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留良：说与痴儿休笑倒，难寻几世好书人|钱谦益_新浪财经

转自：嘉兴日报

　　■夏春锦

　　在明末清初的鼎革之际，思想文化界异常活跃，这也直接促进了文人交游与结社的兴起。在此过程中，京杭大运河如一道桥梁，以其特有的水运优势将吕留良（1629-1683）与整个时代联系在了一起。

　　吕留良画像谢彬绘

　　吕留良书法对联

　　征文远近，与吴越名士相周旋

　　吕留良是遗腹子，曾由三兄吕愿良抚养。愿良为人豪迈，广交游，在吕留良十岁那年，举澄社于崇德县（今属桐乡），东南士子与会者竟达千余人。三年后，同邑名士孙爽又会同陆文霦、吕宣忠等创立征书社，时年十三岁的吕留良即以诗文获得孙氏激赏。孙爽对吕留良寄予了厚望，曾在其诗卷后题词以为勉励，云：“吾辈今日无可为，惟读书力学，事事当登峰造极，定不落古人后。”亲友的引导与嘉许，对留良多有激励。

　　由于从小耳濡目染，成年后的吕留良也热心于结社，他与陆文霦互为呼应，一时间群贤毕至，盛况空前。据吕葆中《行略》所述，吕留良以自己超强的组织能力和广阔的人脉关系，“倡社邑中”，一时间“名流辐辏，玳筵珠履，会者常数千人”。时人为此将其文会与复社并举，也将他视为创建了复社的名士张溥和周钟，一时传作美谈。

　　除了崇德县，吕留良还一度参与主持嘉兴府的鸳湖大社，据孙琮《冰斋文集序》：“时鸳湖大社奔走海内，主坛坫者则有吕晚村、万吉先，而莘皋先生亦其一也。”崇德、嘉兴之间有京杭大运河一水相连，吕留良不管南上北下，嘉兴都是必经之地，所以留下了不少有关嘉兴的诗作。如早年所作的《乱后过嘉兴》三首，描述朝代更替之际的生灵涂炭；稍后的《游东塔寺》《登真如塔》《游鹤洲》《坐鹤洲梅花下》《重过鹤洲》等则是登高揽胜之作，其中不乏“不如生作鹤洲岭畔泥，长与梅花葬魂魄”这样的传世名句。

　　青少年时代的吕留良正是通过各类结社活动结识了钱谦益、黄周星、高斗魁、张履祥、曹序、吴自牧、杜祝进、陆嘉淑及黄宗羲兄弟等。这些多是重志节的好古负奇之士，其中不乏有嗜痂之癖的藏书家，吕留良之秉性志趣，颇受他们的影响。

　　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吕留良与黄宗羲兄弟三人以及钱谦益的交往，黄氏兄弟是余姚人，钱谦益是常熟人，依托浙东运河和江南运河，彼此过从甚密，得以开展广泛而深入的学术交流。

　　吕留良与黄宗炎、黄宗会兄弟就是通过吕愿良才结识的。虽是初识，黄氏对吕留良的印象却极佳，宗炎后来有诗夸赞留良：“君时甫十四，双目炯吐锐。气薄层云高，诵读时嘒嘒。”确认过眼神后，彼此便引为知己。后来吕留良又撮合妻妹与宗炎之子黄廉远的婚事，友情之外又多了一层亲情，正所谓亲上加亲。

　　顺治十六年（1659），黄氏兄弟与吕留良在杭州重逢。第二年六月，黄宗炎便携好友高旦中前往崇德拜访吕留良，在吕家住了一个多月。八月，黄宗炎又将留良介绍给了长兄黄宗羲，两人遂于杭州孤山订交。因为彼此赏识，康熙二年（1663），吕留良诚邀黄宗羲到梅花阁教授子弟，直至康熙五年（1666），前后共三年时间。其间，吕留良与黄宗羲、高旦中、吴之振、吴自牧时相唱和，黄宗羲所作有《水生草堂唱和诗》。当时他们还一起选编《宋诗钞》，“联床分擎，蒐讨勘订”，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顺治十八年（1661）三月，他们一起去常熟拜会了诗人、藏书家钱谦益。数月后的九月就是钱氏的八十大寿，吕留良本想作文以贺，却被钱氏婉言谢绝。留良十分仰慕钱氏，趁机请其为自己改字，钱遂字之曰“留侯”，还专门作了《吕留侯字说》。钱谦益于文中对吕留良进行了表扬，将之比作辅佐刘邦建立汉朝的张良，从而表达了“余之更其字也，窃有望焉”的用意。吕留良此行，还带去了由其整理的吕愿良诗集，有意请钱为之作序。钱氏欣然允诺，写就了《吕季臣诗序》一文，其中云：“语溪之士，游于吾门者十余人，皆怀文抱质，有邹、鲁儒学之风……”可见当时崇德士子与钱谦益之间的往来还是颇为频繁的。

