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益平：新阶段的重要变化与未来建议

　　意见领袖丨黄益平

　　北大国发院和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组成联合所做的研究成果形成《中国2049》一书，指出未来增长模式将发生转变，过去40多年支持中国增长的这一套习以为常的做法，将来很难持续。增长模式转变的核心是，要从过去低成本水平优势基础上粗放式的增长，走向创新驱动式增长。

　　我国当前的新质生产力发展集中体现在“新三样”上，面对遇到的困难，除了积极支持国内需求增长，在国际经济政策层面有三个方向可以考虑，一是坚决维持多边、开放的国际贸易与投资机制；二是鼓励国内的一些企业走出去，到国外市场去投资，减少国内产品出口的压力；三是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考虑实施“全球南方绿色发展计划”。

　　其中，“全球南方绿色发展计划”能够实现三个目的：

　　一是可以在资本项目还没有完全放开的情况下，帮助一些金融工具“走出去”，包括利用数字人民币以及发展跨境金融业务等。

　　二是在帮助发展中国家推动绿色转型的同时消化一部分国内的过剩产能，让我国的“新三样”产业持续走在全球行业发展的前列。

　　三是成为经济发展一项重要的宏观政策。在地缘政治矛盾日益突出的今天，中国在国际上多交一些朋友，多找一些伙伴，本身就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本文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黄益平在2024年6月12日主办的2024中国企业竞争力年会开幕主论坛上的演讲整理。）

　　如何认识新阶段的重要变化？

　　根据中美两国智库专家的共同研究，中国在新的经济发展阶段有三方面的变化非常值得重视。

　　第一，成本优势变化。中国的成本水平提高，低成本优势不再，想要继续依靠低成本优势发展的产业会变得越来越困难。

　　第二，国际市场环境变化。过去40多年，我国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是依托全球化的世界经济环境。出口和直接对华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但现在这两方面的拉动面临越来越大的困难。

　　第三，人口结构变化。人口老龄化带来巨大挑战。

　　除了这三方面，数字技术、绿色发展等也是正在经历的重要变化。这些重要变化意味着我国当前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阶段。

　　要做出怎样的改变，才能保持持续的增长？这也是《中国2049》这本书想要回答的问题。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这本书的结论，那就是：未来增长模式要发生转变。过去40多年支持中国增长的这一套习以为常的做法，将来已经很难持续。

　　要转变增长模式，必须更多地靠创新、靠国内市场、靠数字技术、靠改变现有政策。增长模式转变的核心是，要从过去低成本水平优势基础上粗放式的增长，走向创新驱动式增长。

　　因此，创新变得越来越重要。这样的提法与新质生产力的关联度也很高，因为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就是科技创新。

　　如何提升创新能力？

　　对于创新驱动型发展，如果要落实到一个简单的指标，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就是要提升总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学者而言，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关注总要素生产率，想要提高总要素生产率，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就是创新。

　　过去几十年，我国在国际上最有竞争力的是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制造品。然而近年来，因为低成本优势不再，我国这方面的竞争力已经慢慢褪去。国际上有很多知名经济学家对此十分关注，比如美国前财长萨默斯，他曾提出一个疑问，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房地产拉动经济增长的时代过去后，中国能否形成新的推动经济增长的产业？

　　对于中国的创新能力，国际上也存在一些质疑声音。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Michael E.Porter）是研究国家创新能力问题的权威专家。波特教授认为，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由两大类因素决定，第一类是对研发活动的投入，包括科研人员的配备和研发资金的投入等；第二类是研发投入产出比。

　　迈克尔·波特列出了一些影响创新效率的因素，其中跟我国当前面临的挑战高度相关的是下面两个：

　　第一个因素是国家开放度。

　　当前我国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市场和国际环境与过去已有很大不同。在诸如美国“小院高墙”这种复杂的国际环境中，保持开放度对创新而言格外重要，固步自封则难以保持高水平的创新。

