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柠｜在世界史的动线上复盘近代日本的发展轨迹|世界史_新浪财经

《联动的世界史：19世纪世界中的日本》，[日] 南塚信吾著，张尧彦译，上海文化出版社2024年7月出版，224页，58.00元

日本的历史研究，历来分三块，即国史（日本史）、东洋史和西洋史。这种学术“传统”虽说是其来有自，细究起来却是近代的产物。从幕末到明治初期，一些志在“入欧”的日本学者通过西人用英文撰写的万国史教本，来理解西方和日本所处的亚洲的历史，形成了日人最初的泰西史和东洋史的学术框架。在“近代日本的黎明期”刊行的若干种历史读本，如《泰西史略》（手冢律藏著）和《万国新史》（箕作麟祥著）等，均为这类著作。

回过头来看，既移植西人的历史叙事，便意味着接受西方史观，欧洲中心主义自不待言，连种族论也一并拿来，的确是万国史时代日人泰西史的局限。严格说来，就连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在其《文明论概略》中所呈现的世界观，那种所谓“文明与野蛮”的二元对立本质主义思维，也未溢出那种认知框架。对此，明治后期的东洋历史学者，开始意识到在世界史的观念框架下重新审视历史的必要性：如历史学者、曾受聘于京师大学堂的坂本健一质疑以往的万国史“地域大抵限于泰西，存在雅利安以外之民非人、欧美以外之地非国的观念”，另一位史学家高桑驹吉则认为，“完整的世界史应始于东西两洋并叙”。

至此，万国史全面升级。1900年以后面世的万国史读本，更准确地把握了欧亚大陆和非洲的历史，且在展开东亚论述时会结合日本的历史，日人对世界的认知进入世界史时代。上述两位史学家，也都在那个时期推出自己的史学著作：1901年，坂本健一在博文馆出版两卷本《世界史》；高桑驹吉则先后于东亚书院和金刺芳流堂出版了两种世界史读本，《袖珍世界史要》（1903年）和《最新世界历史》（1910年）。这些出版物，均代表了“黎明期”之后日人进阶版的世界认知水准，一时纸贵洛阳。

明治末年，出于日俄战争后，大陆政策拓展的战略需求，日本正式在国立高等教育机构设立东洋史学专业（京都帝国大学于1907年，东京帝国大学于1910年），东洋史研究步入行政轨道，遂有后来以桑原骘藏、内藤湖南等学术大咖为代表的“京都学派”的中兴。而东洋史的学术繁荣，客观上又促进了日本的西洋史和世界史研究，尽管世界史始终未能在日本彻底“复权”——被冠以“世界史”的出版物远不如“西洋史”更流行，遑论西洋哲学史、西洋艺术史、西洋建筑史等子部类。

不过，流行不等于研究，也并不一定意味着学术的普及。事实上，泰半由于孤悬海上、偏安一隅的地理环境所致，日人对外部世界有种近乎本能的渴求，其强烈程度远超其他国族，一个具体表现就是“情报控”：从历史文化、政经社会到世道人心，关于异域，不存在“冗余”信息，只有未悉的新知。就世界史的普及度及其在精英阶层的认知浓度而言，日本是相当高的。这既与国民的识字率和教育程度有关，也与日本在国际社会中的定位，特别是知识分子的问题意识有关——日本的近代，是一个牵涉面既广且深的问题，当然不仅仅局限于日本史。

在一些大学主办的历史悠久的市民公开讲座中，世界史一向是最受欢迎的内容之一。B站上有一档教程，原本是东京大学教养学部的本科生通识课，由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羽田正等五位教授轮流主讲世界史，总题目叫做“关于‘世界史’的世界史”。“越境”上网公开后，竟粉丝如云，俨然成了网红课。上世纪七十年代，大报《每日新闻》社利用其海量的新闻摄影档案，出版了一套卷帙浩繁、脍炙人口的图片当代史——《一亿人的昭和史》。除了主系列的皇皇十五卷，还包括两个子系列：一是《世界史之中的“一亿人的昭和史”》（六卷），二是《日本殖民地史》（四卷）。可以说，两个子系列都是外部视角：把一部日本现代史置于世界史的容器中，在国际大背景中凸显了日本现代史的某些关键性节点，多了一个维度，从而使历史看上去更立体、更丰满。