　　吕留良最后一次去常熟看望钱谦益是康熙三年（1664）四月，同行的还有黄宗羲、黄宗炎、高旦中和吴之振，恰逢钱谦益得病，钱便以后事相托。次月钱谦益卒，黄宗羲有诗《钱宗伯牧斋》悼念之，从其末句“平生知己谁人是，能不为公一泫然”，可见钱氏在东南士子心中的地位。

　　广交游的好处是可以学从众师，吕留良的前半生从中获益匪浅。但随着遗民意识的强势回归，他开始有意识地远离人群，企图做回真实的自己。据严鸿逵《释略》说，“时方征文远近，与吴越名士相周旋，然非其本意也。孤花、归鸟，无日不思杜门息机，将随草迹而自远，不逐江湖以共流”。留良别意已明，于是“摒挡一切，与桐乡张考夫、盐官何商隐、吴江张佩聪诸先生，发明洛闽之学，编辑朱子书，以嘉惠学者”（吕葆中《行略》）。

　　清康熙四十二年《吕晚村先生家书真迹》书影

　　构书良不易，子孙守勿替

　　吕留良自幼聪慧，由于受到家庭和师友的熏染，一生酷嗜藏书。他藏书甚富，用查慎行的话说：“吕氏藏书之富足与藏书大家秀水朱彝尊、海宁马思赞相埒。”（《代陈世南柬吕无党》）其藏书之处亦多，可考者有南阳讲习堂、南阳耕钓草堂、明农草堂、南阳村庄、天盖楼、风雨庵、宝诰堂等。其中尤以建于康熙初年的南阳讲习堂闻名遐迩，所藏以“宋、元、明抄本为多”（陈祖法《古处斋集》）。其藏书印有“吕氏藏书”“南阳村庄吕晚村藏书”“南阳耕钓草堂”“东莱吕氏明农草堂藏书印”等。

　　据张履祥记载，吕氏“先代传书既富，而先生之资又足”（《与吕用晦二》），可见其藏书一部分来自前代的累积，更多的则是从四方求购所得。其得书的地域范围，大体不出江南运河流域，沿着运河水道，吕留良或购或抄，在先人积书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了自己的所藏。

　　吕留良最知名的一次购书经历是在康熙五年（1666）委托黄宗羲求购山阴（今绍兴）祁氏购澹生堂藏书。吕留良此次从澹生堂得书三千余册，其中最多的是宋元文集，包括卫湜《礼记集说》、王偁《东都事略》、苏舜钦《沧浪集》等。好书得之不易，最怕得而复失。为此在得书之始，深具忧患意识的吕留良便不忘告诫家人，其《得山阴祁氏澹生堂藏书三千余本示大火》诗其一写道：

　　阿翁铭识墨犹新，

　　大担论斤换直银。

　　说与痴儿休笑倒，

　　难寻几世好书人。

　　“大火”是吕留良长子吕葆中的乳名，吕留良有感于祁氏藏书的命运，特作此诗以为警示，希望他们能从中吸取教训，不使散书的悲剧在自家重演。其中“说与痴儿休笑倒，难寻几世好书人”两句，以笑写苦，最能看出藏书家对身后事的无奈。为了让后辈铭记于心，吕留良还有一方特别的藏书印，印文为“构书良不易，子孙守勿替”，俨然一位严父的耳提面命，用心可谓良苦。

　　此次吕留良托黄宗羲购书，两人却闹得很不愉快。据全祖望说，吕留良“以三千金求购澹生堂书，南雷亦以束脩之入参焉。交易既毕，用晦之使者，中途窃南雷所取卫湜《礼记集说》、王偁《东都事略》以去，则用晦所授意也”（全祖望《小山堂祁氏遗书记》）。尽管后世对全祖望之说多有质疑，但祁氏所藏的《礼记集说》与《东都事略》两书确为吕留良所得。此次龃龉之后，两人虽未绝交，但黄宗羲不再到吕家坐馆教书，而是回到浙东讲学去了。

　　吕留良的藏书，也有不少是通过借抄得来的，与他互为抄录的多是京杭大运河两岸的藏书家。陈心蓉所著《嘉兴藏书史》中就说：“明末清初许多著名的藏书家，如钱谦益、陈士业、吴之振、黄宗羲、高承埏、黄虞稷、周在浚、张芳等，都曾与留良互借抄书。”比如康熙十二年（1673）春，吕留良专程行舟到南京访书，其间得以结识黄虞稷、周在浚、徐州来、张芳、王槩诸家。

