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者按：笔者在二十届三中全会前写了一篇“体制改革推动内生经济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潜力和需求空间”的论文，投一家刊物后以外审中国已经是市场经济国家，不是二元经济体制国家意见为由退稿了。后转投《现代经济探讨》，他们思想解放，鼓励学术讨论，在2004年第9期发表出来了，非常感谢。笔者将其分小专题文在我的公众号转发，今天发出之二。
周天勇
就现代经济学经典经济增长的算式看，对于从经济落后向发达转变但体制为市场配置资源的国家有乔根森（Jorgenson，1967）模型，对于经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有索洛（索洛，1956）模型，而对于进入工业化、偏好国家集中资源的发展中国家，也有哈罗德-多玛（Harrod，1948；Domer，1946）增长模型等等。当然，还有一种是体制从计划向市场改革的转轨国家，如前苏联、东欧、中亚和蒙古等国和地区，绝大多数是三到五年瞬时完成向市场体制的转轨。因此，也没有必要对这种时间很短的经济体，专门总结其经济增长的计算模型。
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建国以来74年间，经济平均增长速度为7.97%，其中1978年改革以来为9.02%。从其中的各个阶段看，1950-1956年、1957-1977年、1978-2010年和2011-2023年，分别为9.97%、4.97%、10.02%和6.48%，经济增长速度却快慢不一。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进行了经济体制的改革。然而，与东欧和前苏联瞬时体制转轨的各国不同的是，中国在生产资料所有方面，安排以公有制为主和私营经济共同发展的制度，在资源配置由计划行政向市场配置改革方面采取了渐进转轨的方式。如前所述的，在从计划行政向市场机制释放的阶段，在资本和劳动力比计划经济时期投入水平降低情况下，经济平均增长速度却高出了一倍。当然，也由于人口增长和结构变化、国际经济关系不确定和改革开放解放生产力作用边际递减，计划行政与市场机制胶着并存这一时期，相比前一阶段年平均经济增长率降幅为37.76%，增长放缓的压力越来越大。
毫无疑问的是，中国经济体制的安排和变化，深刻地影响着要素配置效率、收入分配流向和需求与供给的均衡，进而可以说成为决定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但前述三大类增长模型，是流动实体变量以不同的经济逻辑关系组合形成的函数，包括联立方程算法。而体制则是一种制度安排，并不是可以计量的经济流动实体。因此，无论将中国各个阶段的各种数据输入这些算式和联立计算系统，都无法从体制安排和变化的角度去分析、刻画和解释经济增长的损失和来源。
如何让现有的经济数据服务于政策和制度问题的讨论？伍晓鹰认为，制度没有办法直接量化，我们的体系是一个生产系统，无法把其他与生产函数无关的变量加进来。制度不可能是其中统计上可以建立的系统性变量。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办法让制度变量直接进来。（伍晓鹰，2023）笔者2016到2023年间，试图将体制因素变量化，并就其安排及其变化嵌入生产系统，实现量化计算，从而解决体制改革或者体制禁锢，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和损害不能量化计算这一经济学上的难题。
中国渐进转轨的特殊体制和长周期过程，给国内外经济学界，特别是对中国学者提出了必须要解答的这样一些问题：如何解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奇迹的来源，如何分析中国2011年以来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原因，中国未来10到15年还能有中高速增长的潜能吗？国外一些学术研究机构和经济学者使用前述的几大算法分析，大多都认为中国未来不可能再有中高速增长的可能，速度大体在1.5%到2.5%的区间。当然，国内有许多经济学和政策研究机构认为，体制改革还能够释放各方面的潜能，使中国未来能够保持经济的中高速增长。那么，有什么数理逻辑来证明体制改革与经济增长之间有内生的影响关系，是寻找潜能、安排改革和保证实现中高速增长的关键所在。特别是，只有找出各方面体制改革与经济增长内生影响关系的数理逻辑方法，才能有针对性地制定总体和各个方面的用于实践的改革方案。此篇论文，就这些问题的解决，从方法方面进行一个初步地尝试和讨论。
(本文作者介绍：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主任)
责任编辑：尉旖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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