吟罢“明月几时有”　回望“超然”崛起时|苏轼_新浪财经

　　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即将来临。每到这个节日,苏轼的“明月几时有”便会被反复吟诵。这首词无疑是苏词当中最知名、最优秀的作品之一,可能很多朋友并不知道,这首词跟咱们山东渊源颇深。苏轼写下这首千古名作之时,正在咱们山东密州(今诸城)为官。更鲜为人知的是,苏轼也正是从密州开始,一步一步登上文坛盟主之位。那么,苏轼是如何开启文坛主盟之路的?这要从超然台说起。

　　□刘国胜

　　欧阳修的嘱托:

　　苏轼接掌文坛大旗

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开始着手变法。在接下来的数年中,陆续推出青苗法、募役法、保甲法等,遭到以司马光、苏轼、苏辙兄弟为代表的保守派的反对,史称“新旧党争”。

　　为了避开王安石的锋芒,旧党人物纷纷离朝外任。熙宁六年(1073),苏辙“闻济南多甘泉,流水被道,蒲鱼之利与东南比,东方之人多称之。会其郡从事阙,求而得之”,到齐州(今济南)做起了掌书记。苏辙的哥哥苏轼,“既通守余杭,三年不得代。以辙之在济南也,求为东州守”。熙宁七年(1074),苏轼追随弟弟的脚步,来知“山东第二州”密州(今诸城)。

　　苏轼从杭州通判调任密州知州,官职全称是“太常博士、直史馆、权知密州军州事”,虽然还是七品官,属于平调,但毕竟是干上了地方一把手,可谓意气风发。到了熙宁九年(1076)正月,苏轼的官职又变成“尚书祠部员外郎、直史馆、知密州知州事、骑都尉、借紫”,升职为六品。可见,苏轼的密州时期,仍处于“事业上升期”,这在其被王安石挤对出庙堂中心的大背景下,取得这番成绩实属不易。

　　除了职级的擢升,苏轼还要在密州准备另一件大事,那就是继欧阳修之后,主盟大宋文坛。欧阳修已于熙宁五年(1072)去世,苏轼在《颖州祭欧阳文忠公夫人文》中记下了欧阳修当年的殷殷嘱托:“此我辈人,余子莫群,我老将休,付子斯文。”欧阳修的意思是:“你是我辈中人,其他人难以相比,我将年老休息,文坛的事就交给你了!”

　　欧阳修以文章冠绝天下,一生诗文多著,继晏殊之后,成为一代文宗。欧阳修对“三苏”都有知遇之恩,他保举苏洵在朝廷做官,并在嘉祐元年(1056)主持礼部考试时选拔出了苏轼、苏辙兄弟。欧阳修和苏氏兄弟从此有了师生的名分,苏轼遂向恩师呈送《谢欧阳内翰书》,其中论述了宋朝开国以来的文学发展史,得到了欧阳修的大加赞赏:“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后又对其子欧阳棐说:“汝记吾言,三十年后,世上人更不道著我也。”可见欧阳修对苏轼的极度推崇。南宋王十朋有诗云:“堂堂天人欧阳子,引鞭逊避门下士。天昌斯文大才出,先生弟子俱第一。”直到后来,欧阳修对苏轼说出了那番托付文坛的话:“此我辈人,余子莫群,我老将休,付子斯文。”

　　苏轼自觉接受了文宗传人的使命。他的弟子李廌在《师友谈记》中记载,苏轼曾坦言:“文章之任,亦在名世之士,相与主盟,则其道不隐。方今太平之盛,文士辈出,要使一时之文,有所宗主。昔欧阳文忠常以是任付与某,故不敢不勉。异时文章盟主,责在诸君,亦如文忠之付授某也。”意思是,文脉传承的责任,也在于当世的名士,大家共同主导,才能使文脉传承不至于隐没。当今社会正值太平盛世,文人辈出,应有一个文宗。过去欧阳修曾将这个责任托付给了我,所以我不敢不努力。而未来的文坛盟主,责任就在诸君了,就像欧阳修当年托付我一样。

　　苏辙的支持:

　　以“超然”为旨破题

　　苏轼知任高密,“驱除螟蝗,逐捕盗贼,廪恤饥馑”,仅用了一年时间,就把密州的工作理顺了。别人以为苏轼从杭州到了经济相对落后的密州,即使干了一把手,也未必能快乐,就像他在《超然台记》中所言:“人固疑余之不乐也。”出乎大家所料,苏轼在密州,虽然生活条件差了些,但与民同乐,生活顺遂,十分畅怀,于是他继续写道:“处之期年,而貌加丰,发之白者,日以反黑。予既乐其风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