　　举个简单的例子，过去不管出口多少产品，没人觉得有太大的问题；现在刚刚开始出口一些“新三样”，某些国家就很敏感。

　　在这样的背景下，要培养创新能力，必须深刻认识到继续保持开放的重要性。毕竟美西方国家仍然掌握着世界上大部分的先进知识和科技，如果因为对方出台一些限制措施就从此拒绝再打交道，这可能引发更大的问题，影响甚至阻碍我国科学技术的进步。我国当然可以集中国内的力量攻关重大科研问题，但客观地说，当今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完全依靠自身的力量攻克所有的科学难题，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宣称掌握所有的前沿技术。所以，开放度是一个十分关键的变量，在地缘政治矛盾日益突出的今天，充分认识到这一点，至关重要。

　　第二个因素是民营部门的活力。

　　对于民营企业的创新能力，大家都非常清楚。目前该如何提升并保持企业家的信心，尤其是民营企业家的信心，确实是一项重要挑战。

　　2022年，伦敦政经学院的两位学者曾专门比较和总结了欧洲、日本、美国和中国知识产权在前沿技术领域里的占比。结论是，如果只看数量，中国的提升速度非常快，在很多领域已经超过日本、甚至是美国；但如果考虑到质量，我国的实力其实没有那么强。尽管如此，仍然可以看到，过去十几年间我国创新能力的赶超，特别是逐渐逼近前沿的态势非常明显。现在关键问题是能否保持住这样的势头。这方面我们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也不小。

　　美国财长耶伦来国发院讨论的主题之一是产能过剩，她认为中国的过剩产能会冲击国际贸易秩序，会影响美国的产业结构和就业。但在不到一年以前，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访华时曾表示，她在欧美媒体上看到的所有关于中国经济的评论，都说中国经济不行了。雷蒙多的话和耶伦的话前后对比，是非常有意思的变化。

　　在我看来，这两种观点都不准确。但从积极的方面看，美国官员的态度出现这样的变化，与不同官员个人的认知和态度有关，也从侧面说明我国在一些领域还是形成了一些竞争力。中国的“新三样”不仅让国人自豪，也聚焦了全世界的目光，这至少说明我国还是做对了一些事情。

　　如何理解新的产能过剩问题？

　　所谓过剩产能，简单说就是供给超过需求。从学术上看，这确实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假设不考虑出口，只看国内，在一些领域有没有过剩产能？我认为肯定有。长期看，宏观经济失衡，供给超过需求的可能性一直都存在。还有一种情况是，如果投资多消费少，今年投下去的资金，明年形成了产能，倘若最终需求不够多，也会产生过剩产能。所以，过剩产能问题在国内是长期存在的，不是今天才有。

　　现在我们谈论的过剩产能，和过去有什么差别？

　　主要在于，过去我国把过剩的产品出口到国际市场，没有引起太大反应。所以，就算每年我们都存在过剩产能的问题，可以通过出口消化。很多企业家确实也是这么认为的，只要能卖得出去，只要有市场，那就不算过剩。

　　而今天的产能过剩为什么具有复杂性？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地缘政治矛盾日益突出。西方一些政客认为只要存在潜在影响，他就会拿中国的产能做文章，那么我国所面临的国际市场环境就不会像过去那么友好。而且，我国已经从小国经济转变为大国经济。小国经济和大国经济有什么差别？主要看增加或减少进出口的量时会否影响国际市场的均衡。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大国“卖什么，什么就变得便宜；买什么，什么就变贵”，这是大国经济一个典型的特征。过去我国的进出口对国际市场的影响不太大，是因为当时的经济规模还比较小。现在我国已经发展到大国经济阶段，如果这时候还像过去那样大量地向国际市场出口产品，确实会影响国际市场的均衡。一些国家对此深感忧虑，我认为这个问题值得引起重视。

　　这也正是为什么我国一直以来想尽一切办法要实现宏观经济总体平衡，减少失衡。这既是一个很重要的宏观经济目标，也是一直努力的方向，但未来可能还有一段路要走。

　　第二个原因是，尽管我国今天做成了“新三样”，是一件好事，但同时也提出了一个疑问，中国如此大的一个国家，为什么只有“新三样”？既然已经进入创新时代，理应涌现出新的三百样、三千样、三万样才对。现在大家都一股脑地到这三个领域里去，这个问题也需要反思。

