,给长官送了卷子。长官看了后,觉得卷子上面的字还没他写得好,王道士是在羞辱他,又把他赶了回来。后来还是敦煌换了新知县之后,王道士去送卷子,敦煌卷子的价值才被认识到。

　　知县觉得卷子重要,就向上报告,但是清政府对此很漠视,觉得就地封存就好,于是王道士很落寞地就地封存了起来。只是王道士到底获得了藏经洞看守人的身份,这件事很快就在敦煌当地传开了,而且还越传越远,整个西域都传开了。

　　一批一批盗宝者来到了西域,进行大规模的搬运与破坏。著名的有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等人,他们通过对王道士进行诓骗,攫取了大量敦煌宝物。

　　日本人和俄国人听闻消息也前来敦煌探险。如果说斯坦因和伯希和采取的是骗取的方式,俄国人奥登堡则率领了一支小军队,王道士不敢阻止,也因此俄国人对敦煌莫高窟进行了严重的破坏。最后来对莫高窟进行攫取的是美国人凡尔纳,其总共剥离了三万多平方米的壁画,而王道士只不过收了凡尔纳八百两银子。

　　夺取宝物后的外国人到北京进行炫耀。1909年,法国人伯希和携带了几卷精美的卷子得意地向一批中国学者进行展示,多位中国学者到了伯希和的住处参观了卷子,这一看,中国学者瞬间发现了敦煌宝卷的巨大价值,而正是在中国学者的奔走呼告下,中国政府才终于对敦煌文物重视起来。只是这时多少已经为时已晚,敦煌宝卷最珍贵的部分早就被运往了伦敦和巴黎,今天的敦煌研究还只能看敦煌巴黎卷子的电子照片。

　　中国学者对敦煌文物研究的著名故事是国学大师王国维对失传已久的《秦妇吟》的辨认。

　　《秦妇吟》已失传千年,虽经晚唐诗人韦庄创作后,便风靡天下,然而韦庄晚年却最恨《秦妇吟》,因为在黄巢起义后,朝廷对《秦妇吟》这种揭露朝廷黑暗腐败的作品十分敏感,其中“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的句子,就像一把刀子,插进了当时统治者的心间。为了避免潜在的危险,韦庄费尽周折搜集了《秦妇吟》的各种本子,并且对之销毁,这首唐代的第一长诗,就此不见于人们眼前。

　　直到1909年,在法国人伯希和的敦煌卷子中,一首唐诗的抄本被中国学者王国维发现。这一抄本给当时的王国维展示的并不完全,但博闻强记的王国维一下子看到了“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的字样,瞬间,王国维就辨认出这是久已失传的《秦妇吟》。与中国人阔别千年的宝贵诗篇,就以这样的方式,重新被发现。《秦妇吟》的重新发现无疑证明了敦煌宝卷的价值,但也因此更加让国人痛心。

　　如今,敦煌学业已成为国内乃至国际上的显学,一批批学者扑进敦煌经卷的宝库中,窥探那段文化灿烂辉煌的历史。

　　　　　据“文博时空”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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