如前者，六卷本的书名本身，便勾勒出日本现代史与东亚地缘政治和世界史的关联：《俄罗斯革命与大正民主（大正元年-15年）》（一）、《从世界大恐慌到满洲事变（昭和元年-7年）》（二）、《二·二六事件和第三帝国（昭和8年-11年）》（三）、《从日中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昭和12年-15年）》（四）、《太平洋战争和纳粹的毁灭（昭和16年-20年）》（五）、《东西方对立与朝鲜战争（昭和20年-27年）》（六）。这套图片史，一直是我的爱读本。笔者的另一种案头工具书，是《日本史&世界史年表》（NHK出版）。虽说是历史年表，但体例颇复杂：每页从上到下分成两部分：日本的动静和世界的动向；各部分又分别由大事记、历史事件小专栏、历史人物关系图、地图和历史照片等内容构成，重视觉性。直观地呈现了幕末、维新以降的百年史，可按时间线查阅，极其方便。以我长年浸淫日本历史类出版物的直觉来说，在日本史叙事中有机地勾连世界史，打通“国内小气候”和“国际大气候”之间的区隔，在贯通、流动的气场中复盘历史，确实是近年来日本学术界着力的方向。

这本《联动的世界史：19世纪世界中的日本》（以下简称“世界史”），正代表了这种学术努力。此书的日文版，2018年由岩波书店出版。作为“日本之中的世界史”书系（全七卷）的起头卷，聚焦从幕末到明治维新后的时段（1840-1910），尝试发现日本与世界的“联动”，进而从中复原新兴明治国家成立的历史轨迹。

当然，这种尝试并非基于新发现的史料，而是基于一种新的历史叙事。英国史学家E. H. 卡尔说：“历史学家的主要任务不在于记录，而在于评价。因为，假如历史学家不评价，他又如何知道哪些东西值得记录呢？”评价意味着建构一种历史叙事，而新的历史叙事则须建基于某种价值框架之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克罗齐宣称：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克罗齐的思想深刻影响了英国思想家柯林武德。后者在其史学名著《历史的观念》（The Idea of History）一书中说，历史所关注的既不是“过去本身”，也不是“历史学家对过去的思考本身”，而是“这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因为“历史学家所研究的过去并不是死气沉沉的过去，而是在一定程度上仍旧活跃于现实生活中的过去”。反过来说，假如历史学家不能理解一个过去行为背后所隐藏的思想，那么这个过去的行为就是无生命的，对历史学家来说是无意义的。据此，柯林武德断言，“一切历史是思想史”，从而把克罗齐的论断又往前推进了一步：“历史就是一个对这种思想的历史进行研究的历史学家，以自己的观念重新加以组织的过程。”

柯林武德历史哲学的核心是“关系”，所谓历史的思想史意义，是从过去和历史学家对过去的思考的关系中浮现的，而关系同样也是这本“世界史”的重中之重。不同的是，柯林武德的关系中有鲜明的主体性（历史学家）；可同样的主体性，在“世界史”的关系中，似乎退到历史的后台。但退到后台，不等于退场，有能力将各路错综纷繁的关系依一定的逻辑线索加以串联、编织、重构，且不以伪史来欺世、玩世者，只有历史祭司（史学家）——历史研究的确是一种志业。

“关系”也是黄仁宇大历史观的关键词之一。他有本文集，书名就叫《关系千万重》，其中写道：“我所谓历史，属于人类及其生活之领域能为逻辑所操纵，亦即当中有各种关系之存在。”换言之，不能脱离关系谈历史，能为逻辑所阐释和驱动的关系，才是构筑历史的砖木。在这种“关系史观”的视域中，连日本史和世界史的边界都变得模糊、暧昧起来，很大程度上打通了从国别史、区域史到全球史的藩篱。因此，历史学者、同为“日本之中的世界史”丛书作者之一的小谷汪之认为：

任何社会、民族、国家的历史都不是脱离外部事物完全从内部发展而来的，而是通过与其他社会、民族和国家之间缔结各种关系，在这些关系的综合作用下发展起来的。将社会、民族、国家之间的相互作用视为外在因素，只从各个社会、民族、国家的内在因素来探讨历史发展的方法，是支持日本史和世界史的基础。

