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沈阳日报
□陈 震 雷红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着力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把激发创新创造活力作为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加快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生产经营机制。这个重要论断进一步为如何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文化强国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为实现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提供了方法指导,为如何进一步不断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断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提供了实践遵循。因此,进一步全面深入认识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和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具有极强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弘扬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是党领导下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根本导向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回应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方向的首要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文化创新的根本价值就在于人民的需要,人民的需要也正是文化创新的方向与目标。在新征程上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创新活力,就是要始终坚持文化创作导向以人为中心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首先,文化创新的主体是人民。回顾中华文化瑰宝史,无论是从诗经、楚辞到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以及明清小说,还是从《格萨尔王传》《玛纳斯》到《江格尔》史诗,各个历史时期的文艺大师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艺精品,这些作品温润心灵、启迪心智,不仅为中华民族提供了丰厚滋养,也为世界文明贡献了华彩篇章。文化体制机制改革要“目中有人”,坚持把打造一支文化创新创造队伍作为十分紧迫的战略任务,要识才、重才、爱才,在全社会营造有利于人才成长成才的政策环境,努力培育形成规模宏大、结构合理、锐意创新的文化人才队伍。
第二,文化创作服务于人民。创作是在社会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实践,是来自于对社会现实生活的深刻体察、来自于对人民群众急难愁盼以及现实需要的准确回应。文化创作的中心工作就是要体现中华文化精神、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优秀作品并不拘于一格、不形于一态、不定于一尊,既要有阳春白雪、也要有下里巴人,既要顶天立地、也要铺天盖地。只要有正能量、有感染力,能够温润心灵、启迪心智,传得开、留得下,为人民群众所喜爱,这就是优秀作品。”新时代新征程,要顺应文化创新发展的多元性,根植现实生活,破解深层次文化体制机制障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回应好不同社会群体对精神文化产品的需求。
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是党领导下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政治要求
新时代新征程,我国各种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数量大幅增加,主要矛盾已由“够不够”转向“好不好”。这意味着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要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加快建立有利于优质文化产品服务不断涌现的体制机制。
一方面,文化体制改革坚持社会效益与回应人民群众精神需求内在统一。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文艺要反映好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因此,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并不是简单机械地将社会效益凌驾在个人利益、个人诉求之上,而是要不断增强全民族文化自信,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快适应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新形势,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另一方面,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坚持社会效益是“第二个结合”的内在要求。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够相结合,就在于两者存在高度的契合性。比如,天下为公、讲信修睦的社会追求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相通,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与人民至上的政治观念相融,革故鼎新、自强不息的担当与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相合。马克思从社会关系角度出发,强调“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中华文化也反对将人作为孤立的个体,也把人安放在家国天下之中,两者实现了高度的契合与融合。在这个意义上,深化文化体制的改革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就是深刻践行“第二个结合”的科学要求与重大原则,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
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是党领导下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指引
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体制机制改革使命,就是要坚持社会效益优先,统筹推进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经得起人民评价、专家评价、市场检验的作品,应该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也应该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作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具有教育引导、娱乐消费等多重功能,具有意识形态和产品的双重属性。因此,绝不能将文化产品的收益作为首要标准,不能沦为市场的“奴隶”。
当前,文化与文化产品呈现出新的形态——
一是传统文化产品正在迭代升级。新兴文化载体和产品不断涌现,大数据、移动通信、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正快速颠覆传统文化产业,但数字技术既有实现文化资源共享、优化资源配置、畅通文化需求表达、化解文化风险等独特优势,也存在数据泄露、虚假和违规内容生成、侵犯他人权益等安全和治理风险。由此可见,新兴技术和文化产业相融合是必然的发展趋势,特别是网络空间的虚拟性、开放性增加了文化治理的难度,网络舆论斗争、交锋日趋激烈复杂,这对文化管理相关部门也提出了更大的挑战。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以社会效益优先,统筹兼顾好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就是要加快完善党委领导、政府管理、企业履责、社会监督、网民自律等多主体参与、多手段结合的网络综合治理格局,形成各部门之间的联动机制,以改革创新精神推动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向纵深推进。
二是推动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齐头并进。如何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一个重大的时代课题,习近平总书记曾对我国文化遗产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兼顾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就是要着力推动文物古迹、古老建筑、名城名镇、历史街区、传统村落、文化景观、非遗等文化遗产的传承发展,讲好其中的故事、阐述其深邃的思想,将蕴藏其中的文化充分挖掘,既可以回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和文化期待,也能充分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协同推进。
综上所述,在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进程中,应当始终牢记唯有人民的文化有其生存的根基,唯有社会的文化才有其发展的土壤,唯有市场与社会共同满足的文化才有其发展的未来。面对新时代、新形势、新征程唯有进一步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要着力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把激发创新创造活力作为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方能不断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真正为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重新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贡献力量。
(作者单位分别为东北大学、中共呼和浩特市委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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