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衢州日报
记者 巫少飞 文/图
今年是金庸（本名查良镛，本文统称金庸）诞辰100周年，浙江嘉兴、衢州均举办了纪念活动。10月底，原《东南日报》副刊“笔垒”主编陈向平的儿子陈晓东撰文《新近发现的金庸给陈向平的两封信》，两封信披露了金庸进入报界之前曾办过《太平洋杂志》、陈向平介绍金庸入职《东南日报》等细节。陈晓东文中还提到：“父亲陈向平在《东南日报》他主持的副刊‘笔垒’上发表了金庸的处女作《一事能狂便少年》。”
上世纪40年代，一位是尚未成名的少年；一位是“东西双星”之一的《东南日报》副刊“笔垒”主编。少年金庸与陈向平主编是如何交集并成为忘年交的？一切源于金庸在衢州写成的一篇《一事能狂便少年》的文章。
《一事能狂便少年》
1941年9月4日，金庸用衢州中学老师给他取的“查理”笔名在《东南日报》“笔垒”副刊发表处女作《一事能狂便少年》，原文如下：
去年，我的一位好友被训育主任叫到房里去，大大地教训了一顿。训到末了，训育主任对他说：“你真是狂得可以！”
是王国维先生说过罢：“一事能狂便少年。”狂气与少年似乎是不可分离的。他不能勉强自己赶快增加年龄，于是，暑假后不得不换了一个学校。
这位友人是那些有着火热的情绪的人之一，他做起各种事情都像在拼命而使他成为我最亲密的友人的，正由于这种性格。因为狂气固然会使保守者感到非常愤怒与厌恶，而冷静同样要使狂气十足的人觉得万分地不可忍耐。对于这个，我和安德雷·马罗斯有着相同的见解：“其间发生的误会与不幸，应当归罪于人类的天才，胜于归罪于个人的恶德。”所以我不愿意使自己对这位训育主任有什么不敬的意见，因为我知道我和他几乎相差三十岁的年纪。这种差异是不可超越的。我只以为放弃教育手段而勉强别人增加年龄是一件不值得赞美的事情，并且狂气也不是同他所想象的那样，是一种非常要不得的东西。
“狂气”，我以为是一种达于极点的冲动，有时甚至于是“故意的盲目”，情情愿愿的撇开一切理智考虑底结果。固然，这可以大闯乱子，但未始不是某种伟大事业的因素。像我们不能希望用六十度的水来发动蒸汽机一样，一件惊天动地的事业要以微温的情感、淡漠的意志来成就，那是一件太美好了的梦想。我要这样武断地说一句：要成就一件伟大的事业，带几分狂气是必需的。
因为事业够得上称一声“伟大”，一定是“与众不同”。在开始时，在进行中，顽固者固然看了不顺眼，优柔寡断者也未尝会赞同。于是：劝告来了，嘲笑来了，责骂来了，干涉禁锢也来了。如果不带几分狂气，蔑视别人的意见，不顾社会的习俗，这件事准得半途撒手。假使帕理不是证着一股狂气，或许到现在，“北极”还没有在地图上出现；爱迪生没有对工作的热狂，这许多造福人类的发明，恐怕也不会由他开始吧！
在现在，固然那些假作疏狂、装装才子风流的像晋代的纵酒傲世、披发箕踞的也未始不有，但那已经不值得一哂：就是如陶潜的洁身自好，阮籍的明哲保身的消极狂态，也遭遇到它们的没落了。
我们不需要温德莎公爵、安东尼的“不爱江山爱美人”的狂，拿破仑、希特勒的征服全世界的狂，因为这种狂气发泄的后果，小则使世界动荡不安，大则将使全人类受到祸害。
我们要求许许多的，像法国大革命时代一般志士追求自由的狂，马志尼、加富尔的复兴民族的狂，以及无数的科学家、艺术家、探险家等对于真理、对于艺术、对于事业的热狂。
石梁静岩夜夜心
《一事能狂便少年》的标题来自金庸前辈同乡王国维的诗句“四时可爱唯春日，一事能狂便少年”。文中提到的“训育主任”来自金庸的亲身经历，也是金庸来衢求学的原因。
1938年7月，杭、嘉、湖7所省立中等学校在丽水碧湖组成浙江省立联合中学，金庸就读于该校。训育制始于1929年，是国民党一党专制下的特殊产物，也是党化教育的一个重要手段。显然，金庸讨厌训育制。当时，校内各班级学生可自由编写壁报，金庸就于1940年上半年在学校的壁报上写了一篇《阿丽丝漫游记》。同学们一眼就能看出壁报上的“眼镜蛇”就是影射训育主任沈乃昌，金庸借阿丽丝之口说出了广大学生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完全是少年冲动，没考虑后果的严重。沈乃昌逼迫校长张印通将其开除出校，校长也无奈，勉力将“开除”改为“退学”，并努力帮金庸转学。
金庸曾说：“我高中一年级时，在学校壁报上撰文讽刺训育主任沈乃昌先生而被开除，是我人生中最大的危机之一。因为给学校开除，不但失却了继续求学的机会，连吃饭、住宿的生活也发生问题，后来终于在原校长张印通先生及旧同学好友余兆文君的帮助下进入衢州中学，那是生死系一线的大难。‘不怕重大压力而在文字中畅所欲言’，这也是后来所以得到成功的一个主要关键。”
金庸的同班同学王浩然曾回忆道：“看这少年，中等身材，天庭饱满，方脸阔嘴，双手捧的却是黑白分明的两盒围棋。”1940年7月，金庸就这样手捧两盒围棋款款来衢。
显然，金庸很是感激衢州朋友和老师的“春风时雨”。
