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光明日报
《师说》写于唐德宗贞元十八年(802年),韩愈时任四门博士。文章中所谓“师”,既不是指各级官府的学校老师,也不是指“授之书而习其句读”的启蒙教师——唐人并没有否定这样的断文识字的教师,而是指学有所成,能够“传道受业解惑”的人。这种老师的标准很高,不仅满腹经纶,而且要是“闻道”者,所谓“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韩愈既以这样的人自我标榜,也以好为人师而著称。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说:“由魏晋氏以下,人益不事师。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柳河东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541页,下略)这也充分说明,“师”不是普通的老师,而是有特指的。
与此相关的是对“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的理解,人们通常认为:“老师,是借以传授道理、教给学业、解除疑惑的人。”这一句揭示的是老师的职能。其中,“道”为孔孟之道,“受”通“授”,“业”指儒学经典。这种诠释出自曾国藩:“传道,谓修己治人之道;授业,谓古文六艺之业;解惑,谓解此二者之惑。韩公一生学道好文,二者兼营,故往往并言之。”(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48页,以下只标页码)还有一种说法来自吴小如先生,他在《读韩愈〈师说〉》中提出:“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承首句“古之学者”言之,言学者求师,所以承先哲之道,受古人之业,而解己之惑也。并不是传道于人,授业于人,解人之惑也。(吴小如《古文精读举隅》,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87页)这两种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究竟如何正确理解,不可不辩。
韩愈以廓清佛老思想和恢复建立儒学道统为己任,他在《原道》中说:“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20页)韩愈俨然以继承道统者自居,他第一次总结了中国古代文化思想的传承,他把道统上溯到尧舜禹和周公,说明他建立的道统源远流长。因此把韩愈所传之道仅仅看成是孔孟之道,恐怕不全面。韩愈在《进学解》中,借诸生之口说:“先生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即诸子之书)。”(51页)这就说明韩愈提倡以儒家为主,旁采百家。他在《送孟东野序》中,肯定孟轲、荀子外,也肯定墨子、庄周、屈原、张仪、苏秦等:“庄周以其荒唐之辞鸣。楚,大国也,其亡也,以屈原鸣。臧孙辰、孟轲、荀卿,以道鸣者也;杨朱、墨翟、管夷吾、晏婴、老聃、申不害、韩非、慎到、田骈、邹衍、尸佼、孙武、张仪、苏秦之属,皆以其术鸣。秦之兴,李斯鸣之。汉之时,司马迁、相如、杨雄最其善鸣者也。”(261页)韩愈在《答侯继书》中,自述学习态度:“仆少好学问,自五经之外,百氏之书,未有闻而不求、得而不观者。然其所志惟在其意义所归。”(184页)可以看出韩愈兼收并蓄的胸怀。《进学解》中的“上规姚姒,浑浑无涯”,《师说》一文中的“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也可看出韩愈的视野较宽。
曾国藩的解释还有一个不足就是把“受业”理解为“授业”。上海辞书出版社的《古文鉴赏辞典》在《师说》的注释中就把“受”看成通“授”。在《唐宋八大家鉴赏辞典》中,直接把“受”改成“授”。(《唐宋八大家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21年版,第28页)这值得商榷。其一,从版本看,宋朝末年廖莹中的世采本《韩集》,近代古文名家马其昶及其长孙马茂元教授整理的《韩昌黎文集》用的是“受业”而不是“授业”。坊间的本子不应该擅自改动古人版本。其二,“受”不是“授”的通假字。“授”是“受”的后起加符字。“受”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解释道:“受者,自此言。受者,自彼言,其为相符一也。”(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中国书店2011年版,第580页)“受”本身包含接受和给予两方面意思,也就是所谓施受同辞。即你施与我,对我来说是接受,对你来说是授予。古字形上面是爪即手,下面是又,亦为手。中间部分即接受和授予的东西。“授”与“受”不是通假!哪有后起字借古字的道理?何况,在《师说》中,韩愈是把“受”与“授”分开的。文中有:“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这里用的是“授”,即教授学业之意。开头的“受”不能解释为“授”是很清楚的,解为“接受”,也不准确。“受”在这里只能解释为习学。这种用法在唐以前常见,比如汉朝刘歆《移书让太常博士》:“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晁错,从伏生受《尚书》。”晋朝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序》云:“左丘明受经于仲尼。”唐朝李延寿的《北史》卷五十八《齐炀王宪传》:“少与武帝受《诗传》,咸综机要,得其旨归。”这几句中的“受”都是学习的意思。“受业”即学习古文六艺经典。而在领悟修己治人之道和学习经典过程中,必然有疑惑,“解惑”也就是曾国藩所说的解此二者之惑。因此,“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正确的理解是:作为一个教师,自己要肩负起复兴道统的责任,学习古文六经之业,解决求道和学习过程中出现的疑难问题。细心的读者可以看出,韩愈在《师说》中,只强调了老师有“道”可传,并要解“道”的疑难问题,而对于“受业”并没有展开,原因是“受业”是老师自身的要求,还有,“受业”本身也是一种求道的过程,因为在古人看来,修身也是一种知识学习。所以韩愈在行文时,对于“受业”并没有展开。“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这一句其实讲老师的标准和要求,文章提出的是跟从谁学习的问题。
韩愈写《师说》,与他当时在政治文化中心长安任四门学官有关。登门或致书向他请教的人不少,韩愈将自己的文道观告诉他们,并且劝诫他们要重视修身。在这些求教的人中,有晚辈,也有年长于他的。对此,韩愈提出这样看法:“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对于向他求教的人,他一律视为弟子,而一般的人往往以“人之患,在好为人师”为戒,不以师自居。比如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就提出“取其实而去其名”,即可以帮助对方,但是不敢以师自居。而韩愈却不回避老师、弟子的名分:“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韩愈的行为引起当时耻于从师士大夫们的不快,一些人甚至对此相聚而骂,视韩愈为狂人。韩愈在骂声中觉得有必要整顿师道,于是,在好古文的李蟠向韩愈执弟子之礼的时候,写下《师说》,对当时耻于从师的陋习挑战。这也引来了更多的忌恨。在唐德宗贞元十九年十一月三十日,他为监察御史时,上《御史台上论天寒人饥状》,十二月九日就被贬阳山。贬官的命令一下,即刻上路,连安顿家小与妻子告别的机会都没有。韩愈在《赴江陵途中寄赠王二十补阙李十一拾遗李二十六员外翰林三学士》中回忆:“中使临门遣,顷刻不得留。病妹卧床褥,分知隔明幽,悲啼乞就别,百请不颔头。”(方世举撰,郝润华、丁俊丽整理《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60页)这是多么凄惨!对于韩愈被贬的情形,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说:“居长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东,如是者数矣。”认为朝廷对韩愈如此严苛,除了得罪当时京兆尹李实外,也与他好为人师的骂名有关。柳宗元在韩愈被贬阳山时,为监察御史里行,对于朝中内幕,应该很清楚。柳宗元的判断是可信的。
(作者:李建明,系厦门大学嘉庚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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