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蜀道(荔枝道)考古调查与研究
有什么新发现?
作为“山城防御体系”
重要一环的忠县皇华城遗址
发掘与保护进展如何?
荣昌刘家庙摩崖造像和寺庙建筑基址
考古发掘有哪些收获?
11月9日
第九届西南考古协作会
暨西南地区巴蜀文明进程考古新发现学术研讨会
在重庆举行
关于重庆考古
又有哪些新发现、新收获?
《山与城》147期
对话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多位专家学者
为你讲述这些遗址背后的故事
蜀道(荔枝道)考古专项调查
发现数量众多、类型丰富的沿线文物遗存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蜀道崔嵬险阻,越秦岭巴山将周秦汉唐古代中国政治中心与西南腹地紧密相连。
在重庆,也有一段闻名遐迩的蜀道——荔枝道。“2024年3月至今,在重庆、四川、陕西等省市文物局指导与关怀下,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牵头川陕渝相关文博单位实施了蜀道(荔枝道)考古专项调查。”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汪伟介绍,该专项调查中,重庆、四川、陕西三省考古专业机构携手,以期系统摸清各省市“荔枝道”文物资源底数,为文物保护赋能。
“荔枝道是蜀道中唯一以运输产品命名的道路。”作为本次荔枝道考古专项调查的负责人之一,汪伟介绍,重庆历来重视对荔枝道及相关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近年来部署开展了荔枝道沿线文物资源考古调查、价值研究、保护展示系列工作。
荔枝道究竟在哪里?它的走向如何?汪伟介绍,蜀道呈“北四南三”的分布格局,其中“南三段”中最东段即为荔枝道,其北起陕西西乡、南至重庆涪陵,是唐天宝年间整饬故道为接力专运荔枝的驿路。《舆地纪胜》有记载:“高都驿路,乃天宝供荔枝之路也。”
“截至2024年10月底,本次调查共发现各级古道203段,自重庆涪陵区高坎子延伸至陕西西乡镇子午镇老街,荔枝中线约550公里。”汪伟介绍,调查发现,古道总里程超过440公里,沿线共发现文物点249处,其中包括古建筑、古墓葬、石窟寺及石刻、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等。
“荔枝道考古专项调查初步理清了线路走向与历史沿革,并发现了数量众多、类型丰富的沿线文物遗存。”在汪伟看来,关于荔枝道的研究还有诸多谜团等待后人解读,如军事地理、交通选线、城址市镇等,仍然还需深入系统性整理和多学科综合研究。
“近年来,重庆市还实施蜀道相关文物资源保护利用项目10余项,重点项目包括垫江县峰门铺生态修复和文物保护工程、石柱县巴盐古道原址保护工程等。”汪伟表示,考古部门接下来还将聚焦专项调查勘探,系统摸清荔枝道沿线文物资源底数,建立分级、分类保护措施,为荔枝道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提供支撑助力。
皇华岛中皇华城
正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四面江滩合,一洲烟树横”。这里曾是宋元(蒙)战争期间,山城中唯一的江中岛城;这里还有一座“朝天门”。800年前硝烟散尽,岛与城见证了重庆人的血性和不屈——这里,就是位于重庆忠县长江水域皇华岛上的皇华城。
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蔡亚林介绍,皇华岛在《水经注》中称其为“江浦”,城址距今有近800年历史。南宋后期,面对元(蒙)军的大举进犯,南宋军队采取依山制奇、据险而守的方略,修筑了包括合川钓鱼城、忠县皇华城等在内的数十座城池,城中有林木田池可供长期驻守,且各城相互呼应,构成一个庞大的防御体系,即著名的“山城防御体系”。
“皇华城也是整个山城防御体系中,唯一的孤岛型城址。”蔡亚林介绍,皇华城位于长江之中,利用四面环水、激流险滩和悬崖陡峭等地形优势可以有效克制敌人,作为当时峡江地区的江防要塞,它也起着扼守长江航道的作用。至今,在皇华城北侧山崖一石壁上,仍留有宋代题刻,上书“保江”二字,似乎在向人们述说当年的烽烟。
“2018年以来,配合三峡大遗址保护和考古遗址公园建设,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持续在皇华城遗址开展了调查、全岛普探和考古发掘工作。”蔡亚林介绍,考古调查基本廓清了城址内外城圈、南北一字城墙结合临江墩台组成的综合防御体系,清理揭露了城门、书院、衙署、梯田、手工业作坊等一批重要遗迹现象,初步探明了城址的布局结构与功能分区。
“皇华城踞岛围城、环江为壕的选址理念在宋元山城中别开生面、独树一帜,因晚近以来没有大的修葺与重筑而具有高度的完整性与真实性。城址遗存丰富,要素齐全,是我国宋元时期府州级建置城市的典型研究案列。”蔡亚林介绍,随着考古工作进行,一批十分罕见的重要遗存得以重见天日,如皇华城发现的铁雷,是世界中古史上冷热兵器并用时代开创阶段的珍贵例证。
皇华城整体保存较好,文化内涵厚重,文物类型丰富,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和展示利用价值。那么,未来的皇华城是什么样子?日前,重庆市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扛起新使命 区县谈落实”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忠县相关负责人表示,借助长江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建设契机,目前忠县已建成皇华城考古遗址公园,建设考古遗址博物馆,并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再现据岛筑城、依江为池的南宋古城。
荣昌刘家庙摩崖造像及寺庙建筑基址
新发现一批精美的龛窟、造像及石刻构件
“重庆荣昌刘家庙摩崖造像及寺庙建筑基址,位于荣昌区盘龙镇骑龙村,摩崖造像始凿于唐代,宋代造像活动趋于繁荣,到明清时期仍有雕凿。”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文博馆员朱思奇介绍,遗址现存窟龛共26个,碑刻题记5则。造像内容包括十圣观音、地藏十王、东岳大帝、三清像等。刘家庙摩崖造像延续时间长、题材丰富,雕刻精美。
“龛窟前还分布有建筑基址遗迹,窟顶有采石遗迹、僧人墓葬、建筑遗迹等,与摩崖造像共同构成了寺庙综合体,在摩崖造像及建筑基址的周围还有云梯古道、祝家坝宋代瓷器窖藏等遗迹。”朱思奇介绍,日前,经国家文物局批准,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该遗址开展了主动性考古发掘,清理房址、建筑台基、墓葬等各类遗迹14处,出土各类文物标本90余件。
“本次主动性发掘,我们不仅着眼于遗址本身的发掘,也在遗址周边、乃至荣昌区域内进行了大范围的调查,力图掌握与遗址有关的更多信息。”朱思奇介绍,在发掘过程中,考古队员也对刘家庙进行了一系列抢救性保护整治工作,以期在不改变文物原貌的基础上实施保护。
“通过在摩崖造像点周边区域展开考古调查,将石窟寺与周边的云梯古道、盐井坝、祝家坝瓷器窖藏等遗迹综合分析,该摩崖造像点可能与当时的盐业经济发展具有较强的关联性,因制盐业的支撑,这一带应当是经济富庶、交通便利之地。” 朱思奇表示,本次考古发掘厘清了遗址的发展沿革情况,揭露了数座窟前建筑基址,新发现了一批精美的龛窟、造像及石刻构件,“该地点集摩崖造像、窟前建筑、墓葬于一体,是一处布局结构相对完整的石窟寺遗址,对于厘清川渝地区石窟寺的整体布局、功能结构具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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