　　在工作顺利、生活惬意的条件下,苏轼修复了密州城墙的一处高台,“稍葺而新之”。苏轼经常带人登台四望,“放意肆志”,他既看到了秦代隐士卢敖,也看到了姜子牙、齐桓公、韩信等彪炳史册的历史人物,“时相与登览,放意肆志焉。南望马耳、常山,出没隐见,若近若远,庶几有隐君子乎!而其东则庐山,秦人卢敖之所从遁也。西望穆陵,隐然如城郭,师尚父、齐桓公之遗烈,犹有存者。北俯潍水,慨然太息,思淮阴之功,而吊其不终。”可见此时,苏轼虽然“处江湖之远”,内心还是奔涌着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

　　但他现在的志向,不是政坛,而是文坛。他要开始着手欧阳修生前的托付——尝试主盟大宋文坛。其实说到底,这也是苏轼在被王安石排挤在外的大背景下,从危局中开新局。

　　苏轼先请在济南的弟弟苏辙为他“稍葺而新之”的高台命名,“以告辙曰:‘此将何以名之?’”苏辙在《超然台赋》序中说,按照“安于其所”的原则,你现在远离“是非之场”“荣辱之海”,恰好处于“超然不累于物”的状态:“今夫山居者知山,林居者知林,耕者知原,渔者知泽,安于其所而已。其乐不相及也,而台则尽之。天下之士,奔走于是非之场,浮沉于荣辱之海,嚣然尽力而忘反,亦莫自知也。而达者哀之。二者非以其超然不累于物故邪?”于是引用《老子》“虽有荣观,燕处超然”之语,为其命名“超然台”。

　　苏辙同时作下《超然台赋》,他在赋中说,人生不过短短数十载,为何要沉溺于世间的污浊?倚靠在轩台的柱子上长啸,衣袖在风中轻扬飞舞。极目远眺,瞬间就能看到千里之外,将无尽的思绪寄托在云烟之间。“曾陟降之几何兮,弃溷浊乎人间。倚轩楹以长啸兮,袂轻举而飞翻。极千里于瞬息,寄无尽于云烟。”最后申明题旨,无论去往何处,只要心中乐观开朗,这或许就是所谓的超然境界吧,“惟所往而乐易兮,此故为超然者邪。”

　　苏轼要着手主盟大宋文坛,只有找一个易于引发共鸣的好选题,才能得到海内文人的广泛唱和。苏辙帮苏轼从《老子》中摘出“超然”二字,作为唱和的主题为台命名。苏轼欣然允诺,“予弟子由,适在济南,闻而赋之,且名其台曰‘超然’,以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苏轼还点评了苏辙的《超然台赋》:“子由之文,词理精确,有不及吾,而体气高妙,吾所不及。虽各欲以此自勉,而天资所短,终莫能脱。至于此文,则精确、高妙,殆两得之,尤为可贵也。”

　　然后,苏轼广邀像他们苏氏兄弟一样离开权力中心的旧党人物,以为台作赋为名,阐发大儒君子们意趣高超、淡泊名利、游于物外的高尚情操,顺便吐槽下王安石等当权者主持的喧嚣而污浊的名利场、是非地。

　　天赋异禀的苏轼,一定读过王安石早年的名作《游褒禅山记》,其中写道:“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苏轼既然以“超然”为题,便反其意而行之,大谈“凡物皆有可观”“非必怪奇玮丽者也”:“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玮丽者也。糟啜漓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

　　苏轼继续上升他的论点,即做到超然物外,不要为物所累:“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内而观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挟其高大以临我,则我常眩乱反复,如隙中之观斗,又焉知胜负之所在。是以美恶横生,而忧乐出焉,可不大哀乎!”