　　黄虞稷（1627-1689），字俞邰，号楮园，著名藏书家，家有千顷堂藏书楼，声名远播。吕留良到黄府拜访，主人设宴款待，有诗记之。钱谦益曾作《黄氏千顷斋藏书记》，自云“从仲子（黄虞稷）借书，得尽阅本朝诗文之未见者”。以钱氏藏书之富，尚能从千顷堂见到未见者，足见黄氏藏书之丰赡。这也难怪吕留良到黄府观书后会发出“斗室风流看未足，争教老眼不加狂”的惊叹。

　　周在浚（1612-1672），字雪客，号梨庄，系名士周亮工之子，也是有名的藏书家。他因仰慕吕留良之名，对吕的到访表现出了相当的热情。吕留良不仅得观周氏遥连堂的珍本秘籍，对其所藏的宋砚、宣德炉等金石古玩也得以寓目把玩。因有许多共同的爱好，总有聊不完的话题。周雪客此前一直在搜集其父周亮工佚文，当时正巧编成《栎园焚余集》，便借机请留良作序，留良欣然应允。

　　作为嗜书如命的藏书家，见过黄、周二氏的藏书后，吕留良岂能无动于衷。好在两家对其均礼遇有加，十分慷慨，“欣然借抄，得未曾有者几二十家”。其中黄虞稷家有一种杨维桢集，比吕家所藏的版本内容多出数倍，留良欣喜若狂，一心想查对抄全。他在给儿子的家书中坦陈：“书籍留人，恋恋难释，意且在此结夏，大约秋初作归计耳。”（《谕大火辟恶帖（二）》）因抄书而逗留南京，回家的行程往后足足推了半年有余。

　　其间，由于时间和精力有限，也由于用以核校的图籍远在老家，吕留良便将部分所借之书邮寄回崇德，由家人代为誊抄。他在家书中嘱咐说，周、黄两家虽慷慨出借，但都希望自己能在南京完成抄录，并且速借速还。吕留良虽违背约定，但于信中反复交代家人“勿迟误，勿污损”，可见心中是颇为惶恐而愧疚的。

　　乞食无策，卖文金陵

　　吕留良的南京之行，除了访书，还肩负着发售天盖楼所刻之书的业务。他在写给潘美岩的信上说：“年来乞食无策，卖文金陵，亦止僦寓布家，自鬻所刻。”（《答潘美岩书》）但因自己“并未立坊”，起初只能委托当地书坊代为销售。

　　当时南京的书坊主要有两类：一为门市书坊，一为兑客书坊。门市书坊分散于各处，直接向购书者售书，类似于现在的独立书店。而兑客书坊则集中在承恩寺，相当于图书的经销商，各省书客将书运到南京后再由他们分销各地。给吕留良做经销的是一位叶姓的书坊主，因留良一年不到南京，“颇萌欺蚀之意”，留良只得委托友人前去交涉。此人有些无赖，“索之不吐”，于是吕留良又写信给徐州来，希望他能与周雪客替自己出面，“以法弹压之”（《与徐州来书》）。

　　吕氏刻书因精选精刻，内容又契合市场的需要，所以很受欢迎，生意也就越做越大。康熙十四年（1675）年底，他便委派长子吕葆中前往南京负责售书事务，临行前有一番详细的交代：

　　至无锡，吊高汇旃先生，即行。若主人坚留，停日许则可，不可久。以《遗书》《惭书》致施虹老。凡有友，即嘱访宋人文集及《知言集》稿子，不可忘。若见常熟陆湘灵名灿者，索其旧稿。无锡华氏有《虑得集》，便则求之。问顾修远家尚有书可访否？有《十二科程墨》朱卷未见者，亦要寻。……有船归，即寄所作文字来。（《谕大火帖〔十一〕》）

　　高汇旃即高世泰，东林党首领高攀龙之侄，崇祯十年（1637）的传胪。其他如施虹老、陆湘灵、华氏、顾修远等，应都是留良的旧相识。

　　信中反复提到无锡，可知吕氏父子从崇德到南京，这里都是必经之地，借此可以证明他们北上南京走得最多的就是京杭大运河。多次往返，他们在运河沿岸结识了诸多文朋诗友，每次路过总不免要顺路拜会并通过他们寻访秘籍。而从“有船归，即寄所作文字来”可知，当时父子间的通信也是依托南北往来的航船捎带的。

　　浙江石门县吕氏讲习堂藏书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