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演达“中国民族”团结思想新探_新浪财经

转自：团结报

　　□陶季邑夏泽平

　　中国农工民主党创始人邓演达的“中国民族”团结思想是其“平民革命”理论尤其是民族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此论题进行探讨，既有助于学术界深入研究邓演达民族思想，又能为我们在新时代新征程继续巩固中华民族大团结局面提供有益借鉴。

　　邓演达“中国民族”团结思想的成因

　　笔者先要说明，邓演达在国共合作时期和国民大革命失败后至牺牲时为止，始终只使用“中国民族”概念。如1926年1月1日，他在《关于游欧的报告》中说：“各国帝国主义者……用阴谋去破坏中国民族的复兴运动。”1930年11月10日在《南京统治的前途及我们今后的任务》一文中又说，我们这些“革命的孙中山主义者”肩负着“解放中国民族”的使命。这两处“中国民族”就是孙中山在1920年11月4日所说中国国内各民族一体化而成的“中华民族”，但孙中山实行联俄政策后还使用“中国民族”概念，并将“中国民族”与“中华民族”换用。如1924年3月2日孙中山在《致全党同志书》中说：“使中华民族与世界所有各民族同立于自由平等之地。”但同日又说：“从前中国民族的道德比外国民族的道德高尚得多。”不过，孙中山在其主持召开中国国民党“一大”提出的“新三民主义”中说：“中国民族自求解放。”邓演达始终坚决支持和拥护此次大会提出的“新三民主义”（季方：《回忆邓演达氏的一生》，梅日新、邓演超主编：《回忆邓演达》，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6页），因而接受了其中的“中国民族”概念。这也意味着邓演达认可了孙中山的看法，即在中国“民族就是国族”。国共合作时期及其失败后，邓演达均主张“中国民族”即“中华民族”加强团结奋斗。这一思想的形成并非偶然，主要是以下三个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一是邓演达所处时代的深刻影响。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军阀割据，战乱频发，国家分裂，又惨遭列强侵略，民族危机严重。在此背景下，抱着救国救民愿望的邓演达主张国内各民族都团结一致，共同进行“新三民主义”的国民大革命，以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国民大革命失败后，中国人民非但没有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苦难境地，反而在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下过着更加悲惨的生活。为此，邓演达同蒋介石集团的反革命行径坚决斗争，主张继续完成孙中山没有完成的历史使命，提出了“平民革命”理论，希望通过“中国民族”团结奋斗来开展平民革命，最终“去统一中国”“造成民主的中国”。可见，邓演达“中国民族”团结思想是当时时代的产物。

　　二是孙中山“中国民族”即“中华民族”团结思想起了明显作用。1920年孙中山说，应把中国所有民族“融化成一个中华民族”，并使之成为“很文明的民族”；中国国民党“一大”宣言中进一步说：“中国民族自求解放”，国内各民族应“平等”结合；“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获得胜利以后，要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其关于国内各民族团结奋斗成为“很文明的民族”和国内民族自由平等联合的思想被邓演达在探索“中国民族”团结问题时所继承和发展。

　　三是邓演达的两次海外考察助推其“中国民族”团结思想的形成。1925年2月至11月和1927年8月至1930年4月，邓演达对国外主要是德国和苏联进行了考察。在此期间，邓演达研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著作，其中涉及民族平等和团结论题，这有益于他归国后投身“复兴中国革命”事业、开展对民族团结等问题的学理探索。此外，国共合作时期，邓演达作为中国国民党左派人士，与中国共产党人亲密合作，彼此信任支持（刘家泉：《记邓演达、宋庆龄在海外》，《回忆邓演达》第270页）。而中国共产党人历来倡导民族平等与团结，反对民族歧视与分裂及压迫，致力于实现民族复兴大业。这无疑对邓演达主张“中国民族”团结奋斗有一定影响。

　　总之，邓演达“中国民族”团结思想是时代和孙中山中华民族团结奋斗思想，以及国外有关进步思想尤其是共产党人相关主张与实践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邓演达“中国民族”团结思想的内涵与特点

　　邓演达“中国民族”团结思想内涵较丰富，主要有以下四方面。

　　其一，国内各民族都应为建立“新国家”而团结奋斗。孙中山逝世后，邓演达坚持孙中山的在中国“民族就是国族”这一思想，主张国内各民族都应团结，共同为完成孙中山未竟之业和中国的复兴而奋斗（梅日新、邓演超主编：《邓演达文集新编》，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3页）。国民大革命失败后，邓演达依然一直号召全国各族人民一起“复兴中国革命”，“解放中国”，将它建成“统一、独立、自由、平等的新国家”。这从一个角度反映当时国内各族人民渴望国家统一和民族振兴。

　　其二，国内各民族要团结在革命的中国国民党旗帜之下。这是国共合作时期，邓演达“中国民族”团结思想的重要内容。此时期中国国民党是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因此，邓演达认为国内各少数民族要想真正获得解放，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就必须团结在革命的中国国民党领导之下。他在1927年3月14日一份政治报告中说：“要确定国内弱小民族的利益，如满、蒙、回、藏，使其团结于我党旗帜之下，有解放的机会。”两日后在对军官的讲话中说，汉族要同国内所有的少数民族结合为一个“共和国”，但须坚持革命的中国国民党领导。必须指出，国民大革命失败后，邓演达组建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主张该党领导全国各民族团结奋斗，但不主张无产阶级领导中国民主革命包括民族团结奋斗（季方：《回忆邓演达氏的一生》，《回忆邓演达》第54页），这显然是错误的。

