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份报纸里，寄托着父亲的学术理想

转自：光明日报

【我与光明日报】

  父亲钱学森是光明日报的忠实读者，特别是晚年治学时每日必读。父亲从小就养成读报的习惯，但不是为了消遣时光，而是作为了解时事和掌握信息的途径。

  父亲读报时还有一个习惯：做剪报。他每次读报前，总会准备好剪刀、胶水和笔，一旦读到自己认为有价值的报道或文章，就会制作成剪报收藏。正因这个习惯，父亲晚年制作和收藏的剪报就有19000余份，还分类装于630多个资料袋里，同时在资料袋上标明“文化学与文化建设”“汽车工业”“风力发电”“巨型智能系统”“我国稀土事业”“社会主义国家宏观经济理论”等主题。

  这些剪报，有很多就来自《光明日报》。例如，1995年3月27日父亲读到苏双碧发表的文章《关于传统文化的几点思考》，就将其制作成剪报并作札记：“社会主义中国要吸取传统中国文化中的精华以创建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现代中国文化！是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当时父亲正在思考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结合问题，故而将此文章制作成剪报保存。

  父亲与其他学者通过往来书信交换观点和交流心得时，常常将《光明日报》的剪报复印后作为附件寄给通信对象。此举是为了及时将学术信息分享给通信对象，以此为对方提供治学的素材或案例。例如，1995年2月25日，父亲读《光明日报》时，就将刊发于1版、记者宋晓梦撰写的报道《同济新校长吴启迪采访录》，以及刊发于7版由学者李仁真撰写的文章《美英证券管理中的“信息隔离制”及其对我国的启示》，制作成剪报并于翌日寄送通信对象于景元。

  除了读者身份之外，父亲还是光明日报的作者，大概发表过近20篇文章。通观父亲发表的文章，可以看出其中寄托着他在不同时期的学术理想。

  1956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父亲的第1篇文章——《迅速迈上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道路》，此文是父亲参加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的发言摘要。文章内容主要从“生产过程的全部自动化”角度谈如何“建立无人工厂”，并指出实现此种可能需要从发展“远距离控制技术”和“电子计算机”两个方面入手。1956年10月8日《光明日报》又发表了父亲撰写的《从飞机、导弹谈到控制它们的电子计算机》一文，再次指出发展电子计算机的重要性。父亲主要从事空气动力学、火箭技术和工程控制论的研究，但他回国前已经关注到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将会引起科技、工业等领域的革命性变化，因而回国后他就从不同视角阐释发展电子计算机的重要性。

  父亲之所以在《光明日报》发表这样的文章，是希望通过这份知识分子的报纸，与广大读者分享他对世界科技发展趋势的认识，进而传播新知。因而，当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20世纪80年代初期，父亲的学术兴趣转移到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特别是研究系统工程和系统科学时，就在《光明日报》发表了两篇重要文章。

  一篇题为《大力发展系统工程，尽早建立系统科学的体系》，发表时间是1979年11月10日；一篇题为《社会系统研究的方法论》，以笔名“席彤”发表于1988年3月24日，“席彤”是“系统”的谐音。两篇文章跨度10年，在某种意义上，也标志着父亲学术旨趣由“工程领域”向“社会领域”的跨越。两篇文章体现父亲运用战略科学家思维观察和审视学术问题的宏观视野，同时在其中还能体会父亲作为一位思想家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学术关怀。特别是以笔名“席彤”发表的文章，提出要用定量方法研究作为复杂巨系统的“社会”。这个观点在当时颇为新颖，引起社会科学领域诸多学者的讨论和争鸣。

  除了表达重要学术观点，作为光明日报的作者，父亲还经常在这份报纸上介绍自己的科研心得或治学体会。例如，父亲于1961年6月10日发表的文章《科学技术工作的基本训练》，正是他自己从事科研工作的经验总结。再如，父亲于1989年8月6日发表的《一切成就归于党，归于集体》，就指出自己取得科技成就主要“依靠集体”。

  值得一提的是，父亲读报时非常仔细和认真。1963年9月2日阅读《光明日报》刊登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研究员丁渝撰写的文章《波谱学的新近发展》时，就发现文中使用的单位“分米”存在翻译不确切的问题而致函光明日报社提出商榷意见。有时，父亲看到对熟人的报道，还会引起他对往事的回忆。1990年7月23日读到《光明日报》1版报道大庆石油管理局总工程师王德民“艰苦奋斗三十载 取得成果四十项”的事迹时，“深受教育，也为之感动”，7月25日特地致函王德民表示“致敬”。

  作为读者和作者，父亲与光明日报结下不解情缘。这份报纸既为父亲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学术信息，同时也成为父亲寄托学术理想的精神故乡。尚不止于此，从父亲归国到父亲逝世之间的重要事件或关键时间节点，光明日报都会进行报道。一份报纸与一位知识分子结下70多年的情缘，可以说是“君子之交”的写照。

（钱永刚，系钱学森之子、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馆长，本报记者詹媛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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