　　从企业家的角度看，可能比较容易出现这个状况。有些产业需要升级换代，成本提高后，过去的老本行已经难以为继，需要寻找新出路。有些领域本来做得还算红火，但这几年受到新的监管政策的影响，看起来前途变得不太明朗，所以企业家希望寻找一些新的出路，这很容易理解。最后大家殊途同归，在“新三样”领域看到了几大突破与政策支持，于是一拥而上。

　　在政策层面应该进行一些反思和改进。国家为支持大家多做新能源产品，给予了一些产业政策层面的支持。政策对创新大力支持肯定没问题，但是从理论上来说，支持的重点应该放在克服技术瓶颈方面。只要能克服技术瓶颈，相信市场和企业家有能力自己解决其他的问题。然而目前的情况是，很多地方政府都想为支持新能源产品出力，有些工厂即便做得不算好，在中国大地上总能找到愿意接受并支持它的地方政府。这是有问题的。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支持产业发展的重点应该放在克服技术瓶颈上，而不是简单地支持大家用已有的技术做产能复制。产业政策很重要，但关键是要支持技术创新，而不是同类产业的简单复制。

　　消费和投资孰轻孰重？

　　宏观经济失衡的问题如果不解决，产能过剩会一直存在。过去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产能过剩，比如服装、玩具等，后来发展到一些家电行业，再后来是钢铁、氧化铝、水泥等很多行业。

　　总体看，这些出现过剩的行业是投资多、消费少。这个问题需要改变。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经济增长靠投资驱动，后来有学者提出要从投资驱动型增长转变为消费驱动型增长。对于这个观点，经济学界的看法很不一致，有的经济学家认为应转向消费驱动的增长，有的则坚持认为，真正能驱动增长的还是投资。

　　也许，究竟增长是由投资驱动还是由消费驱动，可能并没那么重要。最重要的是，投资和消费之间要有一个相对合理的比例。因为，如果大家只消费不投资，增长很难持续，过去美国其实就是这个问题；同样，如果只投资不消费，也会引发很大问题。投资最终要转化为产能，一旦形成了产能但产品卖不出去，投资就无法收回，那么既可能造成过剩产能，也会影响持续增长。

　　因此，提振消费是一个很清晰的思路，不必花太多的时间去争论消费和投资到底孰轻孰重，最关键是部门之间要达成相对合理的比例。过去比例失衡，靠国际市场来实现平衡，现在变得很困难，因为我国已经变成大国经济。

　　消费的重要性是不言自明的。毕竟发展经济的最终目的是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增加人民群众的消费，才能消费掉那些生产环节产生的产品。如果老百姓没钱，只是一味地消费，这恐怕谁也做不到。因此，在投资和消费之间追求一个合理的比例，是从今天开始就必须努力做到的。

　　目前看，我国的政策似乎更擅长支持投资和供给，在支持消费方面似乎不那么擅长。今年出台了一些新政策，比如消费品以旧换新，这些都是好政策，也发挥了很大作用。但以旧换新这件事情，有时候管用，有时候不太管用，如果老百姓本来就在削减消费开支，那可能效应就会大打折扣。另外，政府对于给老百姓发钱这件事，保留态度还是非常明显的。倒不是建议现在政府大范围地发钱，但这件事情值得进一步思考。许多官员不太赞成给老百姓发钱，无非是担心养懒汉、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发、疑虑老百姓拿了钱不花怎么办以及不同的人群各发多少，等等。但实际上着都是技术性问题，是可以克服的。而且即便有些微观层面不是很完美，也不是大问题，毕竟发钱的目的，一方面是改变老百姓的生活，另一方面是增强总需求，企业有了订单，就可以扩大生产、雇佣工人、增加投资，经济增长就有了加速的可能性。

　　只有消费崛起了，经济增长才可以得到持续。倘若消费一直低迷，老百姓生活水平改善不明显，经济发展何来澎湃且持续的动能？消费者、生产者、投资者反而容易落入一个预期的恶性循环。

