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道申遗　考古先行——专访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教授，南方科技大学客座教授高大伦

四川在线记者　张斌

古蜀道既是重要的文化遗存，也是中华文明对世界产生重要影响的历史见证。自2005年以来，四川考古工作者对蜀道系统地进行考古考察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同时，随着近年来蜀道关注度增长，“重启蜀道申遗”呼声渐高。

7月8日，蜀道研究成果发布暨专家学者蜀道行活动在广元昭化古城举行，作为曾经参与蜀道考察、蜀道申遗的考古学者，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教授，南方科技大学客座教授高大伦漫谈蜀道考古、蜀道申遗。

蜀道，即由秦入蜀之主干道。起点在今天的西安，终点在成都。它以汉中为关键节点，往北有褒斜道、子午道、陈仓道、傥骆道；向南主要有金牛道、米仓道、阴平道、荔枝道四条。

为何要进行蜀道考古？蜀道考古与蜀道申遗之间又是什么关系？

高大伦从考古实证角度分析，蜀道作为一条连接中国南北交通大动脉，在历史上对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作用是巨大的。“‘蜀’第一次见诸记载是在陕西周原甲骨上。成都平原的大量考古发现也证实，西周后巴蜀和中原联系更为紧密。”

然而，一方面由于漫长的历史原因，古蜀道历经多次兴废，许多路段几经改道，如今已难觅踪迹，所以要经过田野调查才能清晰确认；另一方面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我国古道在南方多为泥土路，北方多经沙漠草原，加之年代久远，一些文化遗存已深埋地下，需要经过考古调查与发掘，方能一窥原貌，进而判定其历史文化价值。

位于金牛道上的千佛崖广元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供图

此前，高大伦就明确提出，蜀道申遗，考古先行。对此，他给出的解释是，丝绸之路、大运河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之前，也是做了大量的考古调查工作并进行了典型遗址的发掘，相关考古成果在申遗文本中占较大比重。此外，秦直道、唐蕃古道等，皆因大量的前期考古工作而大大丰富了古道的历史文化价值。

2005年至2018年，四川考古工作者曾多次考察四川境内文化线路。特别是2012年，来自国内考古、历史、交通、地理等领域的专家们多次参与全面考察古蜀道的学术活动，行程上千里，考察蜀道各类文物点300余处，获得大批新发现。作为参与者，高大伦表示，这些考古新发现年代跨度大，许多是与道路本体相关的重要实证，为蜀道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支撑。

高大伦介绍，通过考古工作者的考古调查，蜀道考古有了丰硕的发现：在金牛道上的梓潼县发现了西汉广汉郡郡治所在，在广元发掘了秦汉墓葬群和唐宋古窑遗址。在米仓道上不仅找到了罕见的石栈遗存、唐代的郑子信修阁道题记、宋代修琉璃关道路题记，还发现了保存比较完整的抗蒙古城小宁城以及数量众多的古桥、古栈道遗迹，大量的明清修桥修路石碑。在荔枝道沿线发现多处多龛唐宋石窟。

高大伦解释，上述考古新发现年代跨度大，许多是与道路本体相关的重要实证，“我们通过行走，也可初步确认蜀道道路走向变化不大，这是因山脉河流走向所限定。”

虽然蜀道走向变化不大，但是蜀道本体大致经历了三次大的变化：第一次是南北朝以前，是以泥道和木栈道为主，所以刘邦能火烧栈道八百里；第二次大约是唐宋时期，许多地方木栈改为石栈，大约也就是李白的《蜀道难》中所讲到的“天梯石栈相钩连”中的“石栈”；第三次是明清时期特别是清代，在许多地段都铺成了石板路。因清初“湖广填四川”实施后，四川人口大增，经济繁荣起来，沿线人们有改善交通条件的迫切愿望。

“作为官道的金牛道本已修造得很宽敞，许多地方也早铺上石板路了，但作为民间道路的米仓道、荔枝道的石板路，多为民间集资或乡绅捐建，故道路桥梁铺设好后，或立石碑，或在石壁勒名纪事。”高大伦说。

近年来，蜀道受到空前关注，作为一名曾经的蜀道考古工作者，高大伦深表欣慰。他认为，蜀道涉及的方面很多，当前的重点应围绕蜀道申遗开展。

高大伦介绍，作为重要的文化遗产，古蜀道凝结了人们的智慧，先民在规划、开拓、修筑道路时，已将审美、理念、认识等精神因素融入其中。古蜀道本为军事而筑路，秦并巴蜀后，它成为秦蜀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加速了中华文明融合的进程。古蜀道蕴含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对其文化价值挖掘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作，需要跨学科、跨行业、跨领域、跨部门的合作。鉴于古蜀道的独特性，高大伦建议关注蜀道要抓关键，应以蜀道申遗为导向，对标世界遗产大会要求，加快申遗前期工作。

对蜀道申遗，高大伦认为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应该抓特色。蜀道的险，是它区别于丝绸之路等道路的一大特色。因此，无论是从申遗还是文化保护的角度，蜀道的山区道路和相关遗存，应该成为关注的重心，突出“险”“峻”等特点，这是蜀道的价值所在。

要突出丰富多样性，同“丝绸之路：长安-天山走廊的路网”、大运河等世界遗产项目相比，目前蜀道考古等只是做了基础工作，相关的道、关、隘、桥、栈等更多丰富信息还有待挖掘。因此，既要加强蜀道本体保护，也要加强对古道相关文物的保护，建立较为完善的蜀道体系。

其次，蜀道申遗应该定准路线走向和时间范围。比如，今天的道路和明代道路有何不同？明代的道路和更早的道路又有何种区分？再比如，道路本体，当时怎么构作的，怎么走向的，有什么特点？这些都需要通过考古调查和发掘。

最后，蜀道申遗不仅应该注意取舍提高命中率，还要发挥制度优势提升沿线人民福祉。“总之，蜀道的保护利用不是建一个大博物馆或全路段开发那么容易，它的保护展示，需要从宏观到微观的多元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