这本“世界史”就其文本所描绘的时段而言，大致相当于日本帝国前期史。它并不以一国一地为中心，而是力求在十九世纪的国际关系中发现“日本的世界史，世界史中的日本”，旨在凸显一部“去中心化的世界史”。在这部以“关系”为经纬编织的世界史中，不时会出现“潮流”“联动”“本土化”等关键词，这正是此书之不同于通常世界史叙事的特性，也是其独到的历史分析方法：

世界各地在相互关联的过程中，以各种各样的形式“互动”，使世界历史的主导“潮流”不断蔓延，并按照当地的方式“本土化”。不同地区的历史也因此而“联动”起来。

这些主导潮流包括军事制度、学术制度、国家和边界的概念、外交和条约的概念、宪法理念（包括选举和议会制度）、民族和民族主义、殖民地分割理论和殖民地统治方式，等等。当然，这并不是全部。这些潮流传到各个地区，为了适应当地的条件接受了“本土化”，同时“本土化”的还有“潮流”连带的各种问题。

不过，这种世界观迟早会面对一种道德诘难：所谓“潮流”的“本土化”，难道不意味着“欧洲模式”的一方通行？对此，作者早有预案，并在逻辑上予以回应：

仔细想想，这种看似欧洲式的“潮流”，实际上很多时候是对亚洲动向的一种反应，或者是以牺牲亚洲为代价产生的。例如，工业革命是在亚洲纺织品的威胁下发生的，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是在亚洲局势持续紧张，欧洲趋于和平的背景下奠定了基础。……其中一部分（潮流）即便不是从亚洲反向输入，也是在与亚洲的接触过程中于欧洲形成、转化和加工而成的。可以认为，那些看似欧洲的固有的“潮流”，是在整个世界的“联动”中产生的。

这里，“联动”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关键表述：不同区域之间的相互诱导、不同关系之间的交互作用，靠的是联动。不仅地区和国家间外交政策的执行，需依赖联动，“外交与内政一直是联动的。也就是说，在一般情况下，外交上的问题并非仅仅通过与外国的交涉就能完成。国内党派之间在外交方针上的分歧必然会影响到内政”。

除此之外，还有所谓“橡胶气球”理论：“就国际关系而言，整个世界就像一个‘橡胶气球’，如果某个地区的紧张局势加剧，那么其他地区的紧张就得以缓和，而某个地区局势缓和，那么就会有另外的地区局势紧张。”这原本是历史学家江口朴郎在战后初期提出的观点，在本书中被引申为帝国主义论，用来形容世界不同地域之间的“有机”互动；在对列强角力、争夺殖民地的国际权力场的评价中，则导入了民众运动的维度——也是一种“关系”。

对中国读者来说，这种分析方法确实耳目一新。如对幕末开国的解读，日本史教科书上的公式说法，是以佩里“黑船”来航为标志的美国炮舰外交（所谓“外压”）的结果。可“世界史”却告诉我们，因1853年的克里米亚战争，欧洲局势空前紧张，列强无暇东顾，客观上造成了东亚地区的缓和。幕府统治者审时度势，充分认识到日本的弱国处境，慎重做出了开国的抉择。但随后即确立了与诸列强“等距离外交”的战略，变“消极开国”为“积极开国”，同时顺应外交、通商、条约等世界史的“潮流”，并推动其“本土化”，进而为我所用……这种分析框架从根儿上颠覆了传统的所谓“冲击-反应”认知模式，显然更契合日本近代的射程，似更富于解释力。

最后，请允许我扯两句题外话——关于“世界史”的阅读感受。这本书的篇幅虽然不大，信息密度却极高，且由于打破了日本史和世界史的边界，对读者的史学素养和逻辑训练有一定的要求。但惟其如此，阅读此书是一个持续烧脑的旅程。因知识点过度浓密，且不同部分之间链接频密，似乎不大支持“一目十行”式的速读。如能每天读上几页到十几页，边读边思考，一路读下来且不放弃的话，那感觉还是相当美妙的：如乘游轮浮于海，你站在甲板上远眺风景，时而确认手中的海图。视界中的海岸线、岛屿和海图相互提示，游轮仿佛沿着世界史的动线航行。而游轮尾部拖曳出的长长的水线，宛若近代日本的发展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