　　也许可以考虑改变政策思路，大张旗鼓地，理直气壮地支持消费的提升，提升消费就是提升供给，也是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当然，“刺激”消费不能只是给老百姓开空头支票，作为宏观政策的一个部分，政府应该实实在在地把真金白银开支出去，无论是提高社保水平，还是做实城市常住居民的福利待遇，或者就直接给老百姓发钱，这样宏观经济势头才有可能真正止跌回升。

　　关于未来的建议

　　在可预见的未来，完全消灭宏观失衡，可能性也不是很大。宏观经济平衡，失衡，再平衡，总是需要一个过程。这可能意味着贸易顺差和经常性项目顺差会维持一段时间。过去的四十多年一直存在顺差，很多东亚国家也是如此，这似乎没什么问题。

　　然而，我国现在已经是大国经济，此时还有这么多顺差，这可能会慢慢成为一个问题。在贸易对手看来，贸易顺差意味着我国总是卖给他东西，但又不买他的东西。美国人认为中国“抢了美国的就业机会”。这些说法相当偏颇，但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大国经济的持续顺差会面临更大的困难和挑战。我国在历史上曾经有过教训，鸦片战争前，我国对英国的出口非常强劲，主要是茶叶、丝绸和瓷器，但进口很少，这样就导致英国大量的白银和黄金源源不断地流向中国。英国人很不开心，就试图通过向中国输出鸦片来平衡贸易，最后爆发了鸦片战争。同样，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出口非常强劲，引发了美国的不满，最后也触发了严重的贸易冲突。

　　当前我们对170多个国家都有贸易顺差，长期看，我们需要认真对待这个问题。虽然短期内很难很快解决顺差，但我国可以和贸易伙伴开展经济合作，比如做一些投资和援助，开发一些联合经济发展的机会。

　　我国当前的新质生产力发展集中体现在“新三样”上，这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但也确实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怎么办？除了积极支持国内需求增长，在国际经济政策方面有三个方面的策略可以考虑，一是坚决维持多边、开放的国际贸易与投资体制；二是鼓励国内的一些企业走出去，到国外市场去投资，减少国内产品出口的压力；三是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考虑实施“全球南方绿色发展计划”。

　　“全球南方绿色发展计划”的思路是受到二战结束时美国实施的马歇尔计划的启发，美国斥巨资支持欧洲国家重建、复兴，最后达到了利人利己的效果。目前看，我国“新三样”的主要市场在欧美，但欧美市场面临的困难变得越来越多，不确定性越来越大。在这样的情况下，建议把目光更多地放到全球南方国家，也就是发展中国家。新能源产品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极具价值，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绿色转型的任务，需要新能源产品。这些国家没有技术，缺乏资金，凭借自己的力量很难生产出新能源产品。“全球南方国家绿色发展计划”可以使用商业性工具、政策性工具、甚至直接援助，支持全球南方国家绿色转型和经济发展。这样做的好处是多方面的，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长期贸易顺差对我国的发展不利；短期看也需要海外市场消化产能。

　　除此之外，我认为这样做还可以达到以下三方面目的：

　　1．  可以在资本项目还没有完全放开的情况下，帮助一些金融工具“走出去”。这可以包括利用数字人民币，让人民币走出国门，提升其国际化的程度。国内的一些金融机构也可以积极发展相应的跨境金融业务。

　　2．  帮助发展中国家推动绿色转型，这是全世界公认的站在道德制高点的事情。发达国家虽然整天把绿色发展挂在嘴上，但并没有多少发达国家真正掏钱，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绿色转型。如果我国能够这么做，将是一件具有世界意义的工作，同时还能帮助消化一部分国内的过剩产能，让我国的“新三样”产业持续走在全球行业发展的前列。

　　3．  成为经济发展一项重要的宏观政策。比如我们通过财政和金融的手段增加需求，这个需求既可以在国内，也可以在国外，这样也就有利于实现国内宏观经济的平稳。这一点如果能够做好，对于我国一向倡导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使命将会非常有利。在地缘政治矛盾非常突出的今天，中国在国际上多交一些朋友，多找一些伙伴，这本身就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本文作者介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