　　其三，国内各民族团结都须遵循自由平等原则。孙中山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于求中国的自由平等。邓演达对此进行继承。他在1927年3月16日一次讲话中说，汉族同国内所有“弱小民族”的结合须根据孙中山确立的自由平等原则。在邓演达看来，这样，这些民族才会与中国国民党共同进行国民大革命，否则会被帝国主义利用来分裂国民革命力量。这些分析对推动当时国民大革命发展有着积极意义。

　　其四，中国各民族要与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加强团结，共同为消灭世界上的帝国主义和实现世界大同而奋斗。邓演达认为，中国国内各民族和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有着相同的革命目标，即推翻帝国主义统治，使自己民族完全赢得自由。一切被压迫民族是中国国内各民族在反帝运动中应该加以团结的对象。此外，对苏联，“以双方完全平等及不干涉中国革命为限”“与之恢复邦交”。他还认为，中国所有民族与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团结奋斗，将有助于实现人类和平与平等的世界大同。这就丰富和发展了孙中山的新民族主义，在当时极具进步意义，并颇有一定国际战略眼光。

　　邓演达“中国民族”团结思想还颇有特点，主要是他对国内外民族团结奋斗的前景充满着自信心。在他看来，南北封建军阀尤其是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被全国各族人民所仇视，“必然要崩溃”，而他的平民革命遵循“社会进化的法则”。所以，如果有坚强的组织来领导，国内各民族团结奋斗就会胜利，就能解决全国各族人民的要求，实现永久和平与统一。在他看来，帝国主义者已招致世界一切被压迫民族的强烈反抗，中国人民有自信的传统。所以，只要中国革命由中国各族人民“自己去复兴”，那么就能“恢复中国人民自信的活力”，从而进一步促成世界的进步和世界大同的实现。总之，在邓演达眼里，“中国的革命前途，不特不必悲观，而且更比以前猛进”。显然，邓演达“中国民族”团结思想洋溢着自信和奋斗的气息。他并非马克思主义者，但却是一位真诚的民主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乃至不完全的国际主义者。

　　邓演达“中国民族”团结思想的作用

　　首先，邓演达“中国民族”团结思想激励着当时中国人民继续为中国的光明前途努力奋斗。国共合作时期和国民大革命失败后，邓演达鉴于国内外形势，毅然主张“中国民族”应为建立“统一、独立、自由、平等的新国家”而团结奋斗；国内各民族团结都须遵循自由平等原则；中国各民族要与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加强团结，共同为消灭世界上帝国主义和实现世界大同而奋斗；此外，他对国内外民族团结奋斗的前景充满信心。这些思想鼓舞着时人尤其是他的同志们“时刻去”为“打倒反动统治”和“中国民族解放”而“行动”（《邓择生先生被害周年纪念告同志》，毅君编：《邓演达纪念集》，上海书店1932年版，第10-11页）。近代中国杰出政论家邹韬奋1941年11月28日在香港《华商报》发表《邓演达先生的精神不死》一文指出，邓演达主张建立“平民政权”“为着大众福利，努力奋斗到最后一息”，虽然1931年不幸殉国，但对中国政治产生了“大的影响”，“他的同志们却仍能团结不散，继续努力奋斗下去，由一个邓演达产生了无数的邓演达！”他的革命思想包括民族团结以救国救民及其体现的人格精神“永远留在他的同志们的身上”，这些同志们将“继续为着中国的光明前途努力奋斗下去”。

　　其次，邓演达“中国民族”团结思想能为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如何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新中国提供某些参考。如他主张：中国国内各民族在团结时须遵循自由平等原则，反对大民族主义，都为“解放中国”和建立“统一、独立、自由、平等的新国家”而奋斗；对外也要有自信，在加强与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的团结时须坚持独立自主和相互平等原则；“中国民族”在团结时要有集中统一的坚强领导，否则就变成一盘散沙。事实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毛泽东说，“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也就是“走上独立、自由、和平、统一和强盛的道路”；“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世界的大同”等。因此，也可以说，邓演达“中国民族”团结思想中的积极理念和主张对其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建设新中国有一定参考作用。

　　再者，邓演达“中国民族”团结思想对我们在新征程中巩固和发展“中华民族大团结”局面具有一些借鉴价值。如他主张国内各民族团结成一家，共同为统一和复兴中国乃至实现世界大同而奋斗；在坚持自由平等和独立自主原则时，展现对中国和世界革命前景的自信，这对我们当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积极意义。在新征程上，我们要继承尤其是发扬邓演达“中国民族”团结思想中的积极因素，既高举中华民族大团结旗帜，共同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中国梦，又以自信自立的姿态努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者陶季邑系暨南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教授，作者夏泽平系暨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