在写给衢州朋友梅培之的信中，金庸提到：“在衢州两年，生活极感温馨，是生平极愉快的一段时间。”
在写给衢州原副市长姜宁馨的信中，金庸提到：“在衢州读书的两年间，我倍感温馨。希望能保留一些往日的宁静。”
金庸曾说过：“在衢州中学的两年，是我最快乐、最难忘的时光。尽管当时读书条件很艰苦，但衢州中学的老师对我很好，学习氛围也很浓，我受益很多。我当时在校图书馆借阅了许多书籍，特别是《万有文库》中的古今中外名著。”
2004年10月27日，金庸回访母校衢州一中时曾题字：“温雅豪迈衢州人，同学少年若兄弟。六十年中常入梦，石梁静岩夜夜心。”落款是：“少年时负笈衢中，师长教诲，同学勉励，常自怀念。今访母校，见规模大张，回思昔日，不禁悲喜交集也。 金庸甲申年秋。”
衢州的教育对金庸成为著名报人和“武侠小说巨匠”有重要影响。抗战时期的衢州中学有一批阵容强大的国文老师群，王西彦、袁微子、陈康白、陈友琴、曹百川、张厚植、方光焘、屠伯和、何植三等先后在这里任教。那时学生每天都要写一篇自拟题目的短文，日记簿由学校统一印发。金庸在作文课上，经常第一个交卷，获得最佳评分，大家争相传阅。金庸的语文成绩比在丽水时要好，全班第一。几个学期的语文考试成绩分别是85分、83分、88分、86分，毕业成绩为83.9分。
1940年5月24日，日军攻陷金华，衢州危在旦夕，学校决定停课疏散，毕业班就提前草草毕业。当时，衢州中学给学生发了流亡学生证明，一张小奖状大小的纸，上面印了证明文字，盖上衢州中学的公章。金庸在衢州的求学生涯结束。
据《程正迦回忆录》载：1942年夏，侵华日军铁蹄踏向浙西南，在衢州已有日军入侵的枪炮声时，金庸与江文焕、王浩然、黄文俊、吴汝榕、程正迦、程正返、朱卿云等衢州同学、朋友决定踏上西去求学的路，不在沦陷区做亡国奴，一同到大后方读书。一行8人所用钱资系江文焕母亲给的，他们先在航埠镇王浩然家里集中，带着随身衣物和路上吃的炒米，挤上了去江西的火车，凭着流亡学生证明可以免票，继续着乱世求学梦……
“他教我如何读书，如何写作，如何做人”
据傅国涌的《金庸传》记载，刊发金庸处女作《一事能狂便少年》的陈向平，曾两次在衢州和金庸会面。
1934年，原《杭州民国日报》改名为《东南日报》，该报在浙江、江西、福建乃至中国西南拥有十几万读者。陈向平长期主编《东南日报》的副刊“笔垒”，“笔垒”与《大公报》桂林版的副刊“大公园”，被秦牧誉为“东西双星”。
1941年，当陈向平读到署名“查理”的金庸文章《一事能狂便少年》，非常欣赏这篇议论文的犀利文笔，立即安排在当年9月4日的《东南日报》“笔垒”头条发表。这就是金庸处女作发表的来历。
1941年12月7日，陈向平又在《东南日报》“笔垒”头条编发了金庸写的《人比黄花瘦——读李清照词偶感》。虽然金庸批评“一切吟风弄月”不无少年偏激，但在当时抗战背景下，大胆提出自己想法亦是“文心剑胆”。
1942年初夏，《东南日报》迁至金华，陈向平就趁着出差，专门来到位于衢州石梁的衢州中学寻访“查理”，他们在石梁下静岩村一幢旧式的阁楼里会面。令陈向平意外的是，“查理”只是一位高二学生，“身高背宽，呈正方形的脸上架着一副近视眼镜”，虽然营养不良，瘦骨嶙峋，却“颇有学者风度”。年龄的差距没有妨碍他们一见如故，谈得很投机。陈向平还指点金庸来年报考西南联大。
1942年5月15日，日军发动浙赣战役，陈向平随东南日报社撤往江山。5月26日，《东南日报》在江山发行“号外”。此时，金庸与陈向平在江山再度相逢，两人在陈向平下榻处促膝长谈，一直在翌日天明。金庸深有感触，奋笔疾书，写了6000多字的长文——《千人中之一人》，阐述了对友谊的看法。此文随后在《东南日报》“笔垒”分三期刊载。此后，金庸还写了一首七言长诗，引经据典，歌颂战火中的青春和友谊。陈向平编发时，还特地加上“编者按”，说此作是百里挑一佳作。
可以说，无论是文字上的点拨，还是人生道路上的引导，陈向平对金庸一直关照有加。陈晓东写的《新近发现的金庸给陈向平的两封信》，更加证实了——金庸踏入报界的大门，正是因为陈向平于1946年向《东南日报》总编辑汪远涵推荐了金庸。
1999年，金庸出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他在给传播系的学生谈起自己的办报生涯时说：“上世纪40年代，我在陈向平的《东南日报》‘笔垒’副刊上发表过散文。陈向平是一个有胆识的人，坚持真理，人家要杀掉他，他也不怕，给过我很多启发。因而我在香港办报纸是拼了命来做的，是作了牺牲性命的准备的。我办报不能说成功，只觉得自己一生的运气还不错。可以说，当年遇到陈向平先生是我的运气，他教我如何读书，如何写作，如何做人……”这是金庸对恩师陈向平的深情告白。
（本文感谢傅国涌、黄材运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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