　　苏轼在《超然台记》中确定了“超然物外”的论点,遂“命诸公赋之”,掀起了异地唱和超然台的盛事,着手尝试主盟文坛。

　　首次主盟:

　　得到文坛众多响应

　　当时,“苏门四学士”中的张耒已经拜到苏轼门下,《宋史·张耒传》记载,张耒“十七时作《函关赋》,已传人口。游学于陈,学官苏辙爱之,因得从轼游,轼亦深知之,称其文汪洋冲淡,有一唱三叹之声”。

　　张耒通过曹州知州刘颁(字贡父),接到恩师苏轼唱和超然台的指示,提笔拟道:“苏子瞻守密,作台于囿,名以‘超然’,命诸公赋之,予在东海,子瞻令贡父来命。”张耒在《超然台赋》中写道:“登高台之岌峩兮,旷四顾而无穷。环群山于左右兮,瞰大海于其东。弃尘壤之喧卑兮,揖天半之清风。身飘飖而欲举兮,招飞鹄与翔鸿。”

　　除了苏门弟子,苏轼还广邀亲友、同僚为超然台作赋。

　　其中一位是文同,字与可,长苏轼近二十岁,皇祐元年进士,是苏轼的从表兄,后来两人还结为了亲家,关系最为紧密。文同当时官陕西洋县,作《超然台赋》以相和,比苏轼以美人:“有美一人兮在东方,去日久兮不能忘。凛而洁兮岌而长,服忠信兮被文章。中皦皦兮外琅琅,兰为襟兮桂为裳……下超然兮拜其旁,愿有问兮遇非常。”苏轼点评该文“意思萧散,不复与外物相关”。

　　另一位是老乡鲜于侁,字子骏,也长苏轼近二十岁,景祐元年进士,时任京东路转运使,鲜于侁创作《超然台赋》,同样赞苏轼为令他倾慕的美人:“佳人兮何为,超然台兮独处。极劳心兮怅望,登宝峰兮仰止。天之西兮海之东,不惮远兮欲从其游。秣余马兮次余车,道阻长兮不可驰驱。天苍苍兮云垂垂,风雨冥兮愁余思。”

　　再一位是老同事李清臣,字邦直,皇祐五年进士及第,时任京东提点刑狱,恰好巡游密州,在苏轼陪同下登上超然台,李清臣深得超然之意,即兴作《超然台赋》:“嗤荣名之喧卑,哀有生之烦煎。万有不接吾之心术兮,味逍遥之陈篇。蛾眉弗以为侍兮,识幻假于朱铅。虽巫神与洛妃,吾不睹其为妍……世所甘处,我以为患兮。物皆谓危,己所安兮。”

　　此次与苏轼《超然台记》的唱和,除了苏辙、张耒、文同、鲜于侁和李清臣的五篇赋,有资可查的还有司马光与文彦博的两首诗。

　　司马光字君实,宋仁宗宝元元年进士,神宗即位后,司马光升任翰林学士,竭力反对王安石变法,是旧党的领袖人物。司马光所作《超然台寄子瞻学士》,应该是苏轼收到的分量最重的唱和之作。司马光以其在文坛的显赫影响力,直接在诗中把王安石之流比作猛虎,“猛虎须可揽”,而怜爱苏轼为身居陋巷的颜回,“比之在陋巷,为乐亦何歉”。

　　文彦博,字宽夫,宋仁宗天圣五年进士,曾两度拜相,是大宋的元老重臣,也反对王安石变法,是旧党领袖之一。他也亲自唱和苏轼,《寄题密州超然台》一首,夸赞苏轼“名教有静乐,纷华无动心”。苏轼又回诗一首,《和潞公超然台次韵》,感谢老领导“吟成超然诗,洗我蓬之心”。

　　“超然”之后:

　　人生低谷与艺术高峰

　　苏轼在密州修建超然台,这是他首次尝试主导文坛,以“超然”为题,激发了众多文人的响应,展现出他在文坛的巨大影响力。熙宁九年(1076)中秋,苏轼创作了《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此词一经问世,又引发了广泛的反响,掀起了传播的热潮。苏轼的文坛地位逐渐确立,这给王安石等新党执政者带来了巨大的舆论压力。

　　然而,元丰二年(1079)七月,御史李定等人弹劾苏轼,指责他在诗文中讽刺朝廷。苏轼主盟文坛的后果终于显现出来,他很快被捕,八月入御史台监狱,十二月虽获释,却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仿佛有一个可怕的声音在耳边响起:“你不是能‘超然’吗?那就多给你几次‘超然’的机会!”

　　自此,苏轼的人生陷入了难以挽回的低谷,黄州、惠州、儋州的三次贬谪将他推入了荆棘丛生的困境。然而,苦难是思想的养料,也是艺术的源泉。令人欣慰的是,这三次贬谪反而将苏轼的诗词艺术推向了新的高峰,使他成为了当之无愧的文宗领袖。正如《宋史·欧阳修传》所记:“当元祐间,世人皆以欧阳公为苏轼伯乐,而独称苏而不称欧。”然而,我们不应忘记,这一切都始于苏轼在密州修建超然台,发起“超然”唱和的那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